厘士厘号、都鲁壹号在西水道的正中下锚，用两侧弦炮同时向两岸的永安和巩固炮台开火，而轻型舰加略普号、萨马兰号、先锋号、硫磺号则穿过西水道，在上横档岛防卫薄弱的西北部下锚，轰击该岛的炮台和军营。上横档岛清军已经遭受了下横档岛英野战炮兵的连续几小时的轰击，此时在英军6舰200余门火炮的攻击下，已难以支持。至下午1时，永安、巩固两炮台均被打垮，停止射击。早已机动至下横档岛南侧避炮的英轮船复仇神号等船，乘机运送陆军在上横档岛西端登陆。英军在占领永安炮台后向东发展进攻，次第占领该岛中部的清军军营、该岛西端的横档山上炮台和横档炮台。由于岛上清军无处逃生，共有250人战死，100余人受伤，另有1000余人成了英军的俘虏。
下午4时，威厘士厘号的水兵，搭乘轮船和小船在巩固炮台处登陆。该炮台已被英军击毁，守军早已逃逸。英军占领巩固炮台后，继续向后山清军军营进攻，驱散了守军，焚烧了军营。
至下午5时，战斗全部结束。[204]
英军在横档一线战斗中采用了避实击虚的战法，主力没有放在清军防卫较强的东水道，而是在防御相对薄弱的西水道实施突破；而在西水道作战的大多数英舰，又转攻防卫力更弱的上横档岛西北部；该岛东部强大的横档山上炮台和横档炮台，如同沙角炮台一样，被英军从背后攻破；即便是攻击东水道的英军战舰，也未深入，仅把攻击点放在威远炮台，从而避开了横档、镇远、靖远炮台的强大火力。正因为如此，英军在此次大战中，几乎没有受到什么损失，仅有5人受了点轻伤！
关天培战前设计的战法，本是层层阻截敌舰的阑入，特别是从东水道强冲硬过。遇到这股无意越过而竟然直攻的敌人，实际上他已无战术可言。尽管他在战前构筑沙袋炮台、添防兵勇，但这些临时设施在实战中几乎无用。
这里，还需要说明一下英军都感到奇怪的下横档岛未设防的问题。
下横档岛位于上横档岛之南，从近代战术原则来看，它是攻击上横档岛的一把钥匙。可是，关天培最初的目的在于层层堵截，从地理形势来看，它不如上横档岛，可以和武山、芦湾更紧密地联成一气，因而他在上横档岛大兴土木时，没有注意到下横档岛。而到了开战前，仍未在下横档岛布防，是因为他还不明白西方此时惯用的抢占制高点、运用野战炮兵诸战术，尽管英军在沙角之战时已经运用过这些战术。从下横档岛这一细部之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中西战术思想的差距。
关天培英勇地战死了。人们由此称颂他精忠报国。当他的遗骸由家仆领走时，英舰亦鸣放礼炮，表示对殉国者的尊敬。他已经没有机会来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了，而后人只是一味赞美，以激励人们效法他，义无反顾地以身殉国。对于一个英勇战死的战士，任何批判都已不属于是非的范畴，而上升到道德的层面，指责他即与不道德同义。但是，当我们离开这一价值取向，在以后几章中又会发现，关天培的错误，当时的人们还在重复。
不知道关天培的在天之灵，更希望人们称颂他的英勇，还是希望人们批责他的错误而以免一错再错？
从以上这些不无枯燥的军事学术上的检讨中，不难得出结论：虎门战败与琦善当家无涉，换清王朝中的任何一个人来主持，也改变不了战败的命运。这因为，战败的原因几乎全是军事的，是由双方军事力量的强弱、技战术水准的高下决定的。
可是，道光帝却不这么看。他没有亲眼目睹英军的武力，总认为在军事上有几分把握。他担心的不是清军武力的弱小，而是主帅琦善的懦怯，因而将琦善种种清军不敌英军的直言，当作其懦怯的表症，没有听进去。1月30日，他以奕山主持广东军务，正说明他还未看清实际，将此当作主帅个人的胆略和能力问题。2月20日，他收到怡良关于琦善私许香港的密折，立即下令将琦善革职锁拿送京审判，问题的性质，又似乎转化到主帅的道德品质层面去了[205]。虎门之战的军事教训总结，由此被耽搁下来。
在义律和道光帝夹缝中求生存的琦善，同时受到义律和道光帝的猛击。他心里明白，他只不过是道光帝的一名奴才，荣辱性命全捏在道光帝的手中，到此只能毫不含糊地转向，以适应道光帝的脾胃。1841年2月14日，他在奏报沙角、大角之战清军伤亡情况时，启用了他先前极度诋毁的粉饰手法，宣称清军官兵奋不顾身，“接仗四时之久”，“共计剿杀夷逆汉奸六百余名”云云。正如前节提到伊里布，这种不无迎奉帝意的言辞，更触发道光帝的勃然大怒，朱批：
前此据称广东兵全不可用，欺罔之心，妙在由己证之。
又朱批：
慰忠魂无他法，全在汝身。[206]
* * *
[1] 《清实录》第38册 ，第84页。
[2] 《曾国藩全集·日记》第1册 ，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第42—43页。
[3] 据汪洵：《定海直隶厅志》，光绪十一年（1885）刊本；马瀛《定海县志》，1924年刊本。其定海镇标三营兵弁数为战前数字，见伊里布奏（《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 ，第475页）。
又，定海县当时辖整个舟山群岛，定海镇另辖有象山水师协、石浦水师营、镇海水师营。其防区北接江苏苏淞镇，南接浙南黄岩镇，是浙江的海防重镇。
[4] 自乾隆帝封闭舟山之后，英国的商船（主要是鸦片走私船）时有窜犯。而乾隆年间马戛尔尼使华，曾将舟山作为其旅途中的一站。马戛尔尼使华的目的之一，是占据一岛并属意于舟山。
[5] 《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第111页。
[6] 据巴麦尊训令，英国政府有意割占舟山，但义律后来在鸦片商人的鼓噪下，属意于香港岛。鸦片战争结束后，英军仍占据舟山，作为清政府偿清赔款的抵押。1846年，英国迫清朝签订《归还舟山条约》，明确规定：“英军退还舟山后，大清大皇帝永不以舟山等岛给他国。”（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卷 ，第71页）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势力范围的条约规定。
此后英国并未将舟山辟为通商口岸或占为殖民地，一直是历史学家感兴趣的问题。我以为，主要是上海租界的出现，使舟山不再具有重要的商业意义。
[7] 王庆庄：《定海被陷纪略》，《丛刊·鸦片战争》第3册 ，第240页。
[8] 该最后通牒是鸦片战争中清方接受的第一份“夷书”，浙江巡抚乌尔恭额事后随奏进呈，评论说：“臣阅看夷书，词甚狂悖，镇臣张朝发何以遵准递收？”（《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第23—25页）
[9] Robert Jocelyn, Six months with China Expedition, p. 49.
