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标准制定的南京条约，在没有近代国际知识，不了解西方商业制度的清政府手中，必然是难以执行的。举一个例子，南京条约第二款允诺英人可以“带同所属家眷”居住于通商口岸，这在当时的西方和今日的世界是很平常的事，但与清朝以往不许“夷妇”入境的规定相抵触。耆英在条约签订前曾派员交涉，被拒后又在奏折中以相当的篇幅说明允“夷妇”入住口岸的理由，其中最为雄辩的是：

　　况英夷重女轻男，夫制于妇，是俯顺其情，即以暗柔其性。[15]

　　既要维护“天朝”的利益（以“天朝”的观念而不是以近代国家观念确认），又要避免再起衅端，住在英舰炮口之下南京城内两江总督衙署忧心忡忡的耆英，不懂得用近代国际法则去维护本国真正的利益，似乎只有一条路可走，即用“天朝”观念与英方交涉。而更加不幸的是，他的对手又是极富殖民经验的璞鼎查。

　　中国注定要经受一次新的灾难。

　　二　迈入陷阱：中英虎门条约

　　极尽炫耀的南京条约签字仪式在英舰皋华丽号上结束后，英军鸣放了礼炮。全权代表璞鼎查心中的喜悦随着礼炮的轰鸣而阵阵涌来，他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

　　南京条约的中、英文本都是由英方拟定的，包括了巴麦尊训令中全部要求。我在第三章 曾提到巴麦尊颁下的对华条约草案，不妨将之与南京条约相对照：

　　一、中国开放广州、厦门、福州、上海、宁波为通商口岸（条约第二款中实现）。

　　二、英国可在通商口岸派驻官员，并与中国官员直接接触（条约第二、十一款中实现）。

　　三、割让岛屿（条约第三款中实现）。

　　四、赔偿被焚鸦片（条约第四款中实现）。

　　五、废除行商制度，并赔偿商欠（条约第五款中实现）。

　　六、赔偿军费（条约第六款中实现）。

　　七、赔款分年交付，未付部分以年利百分之五计息（条约第七款中实现）。

　　八、中国皇帝批准条约后解除对华海上封锁，赔款付清后英军方撤离（条约第十二款中实现）。

　　九、条约用中、英文书写；文义解释以英方为主（前一项在执行中照办，后一项因清方官员不懂英文且条约中文本由英方拟定，已无以英文解释为主之必要，故在条约中未载明[16]）。

　　十、条约由两国君主批准（条约第十三款中实现）。

　　由此可见，璞鼎查严格遵守了训令，且条约排列顺序也大体遵照巴麦尊草案的规定。

　　在巴麦尊条约草案之外，璞鼎查还另加4款：

　　一、释放战时被囚英人，即条约第八款。

　　二、赦免战时与英方交往的“汉奸”，即条约第九款。

　　三、清朝制定并颁布一部新的海关税则，即条约第十款（此款为巴麦尊条约草案中，作为放弃割占海岛的五项交换条件之第二项）。

　　四、两国官员平等交往，即条约第十一款（巴麦尊条约草案无此内容，但训令中有此精神[17]）。

　　可以说，璞鼎查超额完成了英国政府交予的任务。

　　南京条约签字时，巴麦尊因政府更迭而去职，他看到条约后在私函中称为“满意的结果”。[18]新任外交大臣阿伯丁伯爵（Lord Aberdeen）一直强调巴麦尊先前的训令仍旧有效，收到条约后，在训令中表示对璞鼎查的工作“深为赞许”，并“完全认可”。[19]

　　此时在璞鼎查的面前，已不再有丛山峻岭，仅剩下两宗遗案需要处理：

　　一、鸦片贸易合法化。巴麦尊训令中提出了这一问题，但又规定，英国政府“并不作任何要求”，指示璞鼎查利用一切机会和证据，劝说清朝放弃禁烟法令。[20]南京条约签字前后，璞鼎查进行了一系列的游说活动。[21]据璞氏后来的报告，耆英曾做出保证，清朝今后将禁烟范围“局限于本国兵民”，也就是说，不再对英国鸦片贩子采取行动。[22]

　　二、子口税。巴麦尊训令对此有明确指示[23]，但由于谈判时间短促，更兼英方对内地关税情况不明，因而南京条约第十款对此无明确规定：

　　英国货物自在某港按例纳税后，即准由中国商人遍运天下，而路所经过税关不得加重税例，只可估价则例若干，每两加税不过　分。

　　在具体数额前空了一格。[24]此即后来作为南京条约附件的“过境税声明”的由来。[25]

