首诗中有李商隐。
关于《梁父吟》这首古曲所吟唱的内容是什么，古人说法不一。但从古人对它的描述中可以想见，这应该是一首悲慨士不遇的曲子，其调苍凉郁愤。
李商隐在晚年写这首《筹笔驿》，以《梁父吟》扣着一个“恨”字来收结全诗，未必不是指向晚唐权臣压抑才士的现实。因为李商隐自己就在权臣的压制下，无法施展才能，于是就有了后人“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的慨叹。在《筹笔驿》里，李商隐可谓既痛惜了诸葛亮的失败，同时也抒发了自己身世之慨。
《筹笔驿》全诗紧紧扣住一个“恨”字，感人至深。更关键的是诗中有李商隐在站立着。清代学者吴乔说：“诗中须有人，乃得成诗。”这句话的意思是，一个人写诗，要让人看到作者，知道作者是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感想。吴乔认为，如果诗中没有人，那就是“万篇一篇，万人一人，了不知作者为何等人”。如果《筹笔驿》这首诗没有最后这两句，那么它只是一首写诸葛亮写得很好的诗而已，跟李商隐的生命似乎没有什么关系。但有了这两句，就不一样了，我们可以感觉得到李商隐的“恨”，既是为诸葛亮的失败而发，也为自己而发，有一种很幽微的用意在里面。
《筹笔驿》是一首沉雄的诗。“沉雄”是古人评诗时用到的高级别赞美词，它的背后有一种精神：沉重的情感最好以雄健的字句表达出来。这其实是在提醒人们，即使在最哀痛、最伤感的时候，也要立得住，要有一种向上的力量把持住自己，在尽情舒放情感的同时，不让自己的生命被情感吞噬。
像《筹笔驿》这种诗，是李商隐的“里子”。而像《无题》《锦瑟》《春雨》那种面目的作品，则是李商隐的“面子”。面子要尽可能地漂亮，而里子就必须要有骨力。一本诗集跟一个人一样，可以样子不漂亮，但不能没有骨力。古人很讲究这一点。所以我们看《玉谿生诗集笺注》—这是李商隐诗集最经典的注本，看它里面的编排，第一首诗也叫压卷诗，是《韩碑》，这首诗也属于重大题材，亦是沉雄之作。
下面这首《安定城楼》，是李商隐年轻时的手笔，它的精彩程度丝毫不逊色于《筹笔驿》。《安定城楼》和《筹笔驿》，两诗一前一后，互相辉映，是李商隐诗集里两颗光彩夺目的明珠。
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洲。
贾生年少虚垂涕，王粲春来更远游。
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
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雏竟未休。
安定城楼在甘肃，李商隐的岳父王茂元在那边做过节度使。写这首诗的时候，李商隐大概是二十七岁，已经中了进士，按照唐代的规定，他还需要通过吏部的一个考试，方能获得官职。博学宏词科就是这种类型的考试。在这场考试中，李商隐本来已经被录用，但可能是因为他依附了王茂元，在最后时刻被中书驳下，也就是说落选了。失意的他，寄居在岳父王茂元幕中，写下了这首《安定城楼》。
“迢递”是形容很高很远的样子，“迢递高城百尺楼”是说城楼很高，诗人登到最高处了。“绿杨枝外尽汀洲”，往外看，视线的尽头是水边的平地。安定城是边塞，在我们的印象中，边地是荒凉的，但在这种地方居然能看到绿杨和汀洲，这应该是一件值得欢喜的事情。
然而诗人没有欢喜。他说：“贾生年少虚垂涕，王粲春来更远游。”贾生就是西汉的贾谊，非常有才华，但很年轻就死了。贾谊心忧天下，他给汉文帝上书，列举了国家多种值得痛哭、流涕、长太息的状况，说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国家会很危险。王粲也是一个才士，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他没有出路，跑去荆州依附刘表。通过这两句，我们可以看到，李商隐把自己比作贾谊和王粲：我像贾谊那样心忧天下，但在博学宏词科这个考试中落选，没有济世的机会，所以是“虚垂涕”；我投奔王茂元，就像王粲依附刘表那样，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这两句说的都是失意的情况。
《安定城楼》这首诗的典故很密集。写诗使用典故，贵在能以古人事来抒写诗人心，不然就只是复述故事而已。“贾生年少虚垂涕，王粲春来更远游”这两句，好就好在有了“虚”和“更”这两个字。如果没有这两个字，那么这两句就不成其为诗句了，因为那样的话，李商隐只是在复述贾谊和王粲的故事而已。但有了这两个字，诗人的心情就出来了，诗句说的是李商隐，而不是贾谊或者王粲。
