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以何雕锼。惜哉命之穷，颠倒不见收。青衫老更斥，饿走半九州。瘦妻僵前子仆后，攘攘盗贼森戈矛。吟哦当此时，不废朝廷忧。常愿天子圣，大臣各伊周。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飕飕。伤屯悼屈止一身，嗟时之人我所羞。所以见公像，再拜涕泗流。推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
——王安石《杜甫画像》
杜甫的诗名，并不显著于他在世的时候。与他同时代的殷璠编选《河岳英灵集》，选录了二十四位诗家的二百三十四首诗，然而并没有收录杜诗。
杜甫的一大贡献，在于七律。七律这种体裁，兴起于齐梁时期，在初唐定型。在初唐，七律多被人们用来应制或酬唱，内容大率浅薄卑靡。像李白这些重要诗人，都不注重这一体裁。杜甫论诗，不薄齐梁，他专力写七律，尤其是在夔州时期的七律组诗，冠绝古今。可以这样说，七律后来能够取得与古风抗衡的地位，与杜甫有密切的关系。
然而在杜甫去世之后，中唐诗人也并不重视七律。白居易的《与元九书》说：“（律诗）非平生所尚。”元稹也说：“律体卑下，格力不扬。”元、白学杜，学的是乐府方面。中唐的另一名家韩愈，也并未专力写作律诗，而以古风见长。
到了晚唐，有一个天才诗人以杜甫为师法对象，那就是李商隐。李商隐学杜是全方位的，一方面，他正如近世学者潘伯鹰先生所说的，专取杜诗骨力沉雄的一面，而以秾丽华美的词汇装点门面；另一方面，他以写古风的严肃态度去写七律，并且糅合了李贺的精髓，自成一种独特的风格——迷离梦幻的无题诗。
宋初诗人尊尚李商隐，出现了“西昆体”，但西昆诸家学李商隐，并不像李商隐学杜，他们所做的，只是对李商隐的清词丽句进行生吞活剥，所成的作品未见骨力沉雄之格。这种行为不可能高明正大，是以宋初诗风相对萎靡。
在苏舜钦、梅尧臣、欧阳修等人的革新下，宋代诗坛开始出现变化。但欧、梅的诗风，清扫华丽，力主清新平易，稍欠余味，与白居易庶几近之。在诗文方面，欧阳修尊崇的是韩愈，他并不喜欢杜诗。陈师道的《后山诗话》说：“欧阳永叔不好杜诗，苏子瞻不好司马《史记》，余每与黄鲁直怪叹，以为异事。”
关于《后山诗话》一书，自宋代以来就有不少人认为不是陈师道所作，但是细看此书关于诗的议论，每每切中肯綮，大异于那些自身不会作诗的诗话作者，作者自是深于诗道之人，未可轻易断言不是陈师道所作。
在王安石之前，北宋诗坛尚未有人专力学杜。一直到王安石出来，宋代诗坛才有了尊杜之风。梁启超的《王荆公评传》以及黄节的《诗学讲义》，都认为王安石是宋代学杜第一人。
这一首《杜甫画像》，其实就是王安石在陈述他自己对杜诗的认识，诗中“与元气侔”“壮颜毅色”“丑妍巨细千万殊”这些表述，就是王安石对杜诗的意见。关于杜诗，他曾经赞赏说“绪密思深”，诗人如何看待诗人，这些论述非常值得我们仔细推寻。
王安石早年的诗作，气很盛，意直白，颇欠余韵。到了生命的后期，其诗一扫这些缺点，变得深婉不迫。下面这一首《送邓监簿南归》，是他晚年诗作中的精品：
不见骊塘路，茫然四十春。
长为异乡客，每忆故时人。
水阅公三世，云浮我一身。
濠梁送归处，握手但悲辛。
此诗作于宋神宗元丰六年，其时王安石经历过两度罢相的宦海浮沉，退居金陵，不再过问政事。邓监簿是他的老友邓铸，自临川老家来金陵探望他，分别之后，他写下了这首五律。细看全诗，不难发现作者心中悲郁之情甚浓。离乡四十年，与老友的此番见面，已是垂暮之年，离别之后，不知何日能够再见——两人别后三年，王安石就去世了。“水阅公三世，云浮我一身。”这轻描淡写的十个字，真可谓是将王安石的每一项人生内容都包含进去了。
宋代之后，诗家、论者都喜欢说学杜。人们对杜诗的铺天盖地的赞扬，这里就不多征引了。在这些赞美之词中，有不少说得玄乎其玄，仿佛杜诗的每一句都极好，每一首作品都极具深意。对于这些意见，其实是完全可以不必理会的，这是因为：懂的人，一句话就够了；不懂的人，即使说得唇焦舌敝，也不能击中要害。
