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顺奏……长芦通纲京外商人查庆余等，以天津海口防兵驻集，呈请捐输银四十万两，以备要需，著即赏收。”（《剿捕档》）以上共计银592678两，钱125400串。

　　[44]　对英国在鸦片战争中支付的军费，我尚未进行研究。但据《英国议会文件》，英国政府1843年5月16日对下院质询开出了一份关于对华战争支出的账单：（见下页表）

　　根据该材料所提供的兑率，1元等于4先令4便士，鸦片战争清方的总赔款为2100万元，等于5787504镑（《英国议会文件》中国，第27卷 ，第23页）。然而，在鸦片战争赔款中战费名下仅1200万元，即3307144镑，与支出相比，相差908269镑。但是，从该表可以看出，在东印度公司名下，尚有高达109万镑的1842年至1843年估计军费，而到1842年9月，战争已经结束。不管怎么说，清政府战后支出的总赔款是2100万元。尽管其中600万元是鸦片赔款，300万元是行商欠款，但到了1843年5月16日，英国政府的文件中并无支付给商人的记录，反而在他们的收支表中列上了157.2万英镑的“盈余”（surplus）。

　　[45]　此中的俸银与收入总数概念不同，据《中枢政考》，绿营官员的年俸为：提督81两，总兵67两，副将53两，参将39两，游击39两，都司27两，守备18两，千总14两，把总12两。也就是说，俸赏银自24至162两不等，绿营马兵俸赏银为10两，战兵守兵为6两。另，八旗出征官员的俸赏银又远远高于绿营，然因鸦片战争中，八旗兵调动较少，不再详录其标准。

　　[46]　据《钦定户部军需则例》，借支行装银的具体标准为：提督500两，总兵400两，副将300两，参将250两，游击200两，都司150两，守备100两，千把总50两，马兵10两，战守兵6两。在当时高利贷盛行的社会，这笔无息贷款对官兵颇有诱惑力。

　　[47]　盐菜银标准为：提督每月12两，总兵9两，副将7.2两，参将、游击4.2两，都司3两，守备2.4两，千总2两，把总1.5两，兵丁0.9两。另外，军官的跟役每日给口粮八合菜，但不支盐菜银。绿营军官的跟役名额为提督24名，逐级降至把总为2名。兵丁每十名给跟役三名，兵丁跟役口粮亦为八合三勺，但每月支盐菜银0.5两。

　　[48]　浙江巡抚梁宝常折，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初二日，《宫中档朱批奏折》。

　　[49]　署理广西巡抚布政使孔继庚折，道光二十七年正月二十四日，《军机处录副》。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提到的过境费用，是超标准而不能例入报销的部分。广西共支出军费9万余两，其中例入报销者3.2万余两。孔继庚解释理由为“应付官兵口粮夫船脚价内有因例价不敷，实用不能实销”。因此，实际支出应大于此数。为此，我们还可再举一例。盛京将军庆祺等于咸丰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奏称：盛京过境吉林、黑龙江官兵、余丁“共一千八百三十员名，所需车价银二万三千二百三十七两五钱，骑马草粮银三百两，尖宿饭食银三千三百七十六两三钱一分九厘”（《宫中档朱批奏折》）。总计需银达2.69万两。当然，八旗官兵的费用一般比绿营为高。

　　[50]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 ，第476页。此数为官府付资的雇勇，而官府不出资的团练，当时号称有9万人。

　　[51]　例如，张集馨称：漳州“文武员弁制造大小炮数十尊，安放城上，余看城外居民铺户，聚居鳞次，即有警而炮难施，排列多尊，饰观而已。又造炸弹、铁蒺黎等物，尤属无用……文武各员多事张皇，以为报销地耳”。又称：“漳浦海口距县城九十余里，设乡勇九十人，殊觉无谓。”（《道咸宦海见闻录》，第61页，第65页）至于贪污事项，我在第五章 第二节和第五节，分别谈到了颜伯焘和鄂云，这里不再举例。