第三联非常好。“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用了范蠡的故事。范蠡帮助勾践成功复仇后，没有留恋权力，而是带着美女西施泛舟五湖，归隐去了。李商隐这里是说：我永远都想着自己能像范蠡那样，在白发苍苍的时候归隐江湖，但我的归隐是有前提的，那就是要做出一番回旋天地——即扭转乾坤——的事业。
这两句写得太好了，第一是托出了诗人的心志，第二是句子就像苍龙回旋一样，非常矫健有力。王安石特别喜欢这两句，认为即使是杜甫也无以过之。这个赞誉一点也不过分。
最后两句“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雏竟未休”也用了一个典故。“鹓雏”是类似于凤凰的神鸟，“腐鼠”是死老鼠。《庄子》里有个寓言说，惠施做了魏国的宰相，他的老友庄子到了魏国，有人就跟惠施说：庄子要来抢你的相位了。于是惠施就派人到处抓捕庄子。庄子没有躲避，而是直接跑去找惠施，跟他说了一个寓言：在南方，有一种叫鹓雏的神鸟，不是梧桐树不会栖息，不是竹子的果实不吃，不是醴泉不喝—这些都是很珍贵的东西；而有一种凶猛的鸟叫作鸱，喜欢吃死老鼠，它看到天空中有鹓雏飞过，以为鹓雏要来跟自己抢死老鼠，就仰起头去吓那个鹓雏。李商隐这两句诗就是说，我是鹓雏，那些中伤我的人是鸱，你们对我的各种猜忌，就像是鸱对鹓雏的提防一样，你们在意的是高官厚禄，而我想要的是扭转乾坤的事业，所以我根本不会去抢你们的东西。
像《筹笔驿》《安定城楼》这种沉雄之作，能让我们看到李商隐的抱负和心性，看到他处在困厄之中虽然有伤感但绝不低头的气格。也正是因为有了它们，李商隐的无题诗才如此耐人寻味。可以这样说，沉雄才是李商隐的底色，如果没有这种底色，他的无题诗将会黯淡无光。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关于筹笔驿的同题诗作。下面这首《筹笔驿》，是晚唐诗人罗隐的手笔：
抛掷南阳为主忧。北征东讨尽良筹。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千里山河轻孺子，两朝冠剑恨谯周。
唯余岩下多情水，犹解年年傍驿流。
罗隐大概比李商隐小二十岁，才华横溢，在晚唐时期的诗名也很高，然而这首诗写得不如李商隐。
“抛掷南阳为主忧，北征东讨尽良筹”开头两句写得非常平，没有想象力在里面，就像白开水一样，诗味很淡。反观李商隐《筹笔驿》的开头，高下立判。
但是罗隐的第二联写得特别好。“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这两句是议论。写过诗的人都知道，诗里面的议论是很难写好的，但这两句非常棒，它的好，就在于背后有一种悲悯精神。一个人能成就大事业，除了必须具备相应的能力，还取决于很多外界因素，并不是说能力强就一定能成就伟大事业。这个外界的因素，古人常说的是时运。人的时运到了，天地都会帮他，所以罗隐说“时来天地皆同力”。但是如果时运不在他这里，即使是英雄，也会“不自由”。这是非常好的议论，它提醒我们不能“唯结果论”，即不能看到一个人成功了，就逆推此人是有才能的；同样，也不能看到一个人失败了，就认定此人没有才能。
“千里山河轻孺子”是说刘禅把江山拱手让给了魏国。“两朝冠剑恨谯周”，“冠”指文臣，“剑”指武将，“两朝冠剑”说的就是诸葛亮，因为他既是文臣也是主帅，“两朝”是指他先后经历了刘备和刘禅两位君主。“谯周”是蜀国大臣，当时魏军打过来，此人怂恿刘禅投降。这句说的是，如果诸葛亮地下有知，一定会恨谯周这个人吧。
尾联“唯余岩下多情水，犹解年年傍驿流”扣题：岩下的多情水，还在傍着筹笔驿流转，似乎在怀念诸葛亮。
罗隐的这首诗写得也很好，但比起李商隐的那一首来，就相形见绌了。首先这首诗里面只有诸葛亮，没有罗隐，这是它不如李商隐《筹笔驿》的地方之一。其次它的风格不够沉雄，起句就弱了。另外，它的布局平整，没有顿挫。诗文贵有高低起伏之势，李商隐的《筹笔驿》，情感忽高忽低，变化多端，是技法非常高的作品，而罗隐这一首诗没有这个变化。
沉雄一面的李商隐，值得我们细细咀嚼。
唐宋诗之争的本质
海内兵方起，离筵泪易垂。
怜君负米去，惜此落花时。
想忆看来信，相宽指后期。
殷勤手中柳，此是向南枝。