[10] Robert Jocelyn, Six months with China Expedition, p. 52.曾任姚怀祥幕僚的王庆庄对此亦有记载，称姚氏在英舰上谓“事关民众，从容议之”（《丛刊·鸦片战争》第3册 ，第241页）。
[11]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 ，第319页；《林则徐书简》，第151、165页。道光帝和林则徐都简单地将此次败绩归于定海清军“废弛”和未作准备。
[12] 定海道头港一带，清军已集结大小战船21艘，共计船炮170位，兵丁940名。岸上有兵丁600名，炮20余位。就全国范围而言，防兵火炮仅次于虎门而多于其他各地。参见《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第111页。
英军此行有战舰5艘（炮158门）、武装轮船2艘、运输船10艘，载送陆军第18团、26团、49团各一部。参见Robert Jocelyn, Six months with China Expedition, pp. 55, 48。
[13] Robert Jocelyn, Six months with China Expedition, pp. 54-60; John Ouchterlony, The Chinese War: an Account of all the Operations of the British Forces from the Commencement to the Treaty of Nanking, London: Saunders and Otley, 1844, pp. 43-48; Chinese Repository, vol. 9, pp. 228-232.《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 ，第324—326、348、352、359页；《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443页；《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第110—113页。
关于此战的开战时间，上述资料中说法不一。张朝发致浙江提督祝廷彪的报告称，战斗从卯刻至午时。镇标中营游击罗建功在后来受审时亦同此说。看来败将为推卸责任，提前了开战和战斗结束的时间。Chinese Repository（《中国丛报》）引用Canton Register（《广州纪事报》）一文，也称英军上午进攻，但又称英军上午登陆。该文作者于7月8日晚才到达舟山，非亲历者，故皆不从。英军开炮时间，奥塞隆尼称下午2时，吉瑟林称2时半。奥塞隆尼为军事工程师，吉瑟林为使团军事秘书。后者的说法似更可靠。关于此战的详情，又可参见拙文《定海之战考实》，《历史研究》1990年第6期。
[14] Chinese Repository, vol. 9, p. 419.
[15] 罗伯聃的报告见Chinese Repository, vol. 9, pp. 222-228。邓廷桢和祁寯藻等人的奏折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 ，第340—341页；第2册，第562—563页。此外也可参考《福建水师提督陈阶平等为厦门抗击英船情形致兵部尚书祁寯藻函》、《厦防同知蔡观龙等为厦门抗击英船事禀》（《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第156—158页）、《同安营参将胡国安禀》（《鸦片战争案汇存》〔抄本〕第1册，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关于此战的详细经过和分析，可参阅拙文《鸦片战争时期厦门之战研究》，《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4期。
[16]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 ，第709—710页。
[17] 义律致巴麦尊，见《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第489—490页。义律对此提出了三条理由，其中第二条是，“这份副本会被无根据地认为是我们有意乞求在广州谈判的证据”。
[18] Robert Jocelyn, Six months with China Expedition, pp. 72—73; John Ouchterlony, The Chinese War: an Account of all the Operations of the British Forces from the Commencement to the Treaty of Nanking, p51；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丛刊·鸦片战争》第5册 ，第71—72页。
[19] 乌尔恭额奏折，见《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第42页。此后乌尔恭额革职逮问解京，在审讯中称，该文件是由商人经宁波知府邓廷彩转交给他的，“书系封固，其中措词是否得体，未便拆阅”，第二天，“交原商人送还”（《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第123页）。
[20]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 ，第473—474页。
[21] 实际上，这一事实的考订，早在1942年就由姚薇元先生的《道光洋艘征抚记考》所完成。
[22]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 ，第312页。
[23]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 ，第284—285、288—289、295—296、308—310、312—314、341页。
[24]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 ，第155—158、166—168页。
[25] Chinese Repository, vol. 9, p. 222.
[26] 《同安营参将胡廷寅禀》，《道光鸦片战争汇存》（抄本）第1册 。
[27]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 ，第167页。而邓廷桢在刚得到消息时连英舰的性质都一时难以辨明，上奏时称，“究竟该船系属何项船只，抑夷国战舰？”第155页。
[28]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 ，第175—177页。
[29] 对此情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