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为代价而维持，道光帝付得起此等代价吗？
刘韵珂的“十可虑”，是整个战争期间少有的能面对现实条分缕析的文件。他所提出的“深可焦虑”的十项，都是已经发生的事实或现实存在的隐患。对此，不仅他本人为之莫解，清王朝也无人可为之解。今天的历史学家在研究鸦片战争时，应当正视这些问题。
今天的论者，大都爱用“主战派”（或“抵抗派”）和“主和派”（或“投降派”）的概念，来划分清王朝的官员。就当时的情景而言，确实有主战、主和两种不同的声音，但若将某一官员具体地归置于某一阵营中去，我以为，又违背了历史的真实。
问题在于不存在纯粹意义上的“主和派”。琦善、伊里布在倾意主“抚”之前，曾经有过短暂的坚决的主“剿”姿态。杨芳、奕山与英军妥协前，也是力主“剿”议且身体力行者。刘韵珂的个人经历更为典型。他们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琦、伊在未开战前便看出“剿”计之不可行，而杨、奕、刘是吃了败仗后才转向；杨、奕在实行妥协后施放谎言迷雾，刘氏未行动前便直言“剿”之必败。其他人呢？
闽浙总督颜伯焘曾是铁杆主“剿”者，厦门失败后，便与其曾弹劾过的奕山之辈同流合污，在谎言中消磨日子。私下场合，他又“畅论英夷船坚炮利，纪律禁严，断非我师所能抵御”，闻者暗暗偷笑“其中情已馁，何前后如出两人”？[57]
接颜伯焘继任闽浙总督的怡良，曾是林则徐的密友，一纸弹劾琦善的奏章扬名天下。但未离广东之前，就在英军的攻势下与杨芳等人向英军妥协。就职闽浙后，又敷衍道光帝为减浙江军事压力而令其进攻鼓浪屿的谕旨，向手下明确布置：
宜饬坚守，勿令挑衅，脱有贪功名心，则夷必撤浙省之兵船来与我抗，是我为浙受祸也。[58]
他已全无战意，决计与英军和平共处，不惜以邻为壑。而在他的私函中，更是明言：“夷务不可为，闽事更不可为，兵不可撤又不可留，真无如何。”[59]
两江总督裕谦兵败自杀，其信号是明确的，即对战争前途失望。
扬威将军奕经在浙东反攻失败后，曾主张“暂事羁縻”，后自觉与其“将军”的身份不符，便改调“剿”论，谎报战果，与刘韵珂的“抚”议相对立。[60]可没过多久，乍浦失陷，他“心悸股栗，迄无良策”，也转向释俘“缓兵苟安”了。[61]
主“抚”官员中还有两位大将。一是耆英，此时在盛京将军任上，依然一派主“剿”姿态。[62]一是牛鉴，新任两江总督，对战争的前景抱着必胜的信念。[63]在后面的叙述中，我们又会看到，当耆英至浙江、牛鉴兵败吴淞后，两人又成为主“抚”派的顶尖人物。
原来，所有的主“抚”官员无不从主“剿”转变而来。在“天朝”的对外体制下，在“夷夏”观念的熏浸中，清王朝官员对“逆夷”主张“进剿”，几乎是出于本能，不加思索。因此，清朝官员原来都是“主战派”，无一例外。正因为如此，如果说清王朝统治集团内部存在着“主战”与“主和”的斗争的话，那么，这种斗争的场地，主要在于那些由主“剿”转向主“抚”的官员的头脑，是一种自我的思想斗争。在那个时代，居然向“逆夷”屈服，思想上必然经历一番痛苦的挣扎。[64]
在对“主和派”的排队中，又使我发现，在粤、闽、浙、苏战区四省中，负有实际责任的官员都变成了主“抚”者，再也找不到主“剿”者了，就像我在非交战省区也同样找不到主“抚”者一样。因此，这一时期的主“抚”者与主“剿”者的区别，仅在于他是否在战区，是否负有抵御英军的实际责任。对一名战区中的地方官说来，此非儿戏，由不得他们像非战区的官员那样可以不负责任地歌唱“义理”的高调了。
现实的力量，毕竟大于“义理”的力量。
有论者谓林则徐此时关于建立“水军”的思想，为正确的救国之方。我以为，此论似为不妥。
早在1841年4月林则徐尚在广州时，向靖逆将军奕山提出6条建策，其中第5条为“外海战船宜分别筹办”。[65]1841年秋，林则徐效力于河南符祥河工，得知厦门、浙江的败局，开始深层次地检讨以往的作战指导方针，在致其门生戴孙的信中，提出“水军”的设想：
