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由此而转入下一层面，清军将士在战场上付出的鲜血，怎样才不会白流。
以鲜血而赢得胜利，自是其价值的充分体现。以鲜血而换来失败，也可能不是无谓的，即所谓“血的教训”。一个失败的民族在战后认真思过，幡然变计，是对殉国者最大的尊崇、最好的纪念。清军将士流淌的鲜血，价值就在于此。
可是，清朝呢？它似乎仍未从“天朝”的迷梦中醒来，勇敢地进入全新的世界，而是依然如故，就像一切都未发生。
让我们按照本书人物的出场先后，依次看看这些本应作深刻反省的重要角色在战后的表现。
琦善于1841年8月被定为斩监候，秋后勾决。但到了秋天，道光帝加恩释放，发往浙江军营效力赎罪。由于奕经的反对，改往张家口军台充当苦差。1842年3月，张喜曾见过他，而他对张喜的局势判断，“深以为是”。[2]
至战争结束，琦善被控罪名亦被事实推翻。穆彰阿等人设计援救，授意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召对时说项，道光帝意允。[3]1843年1月，旨命琦善为四等侍卫（从五品），任叶尔羌参赞大臣（治所在今莎车）。未及到任，又于4月授二品顶戴，调热河都统。御史陈庆镛直言上谏，指出英人之所以猖狂，是因为琦善“示弱”。道光帝由此收回成命，罢斥琦善，令其“闭门思过”。[4]陈庆镛对刚刚结束的战争之分析，仍是裕谦的“人心论”。他的奏折代表着众多儒吏士子的认识水平。
没过多久，1843年11月，道光帝授琦善为二等侍卫（正四品），充驻藏办事大臣。1846年授二品顶戴，迁四川总督。1848年发还头品顶戴，迁协办大学士。1849年调陕甘总督。琦善终于官复原职，道光帝也曾言及对他的评价：
四川总督谁为最好？……我看莫如琦善。其人绝顶聪明，封疆年久，何事未曾办过！……我如此用他，他能不出力么？[5]
“何事未曾办过”一语，似乎包含着对其鸦片战争中表现的理解。
道光帝死后不久，琦善又倒运了。1851年因为青海滥杀无辜而革职拿问，发往吉林效力赎罪。没过多久，因太平军兴，以三品顶戴署河南巡抚，继以都统衔授钦差大臣，主掌江北大营。1854年，卒于军中。
从1843年复出到1854年病故，我们从琦善这11年的经历中，看不出任何由于这场战争而发生的旨趣变化。除了在驻藏大臣任上因英国窥测有过一次小小的交手外，[6]他的主要气力仍放在传统事务上，最关心如何再邀圣恩。我们虽不知他内心中是否毫无反省，但他未为中国的变革作任何有益的事，却是无可争辩的真实。
从琦善战后的表现，我们又可以认定，他在战时的避战策略，只是一种苟安，并无长久的打算和通盘的思考。而在19世纪险象环生的世道中，如此苟安只会将中国一次次带入厄难，是不值得欣赏的。
林则徐于1841年6月旨命发往伊犁效力赎罪。因黄河决口，8月改往河南祥符，襄办河工（与琦善定谳同时）。堵口合拢后，仍发往伊犁，至1842年12月来到惠远城。他在这里住了两年多，其具体差使，据伊犁将军布彦泰的奏折，为“派在粮饷处当差”，[7]又据林则徐书信，实为“终日萧闲，一无所事”。[8]西陲的生活很艰难，据林的书信和日记，他似乎一直在生病。
未到伊犁之前，即1841年6月至1842年12月，林则徐对战局的发展十分关心。虽说其“水军”建策不切实际（详见第六章 ），但对双方在军事上的差别，有切肤感受：
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内地将弁兵丁，虽不乏久历戎行之人，而皆觌面接仗，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见面而接仗者，未之前闻。故所谋往往相左。
在此分析上，他提出了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9]这虽谈不上是完整的救国方案，但也表现出值得肯定的积极进取精神。1841年8月，他在镇江与魏源的一日相会，又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留下值得记载的一页。