历代的诗话，可谓汗牛充栋，该如何看待别人论诗之言？这时候，如果能够恪守这个原则，一定是没错的：论者本人要具备出色的创作能力，其对诗的意见才最值得寓目。我们知道，许多论诗之言之所以会让人看得云里雾里，根本原因往往是论者本人不会写诗。
要知道杜诗为何好，还需要回顾历史上那些非常擅长写诗之人的意见：
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
——苏轼《王定国诗集叙》
苏轼这个意见非常精辟。杜诗之所以好，源于杜甫其人的可贵，而杜甫其人可贵之处，就在“一饭未尝忘君”这几个字里。后人以今律古，批评苏轼的这个评论是矮化了杜诗，因为这个评价显得杜甫有点“愚忠”。
是的，这个“愚”字，已经被今天的“聪明人”弃如敝屣了。然而今人对杜甫“愚忠”不以为然的地方，恰恰是解读杜诗的最关键之处。
杜甫这个“愚”，并非真愚，而是一种“择善而固执之”的意念。他忠于唐朝皇帝，这是事实，然而他的本心是为天下苍生贡献力量，其所着眼之处，是整体大群的幸福而非一姓江山的得失，更不是在意自己一身的进退。在现有的人间秩序里，合法的李唐政府当然是最能帮助杜甫实现理想的地方，他心系李唐主政者的安危，不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吗？
无论时间过去多久，无论社会怎样改变，杜甫身上这种对道义的向往与坚守，都是能够保育人群的伟大精神。如果一个群体竞相嗤笑杜甫的这种表现，无疑是以临难苟免为贵，以唯利是图为高，这样的人群一旦遭遇外患，其局面必然是人们各私其私，必不可能有人出来捍卫人群的利益，终将一败涂地。
章太炎在《国故论衡》里说：“《记》称《诗》之失愚，以为不愚固不能诗。”这句话非常深刻，只有深谙诗道者才能说出，可与苏轼上面那番话互相发明。这个表述，是章太炎接着《礼记》里的话而说的。《礼记·经解》这样说：
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絜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
上面这段文字，详细谈了《诗》《书》《乐》《易》《礼》《春秋》六经之教及其得失。其中《诗经》能够培育人温柔敦厚的品性，不过如果温柔敦厚过头了，则使人近于“愚”，只有温柔敦厚而不愚之人，才是深明《诗经》精义者。
鱼和熊掌，从来都是难以兼得之物。在现实中，“温柔敦厚而不愚”之人，一定是少之又少的，因为这是一种接近至善的状态。《诗经》之教，当然不是导人通往愚蠢，章太炎在“《诗》之失愚”这句话后接上“以为不愚固不能诗”，意在强调：宁愿显得“愚”，也不能丢失了对道义的坚守。
怎样的表现，会显得一个人“愚”呢？杜甫忠君就是如此，司马迁为李陵说话也是如此。在李陵投降事件发生之后，汉武帝震怒，司马迁依然敢触犯上意，站出来为李陵说公道话。难道司马迁会比我们更不知道，汉武帝既是雄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暴君吗？在这个时候，司马迁似乎是一个“愚人”。
韩愈也是如此。当举国佞佛的时候，已过知天命之年，身居要职且名满天下的他，冒着生命危险规劝皇帝停止佞佛，他难道不知道此举会给自己带来什么风险吗？在这时，他也是一个“愚人”。
然而这些人物之所以伟大，也正在这些地方体现出来。扩而论之，世间伟大人物的表现不都是这样吗？只不过，在“聪明人”满街走的今天，这种“愚人”应该越来越少了吧。
“不愚固不能诗。”大哉斯言也！
该指责唐人张巡吃人吗？
两公天下骏，无地与腾骧。
就死得处所，至今犹耿光。
中原擅兵革，昔日几侯王。
此独身如在，谁令国不亡。
北风吹树急，西日照窗凉。
志士千年泪，泠然落奠觞。
——王安石《双庙》
这是王安石题写张巡、许远二人祠庙的诗。张巡和许远是唐代名将，安史之乱间，安庆绪遣大军南下，欲吞包江淮。张巡和许远二人，率军死守河南睢阳。睢阳是江淮屏障，一旦失守，江淮将会不保。唐朝的税收粮食，皆仰赖富庶的江淮，如若江淮失守，唐室势将危殆——晚唐经历黄巢之乱后，唐室失去对江南地区的控制，旋踵而亡。