逆船倏南倏北，来去自如，我则枝枝节节而防之，濒海大小门口不啻累万，防之可胜防乎？果能亟筹船炮，速募水军，得敢死士而用之，彼北亦北，彼南亦南，其费虽若甚繁，实比陆战分屯、远途征调，所省为多。若誓不与之水上交锋，是彼进可战，而退并不必守，诚有得无失矣。譬如两人对弈，让人行两步，而我只行一步，其胜负尚待问乎？[66]
是年冬，他又向两江总督牛鉴正式提出“船炮水军”的建议。[67]此外，他在致翰林院编修吴嘉宾、江苏布政使李星沅等人的信函中，又有具体的论述。[68]
林则徐的这一新设想，是对其先前的作战指导方针（以守为战）的否定。林则徐在事实面前断然放弃先前的主张，显示其探求新知的努力，可以说，是他思想的一大进展。[69]
以近代战争的知识来判断，组建“水军”直接到海上与敌抗衡，避免被动挨打，无疑是更为高明的一着。但是海战比陆战更为复杂，海军建设要比陆军建设更为困难。
林则徐设想的“水军”是什么样的呢？他称：“大船百只，中小船半之，大小炮千位，水军五千，舵工水手一千。”[70]就此规模而言，不算太小，颇为鼓舞人心。但是，我们若作进一步的具体分析，又会发现问题。
“水军”的关键在船炮。林则徐最初对奕山谈到其战船中称：“另制坚厚战船，以资取胜。上年（1840年）曾经商定式样，旋因局面更改，未及制办，其船样尚存虎门寨。如即取来斟酌，赶紧制造，分路购料，多集匠人，大约四个月之内可成二十船。以后陆续造成，总须有船一百只，始可敷用。”[71]林则徐没有详谈战船的具体式样，但称在英军逼迫下的广州每月可造5艘，又似非为近代化的海军舰船。且待100艘战船如期制成，“水军”成立，时在1843年1月。
1842年4月，林则徐称：“虽一时造船缓不济事，而泉、漳、潮三处，尚未尝无可雇之船，其枪炮手亦皆不乏……火炮须由官造，必一一如法乃可得用。弟有抄本《炮书》，上年带至江浙……”[72]是年9月，又称：“为今之计，战船制造不及，惟漳、泉、潮民商之船，尚可雇用。其水军亦须于彼募敢死之士……次则老虎颈之盐船与人，亦尚可以酌用……”[73]可见林则徐“商定”式样的战船，是可以用福建南部一带的民船替代的。其欲制造的火炮，当与其在浙江效力时制造的火炮并无二致，只有工艺上的讲究，并无技术上的提高。[74]
让我们回过头来，从林则徐设想的“水军”的规模，反推其战船的型制。1000位火炮，5000名士兵，1000名舵工水手，若平均地分配到100艘大型战船和50艘中小型战船中去，平均每船仅有炮6.6门，士兵33人，舵工水手6.7人。这与英军的舰船不在一个级别上，无法相比。
由此，林则徐所设想的“水军”，只是传统水师的强化，并非近代海军。一支近代化的海军须由近代化的科技和工业为基础。缺乏这一基础，林则徐或其他人，空手是建不成近代海军的。
与此同理，近代化的海战，又需要近代化的海军。用雇募的民船、雇募的枪炮手、旧法制造的火炮，与英国远征军海上交锋，似无胜利希望。
林则徐关于“水军”的设想，只有思想史上的意义，并无军事史上的价值。
1842年3月28日，北京，圆明园。刘韵珂七天前发出的“十可虑”密折及其三份附片，递到了道光帝的案前。我们不知道道光帝阅读此件的神态，但隐隐感到重大决策作出前时空气的凝重。三天前收到的扬威将军奕经兵败浙东的奏折，使其失望、恼怒和忧郁，朱批曰：“愤恨何堪，笔难宣述。”[75]他恐怕英军此次得手后会攻击北方，将他最为信赖的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派往天津，查勘防务。此时刘韵珂这份绝无“抚”、“羁縻”一类文字却又意在其中的奏折，指出了另一条道路，悄悄地慑取了他的心。他拿起朱笔，在最后一份启用伊里布的附片的末尾写下：“所奏不为无见。另有旨。钦此。”[76]
说来也巧。就在这一天，由盛京将军调任广州将军的耆英进京请训，也到了圆明园。道光帝召见。两人密谈。晚上，由内阁发下两道上谕：[77]
耆英著驰驿前往浙江，署理杭州将军。
伊里布著改发浙江军营效力。
这两项人事调动，预示着朝政的重大变动。