到了伊犁之后，林则徐变得消沉起来，最关心的是京城的人事变动和自己复出的可能。这本是当时官场的职业病，无足厚非。1843年4月和10月写给陕西巡抚李星沅的两封信，可以看出明显的情绪变化。前信称：
东南事局，口不敢宣，无固无时不悬悬于心目间，不知何所终极！
后信谓：
海邦近事，得了且了，奚暇深考……[10]
这或许是林觉得李不够贴心，未吐心语，但1843年1月给郑夫人及长子的一信，大概是心里话：
昨见京报，扬威（奕经）、靖逆（奕山）及参赞（文蔚）均拟大辟（斩监候），是牛镜堂（鉴）、余紫松（步云）亦必一律。即使不勾（秋后勾决），亦甚危矣。由此观之，雪窖冰堂，亦不幸之幸耳。[11]
较之他人的命运，林似为自己的“雪窖冰堂”而庆幸。当然，这也可以解释为说给焦虑的家人听听的宽心话。我们不能说林在伊犁无心倾听来自东南的消息，恰恰相反，他非常珍视这些消息，但他却再也没有对此发表评论。被罪之身，需小心谨慎，或许林认为自己的身份和作用，不便多言吧。
1845年初，林则徐得到一个机会，即往新疆各地查勘垦荒情况。这一转机出自伊犁将军布彦泰的保举，也表明道光帝对林的态度开始变化。是年10月，道光帝召林进京，以四五品京堂补用。12月，又命不要来京，以三品顶戴署理陕甘总督。1846年4月，又命接替病故的邓廷桢，出任陕西巡抚。1847年5月，再迁云贵总督。1849年9月，林获准因病开缺。1850年4月，他回到家乡福州。
从遣戍到总督，林则徐在政治上翻了身。特别有意思的是，林几次迁转，道光帝都不依惯例召其进京请训。是自觉有负于林，或尚不肯原谅林，仍不可得知。但林则徐一复出即获奏事权，至今仍留下这一时期的大量奏折，君臣之间有着笔墨交流。
最近几十年的研究，普遍认定林则徐具有改革中国现状（主要是军事方面）的进步思想。依照这一思路，他复出后应当有所建言，应当有所行动。可是，很遗憾，我找不到这方面的证据。其办事细密的作风一如从前，但主要围绕着平叛等传统事务，当时中国最急迫的任务被放在一旁，他只是顺着当时的政治方向走。作为一名一品大员，已有充分的权力和能力，他为什么不说，为什么不做？
蒋廷黻先生认为林则徐是知道了不说，知道了不做，[12]对此提出了道德上的指控。实际上还有一种可能，即林则徐的思想被今人夸张了。
我在第二章 中提到，林则徐在广东了解外部世界的种种举措都不事声张的，今人得以知情，全凭历史学家的史料钩沉。然而，他并没有正面回答其对外部世界的看法，因此对其开眼看世界的广度和深度难作准确评估。从他对战争判断失误来看，似未有透彻的了解。
今人称林则徐具有改革中国的思想，主要源于魏源《海国图志》中“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一著名命题（后将介绍）。但这一思想是否出自林，尚无直接证据。至于他在广东购买西洋船炮，似也不能拿来作为证明。在林之前，虎门炮台上就架有行商购买的洋炮，在林之后，奕山主粤时期，行商捐建西式战船、仿制西式兵器的规模又大大超过林。
由此，我们可以认定林则徐有着可贵且有限的开眼看世界的事实，但还不能推导出他有着改革中国的思想。这可举神光寺事件为例加以说明。
由于南京条约中英文本歧意，外国人能否入各通商口岸的城，各地做法不一。[13]1845年，英国外交官进入福州城，但英国民人被拒之城外。1849年广州反入城斗争的胜利，使清朝上下大为振奋。1850年2月，咸丰帝继位，在对外事务上表现出不同于前的强硬姿态。6月，两名英国人来到福州，托英国代理领事金执尔（William Raymond Gingell）代租城内神光寺房屋，租契并交侯官县令盖印。此为英国民人首次进入福州城。刚刚回乡不久的林则徐，闻讯组织士绅，书写公启质问侯官县令，并上书福建巡抚徐继畬，要求效法广州，驱逐英人。徐继畬主张从缓设法，避免酿起事端。林再次上书，一连串提出十二个问题，表明他不惜为两名英人入城而引发一场大战。为此，他还向徐继畬表示：“如须绅民守助相资，以成犄角之势，亦必恭候切谕，自当迅速遵行。”[14]此外，他又联络闽籍言官上奏，酿成一时大案。