　　但是，当璞鼎查收到耆英9月1日发出的十二项交涉的照会后，锐利的眼光一下子发现了新的机会。看来他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于9月5日复照耆英：对其照会中本属中国主权或符合国际惯例且无关紧要者，如第二、四、五、六、七、十二项予以同意；对于拱手相让的第八项（治外法权）表示欢迎；对于不符合南京条约的第一项予以拒绝；而对于第三、九、十、十一项（内容大多为中国主权或内政）或进行辩解，或设置障碍。无知的耆英丝毫没有意识到他将本属清朝可自行决定的事项，拿去与英方交涉，就潜藏着需由对方点头的意思，就已经损害了自身的权益。

　　在璞鼎查的复照中，有两点须特别注意。

　　一、关税问题。璞鼎查明明知道耆英照会第十一项交涉违反了南京条约，但他没有正面拒绝，反伪言哄骗：

　　今本公使以已当两国中人之委，详论出口入口内地之饷税，毫无偏性，乃拊心言明其所念矣：税之太重者，则走漏之弊，税之太轻者，则以为不足算，均所不悦。乃除所须以资用之外，有盈溢归帑之数，系所心愿。本公使只俟贵大臣等，由内阁奉谕，以便宜行办，则图一晤为面叙各情。本公使又在粤东或他处，若更为便与贵大臣商议，以致此要之案有着也。（重点为引者所标）

　　璞鼎查在此巧作“毫无偏性”的“中人”状，引诱耆英商谈清朝可以自行决定的关税问题。因为南京条约规定，该条约批准且付清第一笔赔款，英军须退出长江，璞鼎查深知此类谈判不会速战速决，提议谈判地点在广东。又为使此谈判具有法律效用，提醒耆英，谈判代表应是“由内阁奉谕”有“便宜行事”之权的钦差大臣。

　　二、另订条约。璞鼎查在照会结尾提出：

　　其（耆英照会）内有数件，甚属重要，应另缮一单，附粘本约。以便大清大皇帝、大英君主均准施行。此乃本公使之意见，而贵大臣等如无异意，本公使即另写一单，以便为附粘也。[26]（重点由引者所标）

　　也就是说，璞鼎查要求在南京条约签订后，另与清朝订约，且新条约由他来起草。

　　璞鼎查在照会中设置了两个陷阱。他的两项提议即“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约”（虎门条约）之由来！

　　中英南京条约的性质是和约。按照当时的西方和现时的世界所通行的战争法惯例，和约一旦签订，两国关系即由战争状态转入和平状态，此后战胜国不得再向战败国提出有关战争赔偿的要求，提出的其他要求也必须符合和约的文字和精神。换言之，此后清朝完全可以依据南京条约的文字和精神，拒绝英方没有和约依据的要求。可是，这些道理，在“天朝”里面，又有谁晓得呢？

　　耆英收到璞鼎查复照的同时，也收到了道光帝命其对“一切紧要事件”进行“妥议”的谕旨。交涉本是他的主动行为，按他的观念（即“天朝”的观念），根本不可能识破璞鼎查的诡计，反感到英方已接受了他的许多要求，并为今后的谈判敞开了大门。比起先前动辄以炮轰南京要挟的姿势，璞鼎查此时的面孔似显得可亲可爱。道光帝谕旨中的恳切言辞，又使他感到臣子的责任感。他决计努力挽回清朝的“权益”，在折冲中施展身手，使中英关系在战后建立在一个结实可靠的基础上，不留后患。

　　由于资料的缺乏，我们不太清楚这一阶段中英谈判的细节，但从李星沅日记中看到：

　　（9月17日）至院见石琴（黄恩彤，字石琴）书云：夷约十三条（指南京条约），又有十一条。

　　（9月30日）至局见石琴致筼翁（孙善宝，浙江布政使，字筼谷）书，盛称逆夷好礼，而以慎重办理妄启猜疑，殊属荒谬，所续议八条，亦多将就。[27]

　　黄恩彤是此时中英交涉的干员，他在信中透露，清方先与英方达成协议十一条，后又改为八条。

　　而耆英9月20日的奏折又大体载明八条协议的内容，其中包括道光帝特别看重的今后商欠不由官还等项。在该折的最后，耆英又称：

　　除新设五处马头尤非善后事宜可比，必应妥为筹定，以期永久安堵，容臣等同未尽各事宜悉心详议，务期周妥，另行具奏外。[28]

　　看来耆英除“善后事宜”（即八条协议）外，又照着璞鼎查给他指明的方向前进，准备与英方谈判“五处马头”（即通商五口）有关事宜了。

　　道光帝收到该折，对八项协议予以批准，“俱著照所议办理”，另下旨：

　　此外尚有应行筹议事宜，著耆英等通盘酌核，悉心妥商，切勿稍留罅隙，致兹后患。[29]