同在这一天发出的谕旨中，还有两件值得注意。一件是给扬威将军奕经、浙江巡抚刘韵珂等人的廷寄，其中指出：
该逆（英军）凶焰甚炽，必四路纷窜掳掠。尤当设法羁縻，毋令蹂躏地方。（重点为引者所标）
道光帝在谕旨中替刘韵珂说出其想说而不敢说的“羁縻”二字。另一件发往天津的穆彰阿：
本日据刘韵珂驰奏剿办逆夷情形，现已有旨谕令伊里布前赴浙江军营效力，并令耆英带同前往矣。刘韵珂原折片著钞给阅看。此事与讷尔经额（时任直隶总督）无涉，断不可向其告知，致天津海防稍有弛备也。[78]
这一方面说明道光帝对他的这一决定仍无把握，想听听这位亲信大臣的意见，另一方面又恐怕这一决定，会影响前方将士的军心。
耆英在北京一共住了19天。在此期间，道光帝恐其“署理杭州将军”一职事权不重，于4月7日颁给“钦差大臣”关防。我们不知道道光帝共召见他几次，只知道最后一次为4月12日。[79]两人密谈的内容自然不会有正式的记录，但江苏布政使李星沅在日记中写道，京中来信告知，耆英曾向道光帝说明，对英军“与银与地均非办法”，道光帝明确指示，“先剿后抚”！[80]
“先剿后抚”，即在军事上取得胜利，哪怕是极小的胜利，再与英军讲和。这反映出道光帝已经承认在军事上不可能取得完全的胜利，想以妥协了结。从策略上讲，这种方法可使己方在谈判桌上有讨价还价的资本，以制止英方漫天要价。但是，问题又在于“剿”得了还是“剿”不了。看来道光帝在前方将领的欺瞒下，对前方军情的了解，不那么透彻。
又据伊里布的亲信张喜透露，伊里布由张家口军台释回，4月3日到圆明园。张喜闻讯赶去伺候，叮嘱其主子：“如蒙召见，务将夷情彻底陈明，方能有济，若如前隔膜，仍恐掣肘。”伊里布深以为是。然至军机处报到时，只奉到上谕：“伊里布著赏给七品衔……交耆英带往浙江差遣。”看来道光帝还不愿与这位不久前定罪的老臣直接对话，不予召见。次日，伊里布由本旗都统带领前去谢恩，只在二宫门磕头，仍未能将英军的实际情况上达天听。张喜见前景不妙，尽管耆英、伊里布一再让他随行去浙，仍未敢应允。[81]
1842年4月15日，钦差大臣耆英、七品衔伊里布离开北京，南下杭州。京城南的正阳门和彰仪门，照例再次向钦差大臣开放，冷漠地注视着此行神色惨淡的人们。它已经送走了两位钦差、两位将军，这一次，又会有何转机？
无情无语的城门，此时已矗立了四百多年，饱经沧桑。它又能问谁？谁也没有答案。
至圣至明的大皇帝，此时心里正充满着不安。
耆英和伊里布南下后，道光帝开始了冷静的思索。他突然发现，自己对于面前的敌手，实在是一无所知。5月1日，他收到奕经的奏折，得知可以审讯俘虏，立即发下一道谕旨：
著奕经等详细询以咭唎距内地水程，据称有七万里，其至内地，所经过者几国？
克食米尔距该国若干路程？是否有水路可通？该国向与咭唎有无往来？此次何以相从至浙？
其余来浙之咖唎、大小吕宋、双英（鹰）国夷众，系带兵头目私相号召，抑由该国王招之使来？是否被其裹胁，抑或许以重利？
该女主年甫二十二岁，何以推为一国之主？有无匹配？其夫何名何处人？在该国现居何职？
又所称钦差、提督各名号是否系女主所授，抑系该头目人等私立名色？至逆夷在浙鸱张，所有一切调动伪兵及占据郡县，搜刮民财，系何人主持其事？
义律现已回国，果否确实？回国后作何营谋？有无信息到浙？
该国制造鸦片烟卖与中国，其意但欲图财，抑或另有诡谋？[82]
他需要了解的太多了，一下子开出这么多问题。可见他的焦躁，又可见他的浅薄。“天朝”大皇帝本不屑于过问“夷”事，此时俯查“夷”情，姿势自然可笑，多少又有那么点进步的意味。可是，他似乎并不知道，他最为困惑的地理问题，[83]正是他最有资格回答的。我们今天尚能看到的由传教士南怀仁为他高祖父康熙帝绘制的当时中国最精美的世界地图——《坤舆全图》，此时正在紫禁城的库房里睡觉。
二 屡战屡败：从杭州湾到扬子江
道光帝此时决定的“抚”，与他在战争初期主张的“抚”，含义并不相同。一年半之前，他并没有打算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