　　[52]　当时户部指拨各款的名目为：浙江秋拨应报盐课银8万两，春拨留协漕项白粮等银7万两，封贮银5万两；江西秋拨应报地丁银15万两，封贮银5万两；安徽秋拨应报地丁银15万两，封贮银10万两；苏州秋拨应报地丁银15万两；两淮秋拨应报盐课银50万两，收还无本帑本银20万两；山东秋拨应报地丁银20万两，封贮银20万两；山西秋拨应报地丁银40万两，封贮银15万两；山西盐课秋拨应报河工经费银6万两；北新关约征税银5万两；九江关约征税银15万两；芜湖关约征税银8万两；浒墅关约征税银10万两；淮安关约征税银5万两；扬州关征存税银6万两。从以指拨款项来看，没有从户部存银中拨出者，从各省封贮银中拨出者只有51万两，绝大多数是当年应征、约征的款项，可见清政府财政已是捉襟见肘。（户部折，《军机处录副》，该件无日期，后北新关监督奏称二十一年八月十三日收到部文）

　　[53]　署户部尚书恩桂等折，道光二十一年十月初六日《军机处录副》）。其标准为：民人捐银200两以上，给予九品顶戴；300两以上，给予八品顶戴；400两以上，给予盐知事职衔；800两以上，给予县丞职衔；1200两以上，给予州判职衔；1600两以上，给予按经职衔；2000两以上，给予布经职衔；2400两以上，给予通判职衔；3200两以上，给予盐提举职衔；4000两以上，给予同知职衔；6000两以上，给予运同职衔；8000两以上，给予知府职衔；12000两以上，给予道员职衔，20000两以上，给予盐提使职衔。此外还有京衔捐例、候选人员尽先补用等规定，因该文件太长，而不细录。

　　[54]　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户部片：“再查上年八月起至本年十一月止，据海疆各省请军需银一千二百三十六万五千余两，东、南两河请工需银七百一十万七千余两，江苏、安徽、湖北请灾赈银一百五十九万八千余两，共银二千一百七万余两……应请敕下该督抚等妥为筹划，力求撙节，并饬承办各员，毋许丝毫浮滥，总不得以朝廷不惜帑金，动辄援案声请，漫无限制……”（《军机处录副》）

　　[55]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 ，第183页。

　　[56]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湖南巡抚吴其濬奏称：“嗣准户部送片稿内称，海疆经费，现计各省先后奏报捐输，共银九百八十余万两，制钱九十余万串。”（《宫中档朱批奏折》）可见捐输银钱之巨。当然，这些银钱（尤其是内地省份）并没有完全用于战争，在江苏，相当大部分用于支付赔款。

　　[57]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第60页。

　　[58]　同上注。又，璞鼎查、巴加、郭富在驻兵鼓浪屿，率主力北上时，曾发布“晓谕”，称：“照得本水陆军士北上，而派兵据守鼓浪屿。但此去后，内地奸徒，如胆敢生事，害我防兵，则本公使大臣、水路提督、陆路提督回来时，最必报仇。”（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134—135页）是以怡良有“为浙受祸”一语。

　　[59]　《李星沅日记》上册，第423页。

　　[60]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 ，第139页。

　　[61]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4册 ，第1834页。

　　[62]　耆英自1840年8月英舰出现于奉天洋面后，一直部署防务，准备交战（见《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 ，第325—328、339—341页；第3册，第13—14页）。英军攻占厦门后，道光帝下令各省严防海口，他挑选甲兵1000名备调，上奏曰：“查英夷逆匪胆敢肆其鸱张，蔓延滋扰，实为天地不容，凡属臣民，莫不眦裂发指，今若不谋定后行，刻奏肤功，恐逆焰愈炽，尤难擒制。奴才愚昧之见，惟有整顿天兵，筹拨军饷，先剿后和，是为切要。”并声称“人人思奋，志切同仇，忠义相助，争先奋勉，是奉天海陆各防洵堪仰慰圣怀”（同上书，第4册，第104—105页）。

　　[63]　牛鉴于1841年10月新任两江总督，查阅吴淞、长江各处防务，认为“断不致有他虑”，长江“水陆复巡，实已星罗棋布，声势联络，气象雄壮，悉臻严密”，“该逆船断不敢飞越数百里重兵防守之地，冒险入江，阻我漕运”（《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3册 ，第1575、1623页）。一直到吴淞开战的前夕，他在奏折中仍慷慨地表示“戮力同心，激励将士，有进无退！”（同上书，第4册，第1913页）