如何看待外国人入城，当时的价值观念与今天迥然不同。可作为战后林则徐唯一插手的与西方有关的事件，我们又看不出他有高于当时中国社会的思想和手段。就组织方法而言，仍是一年前徐广缙、叶名琛的再现，而不惜用武的轻率姿态，又说明他并没有吸取上次战争的教训。历史已经证明，用这种方法不能“制夷”，只能制于“夷”。
神光寺事件之前，咸丰帝便欲召林则徐入京，委以重用。神光寺事件之后，广西“会匪”大作（时清政府尚不知洪秀全事），咸丰帝于1850年10月命林为钦差大臣，前往广西，“荡平群丑”。11月5日，他由福州启程，22日至广东普宁，便病逝了。民间传说为行商派人下毒谋害，未能证实。林则徐病危中口授、其子林聪彝笔录的遗折，仍是臣子对君主的一片忠诚，看不到我们所希望的新气象。[15]
道光帝得到英军退出长江的消息，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两年多的战争终于结束了，天下终于太平了。他对此的第一反应颇合其禀性：立即下令沿海各省撤军，以节省浩繁的军费。
由林则徐辑录京中来信而编的《软尘私议》，其中一则描绘了战后北京景象：
议和之后，都门仍复恬嬉，大有雨过忘雷之意。海疆之事，转喉触讳，绝口不提，即茶坊酒肆之中，亦大书“免谈时事”四字，俨有诗书偶语之禁。[16]
这些自然与君主的好恶相关。尽管战争的结局是残酷的，但道光帝并没有作深刻的自我反省，仍是一如既往地将一切责任卸于下属。牛鉴逮问后，他又将奕山、奕经、文蔚等前敌主将送上刑部大堂，统统定为斩监候。他在内心中认定，战败的原因在于这批奴才未能实心实力办事，“天朝”的厄运在于缺乏忠贤智良之臣。1842年10月2日，李星沅在日记中写道：
楞香（程庭桂）书，于进见时，蒙谕及英夷，辄以用人不明，深自悔恨，至于握拳槌心。[17]
尽管悔恨至“握拳槌心”，但他只承认一条错误，“用人不明”。一年多后，邓廷桢由伊犁释放回京，道光帝召见时仍称“用错了人”（指用林则徐）。[18]基于这种检讨，他在战争中得到的教训仅仅是慎选良臣。耆英即是他此期发现的人才之一。
战争结束后，道光帝曾下令各省修筑海防工事，但因未有军事学上的检讨，各地竟然旧样复制，全无改进。奕山于1842年10月奏报广东仿造西式战舰一艘，并提议停造旧式师船，经费改用于建造西式战舰。道光帝颇为欣赏，命奕山将图样交闽、浙、苏三省官员参考。[19]然造西式战舰有材料、技术诸难，更有经费之艰，各地官员假词推托，他便不再追问。祁于1842年11月因仿造火轮船，“内地匠役往往不得其法”，提议从澳门雇觅“夷匠”。这可一下子触动了他的神经，宁可不要火轮船，也不能让这些危险的“夷匠”入境，连忙下旨阻止。[20]耆英于1843年进呈新式击发枪，道光帝爱不释手，但对耆英提出的仿造一事作朱批曰：“卿云仿造二字，朕知其必成望洋之叹也。”[21]本来战败的事实，最易使人从器物着眼，进行革新，从而产生波纹扩大式的变化，可就这一步都迈不出去，又遑论其他。
道光帝老了。战争结束那年他已60岁。连续执政20年，日夜辛劳，克勤克俭，衰老也比常人更早降至。万岁爷总不能万岁。就连臣子们都看出他精力不济，恶闻洋务及灾荒盗贼事，便一味哄骗。他像所有的老年人一样，希望天下平静，耳边安静，不再像从前那样细究静静水面下的湍湍暗流了。
在一切都上轨道的社会中，无所作为是中国传统政治学的最高境界；而在战后中国面临西方威逼的险恶环境中，无所作为是一种最坏的政治。时代变了，道光帝浑然不觉，结果脚随之跟入新时代，而头脑却依旧留在旧时代。[22]在专制社会中，旨意决定一切。道光帝由此断送了机会。
可是，就在他临死前，广东又传来了使他兴奋的好消息。
依据耆英照会，英国获得了从1849年4月6日起自由进入广州城的权利（后将叙述）。时限将至，道光帝看到两广总督徐广缙奏折中有“拒之过峻，难免激成事端”一语，下旨“暂准入城以践前约”。[23]可这道谕旨到达广州时，民众激越的反入城情绪已使徐广缙无法执行。于是，徐一面制造伪诏对付英人，一面将拒绝入城的情况奏报道光帝。当道光帝听到英人放弃入城（实为暂时搁置）的消息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