——徐铉《送王四十五归东都》
从时间的角度上讲，这一首是南唐诗，因为作者徐铉最先仕于吴国，然后是南唐，后随南唐后主李煜降宋，本诗作于南唐将亡的时候。然而从作者的身份上看，此作又可以被视为宋诗。
值得一提的是，徐铉的诗歌作品可以归入宋诗里，但是顾炎武、屈大均、陈恭尹等名家的诗作，就不能收进清诗的集子里。这里面牵涉到一个道义的问题。徐铉跟随李煜入宋，出任赵宋政府的官职，食宋之禄，他是承认赵宋政权的，所以把徐铉的诗归为宋诗，不会违背作者的意愿。而顾炎武、屈大均等人是坚定地反对清朝的明代遗民，清兵入关对他们来说不只是意味着亡国，更是亡天下，有着文化覆亡的痛感。尽管他们人生中有很大一部分时间活动在清朝，但后人为他们的作品划分朝代，应该是明而不是清，这是对前贤最基本的尊重。
宋代创造的文明，较之唐代更进一步。陈寅恪先生在《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里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今人论及宋代，如果仍然困于“积贫积弱”的成见，必然一叶遮目而不见泰山。君不见，当年战胜赵宋的蒙元已经烟消云散，但宋人留下来的文化瑰宝，遗泽深远。
宋代文明的一个巨大成就，就是宋诗。徐铉此作，尽管算不上是典型的宋诗，但已粗具宋诗气象，它乍看平平，但静下心来读，就能感受到徐铉挥毫时的那种悠长情意。此等文字，臻于一种外枯中膏的境界，这也是宋诗的特点之一。
徐铉在文章议论上与韩熙载齐名，在学问上与弟弟徐锴齐名，是个博雅人物。宋太祖赵匡胤要灭南唐的时候，徐铉曾奉李煜之命出使大宋，意图让赵匡胤息兵。对于这位书生，赵匡胤给出了“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这个著名回答。
诗题所写的王四十五，今天已不可考，从语词看，应该是徐铉的朋友。南唐的都城在今天的南京，东都指的是扬州。“海内兵方起”，是指赵匡胤统一中原的战争，当时打得如火如荼，南唐成了风中之烛，一吹即灭。在如此境况下，上至国家，下至个人的生死前途，都笼罩在一片迷雾中，而诗人此刻又与友人离别，焉能不“离筵泪易垂”？
“怜君负米去，惜此落花时。”“负米”是《孔子家语》里的典故，说的是子路少时贫穷，为了让父母吃到米饭，要到百里之外买米背回家，风雨无阻。后来子路生活改善了，但其父母已经离世，他非常痛心。这里点出王君到东都，是跟父母有关。“惜此落花时”，暗用了杜甫的名句“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点出了萧索的心情以及春尽的时节。
“想忆看来信，相宽指后期。”离别之后，怀想对方，只能寄托在来往的信件中；在分别的日子里，能够宽慰内心的，只能是那遥遥无期的再会之日了。“殷勤手中柳，此是向南枝。”古人送别，折柳相赠是惯例。其时徐铉在南京，而友人去扬州，从方位上看，南京在扬州的西南，所以这里用了“向南枝”。
在中国诗学史上，唐宋诗之争是一个重大议题。唐诗多是风人之诗，宋诗多是文人之诗。南宋诗人兼诗论家刘克庄认为：“以情性礼义为本，以鸟兽草木为料，风人之诗也。以书为本，以事为料，文人之诗也。”风人之诗讲求的是即景抒情，语句流美，容易上口，对诗人的天赋要求很高。而文人之诗则内敛深沉，语句可以不漂亮，但意思九曲八转，极尽迂回之能事，这就要求作者必须要多读书，胸中包罗各种典故，方可下笔。
从风人之诗的角度看，诗的确如鲁迅所说，已经被唐人写尽了。但从文人之诗的角度看，诗却永远不会有被写尽的时日。宋诗有着丝毫不逊于唐诗的价值，也正因为其实现了从风人之诗到文人之诗的转变，它才在唐诗的百尺竿头上，更进了一步。
从本质上看，唐宋诗之争并不是时代之争，甚至也不是风格之争，而是两种心性之争——反智抑或是尚智。参与唐宋诗之争的人，大抵会呈现这样一种面貌：宗唐者往往鄙薄宋诗，而宗宋者则并不否定唐诗。宗唐还是宗宋所折射出来的，是人对知识的态度。很难想象，一个不知道对古典知识端恭敬畏的人，会在诗学观上选择宗宋。因为有两种人，所以才有两种诗，是以“诗分唐宋”成了经久不息的议题。
相比而言，唐诗面目讨人喜欢，它拥有风韵飞扬、形格漂亮的外在特征。但是沉静有力的宋诗，负荷着对学问人生的思考，不能偏废。今人论诗，固然不能囿于唐宋，但仔细观察宋代以后的诗路，不难发现宗唐者往往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