　　尽管道光帝还不知道耆英将如何就“五处马头”事宜与英方交涉，却已批准了他下一步的行动。

　　至1842年9月底，清方已付清第一笔赔款，按照南京条约，英国应当撤军了。璞鼎查于是照会耆英等人，提醒他不要忘记广东谈判：

　　俟贵大臣、都统、部堂抵粤后，再行详晰会议，善定章程，将来附立和约，以申永好，而定通商。[30]

　　9月29日，璞鼎查来到南京城内正觉寺辞行，耆英又向他当面保证：“所有税饷一切事宜，俟十月内（即公历11月）到粤，再行妥议。”[31]

　　从10月2日起，英军由南京逐步退出长江，入海南下广东。为此而松了一口气的耆英，于10月13日一下子上了五道奏折和两份夹片。明明是他未经请旨擅允英方广东谈判的提议，他却援引5个月前道光帝命其由杭州南下广州的谕旨，要求批准他携带钦差大臣关防，前往广州将军本任，继续与英方“申明要约”，妥办“五处马头通商事宜”。在这一大堆折片中，有一道奏折颇有意思，透露出耆英对未来条约程式的设想：

　　臣等因所议各条均关紧要，一经颁给御宝，转难更易，是以允俟请用后赉赴广东交给。查现在夷船业经全数退出长江，应即前赴广东分帮回国。臣等谨按照尺寸，备有黄纸，敬求赏用，仰恳随折发下，以便原弁赉回，探明臣耆英、臣伊里布行抵何处，即交臣等捧赴粤东。令该夷等将和约内应行添注之处，遵旨详细写明，再将原奉谕旨，俱著照所议办理七字，敬谨节录黄纸之上，御宝之前，冠列首页，用昭信守。（重点为引者所标）

　　我在档案馆最初看到此折时，如坠云雾之中。“御宝”指加盖国玺之事，“按照尺寸，备有黄纸”当为按照条约签字文本的尺寸准备加盖国玺的黄纸，“冠列首页”指加盖国玺的黄纸列入条约签字文本首页。有迹象表明，南京条约的签字文本并未进呈朝廷，耆英只送了抄件，因而这一切似不难理解。[32]但是，耆英让英方“详细写明”的“应行添注之处”（即条约签订后双方的协议）又该写在何处？而“应行添注”的内容与“黄纸”“御宝”又有何关系呢？

　　当我读到耆英为此事专给军机大臣的咨文时，方可明白，除了“黄纸一副”外，耆英还同时送去了“贴说一纸”。[33]原来，他打算让“添注”的内容写在“贴说一纸”上，再与南京条约签字文书粘为一体。

　　道光帝谕令“添注”，璞鼎查提议“附粘”，耆英准备了“贴说一纸”。尽管耆英仍使用“添注”的说法，但在做法上与“附粘”更为接近。

　　由此看来，耆英奏折中“所议各条均关紧要，一经颁给御宝，转难更易”一语，应当理解为，一旦英方获得南京条约盖玺的批准文本，就可能使对条约内容有所“更易”的“所议各条”（即已商定的八条协议和即将开始的广东谈判）“转难”。老奸巨猾的璞鼎查又不知施展了何种手段，使得本应英方谋取的新约，成为耆英亟欲猎取之物：只有英方“详细写明”“添注之处”后，方可获得“冠列首页”的“黄纸”。

　　在“天朝”中，耆英绝不是愚笨拙劣的人士，但在中英交涉中表现出来的颟顸，使人感到，他已迈入陷阱却自以为走向光明。

　　熟悉道光帝脾气的人都知道，他在战争期间积郁的怒气，战后必有一次大的宣泄。果然，他收到耆英奏折，得知英军已退出长江，便首先向两江总督牛鉴开刀，下令革职拿京，罪名是对长江防御未尽早部署。

　　尽管从军事史的角度来看，牛鉴无罪，但从当时官场的游戏规则来说，牛鉴必有此惩。开战以来，广东已办了两人（林则徐、琦善），福建亦两人（邓廷桢、颜伯焘），浙江三人（乌尔恭额、伊里布、余步云），江苏还不应当奉献出一只羔羊？

　　道光帝没有同意耆英去广东，而是命其留在南京，继牛鉴出任两江总督。这非为对耆的不信任。自1798年宜兴在江苏巡抚任上被革后，宗室不放外任已成惯例。守成的道光帝此次破例，是出于对两江一职的格外看重，说明他的思想由战时转为平时。这与他先前在广东禁烟紧要关头调林则徐至两江的情形，十分相似。

　　按照耆英的奏折，广东谈判由他和伊里布共同负责。道光帝似乎不太看重这次谈判，让伊里布一人赴粤，也将耆英的官、差转给了伊，只是让耆“通盘筹画”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