　　[64]　就具体官员而论，琦善、伊里布、耆英等满族亲贵受儒家文化影响较小，因而转向时动作较快，其他官员受“夷夏之辨”影响较深，转变时格外困难。

　　[65]　《林则徐奏稿、公牍、日记补编》，第100页。

　　[66]　《林则徐书简》，第177页。

　　[67]　《林则徐书简》，第185—186页。

　　[68]　《林则徐书简》，第183—184页。

　　[69]　林则徐后来谈道：“侧闻议军务者，皆曰不可攻其所长，故不与水战，而专于陆守。此说在前一二年犹可，今岸兵之溃，更甚于水，又安所得其短而攻之？”林并对英军的火炮性能和射击技术作了十分深刻的分析，详论陆战之不可胜，我们可清晰地看出他认识的深化（《林则徐书简》，第193页）。

　　[70]　《林则徐书简》，第186页。

　　[71]　《林则徐奏稿、公牍、日记补编》，第100页。

　　[72]　《林则徐书简》，第186页。

　　[73]　《林则徐书简》，第193页。

　　[74]　林则徐所提到的《炮书》，即明代焦勖据传教士汤若望（Joannes Adam Sehall Nonbell）口述而撰的《火攻契要》，已有200年的历史，并非先进。林称其“大要”为“腹厚口宽，火门正而紧，铁液纯而洁，铸成之后，膛内打磨如镜，则放出快而不炸”（《林则徐书简》，第191页）。这对当时工匠不讲究工艺而粗制滥造，还是有意义的。

　　[75]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 ，第86页。

　　[76]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 ，第94页。

　　[77]　张喜：《抚夷日记》，《丛刊·鸦片战争》第5册 ，第354页。

　　[78]　以上四道上谕，见《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 ，第120—122页。

　　[79]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 第246页收录钦差大臣耆英奏报抵杭日期折称：“于二月初二日跪聆圣训，后于初五日同伊里布、咸龄及随带之佐领等由京起行……”此处的“二月”，当为三月之误。二月初二日为公历3月13日，耆英此时尚未到京。此据张喜《抚夷日记》改。

　　[80]　《李星沅日记》上册，第385页。

　　[81]　张喜：《抚夷日记》，《丛刊·鸦片战争》第5册 ，第354—355页。

　　[82]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 ，第222页。其中“克食米尔”，当为克什米尔；“咖唎”，当为孟加拉；大吕宋为西班牙，小吕宋为西班牙的殖民地菲律宾，双鹰国为旗上画有双鹰的奥地利。

　　[83]　此后，道光帝又令台湾道达洪阿向英俘讯问：“究竟该国（英国）地方周围几许？所属国共有若干？其最为强大不受该国统属者共有若干？又咭唎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平素有无往来？俄罗斯是否接壤？有无贸易相通？”（《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 ，第264页）可见道光帝对地理问题的关注。

　　[84]　耆英到浙后，曾向奕经传达面谕：“务当复振军容，激励将士，凡应行防堵处，亟应设法严守，遇有可乘之机，尤宜痛加攻剿……”奕经即请旨让耆英会同办理军务，道光帝朱批：“断断不可”，称“耆英原因另有委用之处，果否施行，俟朕随时裁夺，无非备其一端而已。如能勿用，朕所深愿，止须卿成功后，不待辨而俱明晰矣”（《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 ，第251—252页）。由此可见道光帝的分工安排。而其欲行之“抚”计，此时仍瞒着奕经，就像让天津的穆彰阿瞒着讷尔经额一样。而奕经得知的信息是，道光帝决计“剿”，很可能也是他慌报军情以显示其振作的原因。

　　[85]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 ，第306—307页。道光帝还在谕旨中批评耆英的“羁縻”行动，“办理殊未得宜”。

　　[86]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 ，第331页。

　　[87]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 ，第331页。

　　[88]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 ，第199—200、215—227页。

　　[89]　其中乍浦八旗驻防1841名，乍浦绿营及本省调防兵1800余名，陕甘援兵1000名，本地雇勇700名，山东雇勇1500名（《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3册 ，第1249—12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