张巡死守睢阳十个月，在内缺兵粮、外无援军的情况下，斩将三百余人，歼敌十二万人，虽然最终兵败被杀，但为唐军争取到组织反扑的战机。睢阳失陷后没几天，唐军就收复了洛阳，而叛军由于在攻打睢阳的过程中损耗重大，再也无力南下，唐室由是转危为安。
“两公天下骏，无地与腾骧。”这两句是说张巡与许远都是天下奇士，但都没有得到施展才能的空间。在起兵抵御叛军时，张巡是真源县（今安徽亳州）县令，许远是睢阳太守，官位都不高。腾骧，即奔腾。张衡《西京赋》：“负笋业而余怒，乃奋翅而腾骧。”
“就死得处所，至今犹耿光。”这两句赞扬张、许二人死得壮烈，事迹流传至今，散发光辉，照耀后人。在古人眼中，死亡并不足惧，值得恐惧的是为了什么而死。司马迁说：“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干宝说：“古之烈士，见危授命，投节如归，非不爱死也，固知命之不长而惧不得其所也。”与那些为财利而丧生的人相比，张巡之死，重于泰山。
“中原擅兵革，昔日几侯王。此独身如在，谁令国不亡。”这四句是说中原古来就多兵事，昔日已不知有多少人在这片土地上称王称霸，看那么多的朝代更迭，可知亡国是常事，但是像张巡、许远这样的忠义死节之士，虽死而犹生。这是一种深远的历史眼光，也恰好说明了古人表彰忠义之士，并非只是强调对具体的某一姓效忠，而更是奖进刚正不屈的人格，斥退苟且自利的思想。
“北风吹树急，西日照窗凉。”这是全诗最关键也是最沉痛的地方。这两句表面上是写祠庙里的景象，实质大有玄机，有着非常深远的寄托。据《苕溪渔隐丛话》记载：
半山老人题双庙诗云：“北风吹树急，西日照窗凉。”细详味之，其托意深远，非止咏庙中景物而已。盖巡、远守睢阳，当时安庆绪遣突厥劲兵攻之，日以危困，所谓“北风吹树急”也。是时肃宗在灵武，号令不行于江淮，诸将观望，莫肯救之，所谓“西日照窗凉”也。此深得老杜句法。如老杜题蜀相庙诗云：“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亦自别托意在其中矣。
当时唐肃宗在灵武即位不久，朝廷号令不行于江淮地区，江淮诸将只是坐观张巡死守睢阳。“北风吹树急”，说的是北方的叛军来势汹涌。“西日照窗凉”，字面上是说西边的太阳照不到窗台上，实质是说江淮诸将不听令，观望时局以决定投敌还是拒敌。
张巡死守睢阳的惨烈程度，令人闻之色变。当时城中断粮，能吃的东西都被吃光了，城中开始出现食人现象。为稳定军民之心，张巡先是杀死爱妾，然后杀城中妇女老弱给将士充饥。据《资治通鉴》卷二二〇记载，食人开始后，“人知必死，莫有叛者”。从另一角度看，睢阳的妇女老小在面临为人所食的大难中，可谓是不叛唐也必死，而投敌或可有生机，但他们仍未叛唐迎敌，也可窥出张巡平素爱恤军民，而叛军暴虐，不得人心。
叛军如若攻破睢阳，下一步就是临淮。当时的临淮节度使贺兰进明，率重兵镇守该地。张巡因此派得力副将南霁云冒死出城，奔赴临淮向贺兰进明求助。但贺兰进明毫无出师救援的意思，只是每日与部下设宴作乐。《旧唐书》卷一八七：“霁云既不能达主将之意，请啮一指，留于大夫，示之以信，归报本州。”南霁云痛斥了贺兰进明一番，当着他的面咬下自己一根手指，以此作为对张巡的交代，然后重返睢阳与叛军死战。
近人指责张巡吃人是为了全忠义而丧失人道精神，进而批评中国传统文化漠视生命。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从未鼓励过食人，有的是《孟子》这种在今人看来显得“迂腐”的告诫：“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在张巡之后，古人仍没有认为为了顾全国家就可以食人。张巡之事有着特殊的极端性，古人对他的颂扬，也只针对他的忠烈而非食人。其实，在唐代就不乏批评张巡的声音。《资治通鉴》卷二二〇：“议者或罪张巡以守睢阳不去，与其食人，曷若全人。”批评者的弦外之音是，张巡与其死守睢阳一地，导致食人惨剧，还不如率众弃城逃走，这样还能保全百姓。
但历史何以容得假设？当时城中将士疲乏，城外又敌兵重重，率众弃城则与送死无异。而且叛军凶暴，曾有屠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