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事先期入告又于何时？

　　查林则徐奏折，第一次谈到定海、天津之事，始于1840年7月4日奏折，而第二天便发生了定海之战，可见对定海守军全无警告作用。道光帝于8月3日收到此折，而直隶总督在此之前已获定海消息，于7月31日由省城保定赶赴天津筹防，[109]可见对天津也失去预警作用。

　　丁、林则徐谓事先发给沿海各省的咨文，究竟是怎么回事？

　　1840年6月26日，林则徐致其密友怡良的信中云：“各省咨文，前本拟办，因诸冗棼集，尚未定稿，兹则不可不发；特录一纸送政，俟核定后发回，今日即缮，仍送上盖印，用排单驰发也。前日片稿录存一份送存冰案，其稿尾亦将分咨各省云云添入，缘彼时赶发，未及再送裁定，兹以补闻。”[110]（重点为笔者所标）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前引6月24日林则徐奏折中提到的“飞咨”各省，两天之后尚未发出。即便于当日发出，根据英军的进攻速度和清朝的公文速度，势必又是马后炮。

　　林则徐的咨会写了什么内容，可以看一份实样。1840年8月1日，山东巡抚托浑布收到了这份咨会。该咨会在历叙广东禁烟以来的经历后，称：

　　自去冬以迄今夏，粤省获办通夷贩烟各匪犯……彼见拒之益坚，防之益密，在粤无间可乘，而又未肯弃货于地，势必东奔西窜，诱人售私。兹复传闻有兵船多只，陆续前来内地，虽可料其不敢滋事，而护送鸦片，随处诱买，均在意中。若由深水外洋，顺风扬帆，无难直向北驶……自应飞咨各省，一体防查，庶可绝其弊。[111]（重点为引者所标）

　　林则徐的咨会，如同其先前的奏折，并未预告战争，说的仍是鸦片武装走私问题。而山东巡抚收到此咨文之前，已于7月21日收到浙江巡抚关于定海失陷的咨会，又于7月25日收到道光帝加强海防的谕令。[112]

　　综上所述，我以为，林则徐关于“咨会”的奏折和关于“请敕”的书信，都是在战争爆发之后他自我辩解的说法，都是不足为据的。

　　在弄清林则徐的言行后，应当追究一下道光帝的责任。

　　我在本章第一节 已经提到，道光帝是在皇室成员吸毒、大批毒品逼近京师的刺激下，才采取断然措施调林则徐进京的，事先并无缜密的思考和计划。他此时所最注重者，是烟毒能否禁绝，而没有考虑到后果一类的情事。

　　林则徐果如其望，到广州后，第二次奏折便报来义律答应呈缴鸦片2万箱的好消息。道光帝不仅在林的奏折上朱批“所办可嘉之至”，而且还在吏部拟呈的优叙上，朱笔将林则徐的“加一级，纪录两次”改为“赏加二级”。[113]兴奋之情溢于笔端。

　　1839年4月22日，道光帝得到重臣陶澍病危请辞的奏折，据陶澍的提议，命林则徐改任两江总督。按照当时官场的普遍看法，两江总督班次仅在直隶总督之后，位第二，由湖广调两江，虽为同品，仍是迁右。但此事又似可反映出，在道光帝的内心中，苏、皖、赣三省，盐、漕、河三务似乎要比广东的禁烟来得重要。他认为林则徐很快就会不辱使命，旌帜北返。

　　虎门销烟后，他以为大局已经粗定，只留存一些具体事务待林则徐料理扫尾即可，一切尽可循归常态。奈何那些不大不小的事项一件件从广东报来，又是具结，又是交凶，又是续缴鸦片（详见后节），而那些俯首贴耳恭恭敬敬缴出鸦片的“夷”人们，竟敢用大炮与“天朝”对抗。他给予林则徐的指示，不外乎是那些“计出万全”，“先威后恩”，“断不敢轻率偾事，亦不致畏葸无能”[114]等等貌似全面却无见地的话，说了如同白说。一次，他见到林则徐有些游移，竟朱批道“朕不虑卿等孟浪，但戒卿不可畏葸”[115]，鼓励林与英人对抗。

　　1839年12月13日，道光帝收到林则徐的奏折，看到的仍是纠缠不清的“夷务”，深感“殊属不成事体”！于是，他想出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即将咭唎国贸易停止”，什么具结、交凶、续缴鸦片等等事项，统统不必再与之追究下去。然而，断绝通商可能会引起何种后果，他似乎仅仅看税银减少这一项。这位生性苛俭的皇帝，此次竟大方地宣布：“区区税银，何足计论！”[116]

　　1840年1月5日，道光帝见林则徐久久不能北上，以赴新任。要缺两江总督的位子空了8个月，他干脆任林则徐为两广总督，调邓廷桢为两江总督，依例解除了林的钦差大臣的差使，使一切都回复到原来的样子。

　　道光帝的这两项决定，快刀斩乱麻，割断了中英当时唯一存在的通商关系。他认为，从此之后，各在东西一方的中英两国断绝往来，不会再有什么纠葛，也不会再有什么矛盾，如同井水不犯河水。此时的林则徐，也不再是“查办海口事件”的钦差大臣，而是“总督广东广西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饷兼巡抚事”的地方职官。他的任务也不再是与英方折冲樽俎，道光帝仅让他料理两桩后事：一、宣布英“逆”罪行，永久禁绝通商；二、将停泊在粤洋的英国舰船驱逐净尽。

　　道光帝也犯下了重大错误，他用“天朝”的逻辑来思考对策，且对敌手的估计也去真实甚远。

　　1840年2月7日，道光帝得知湖北江堤被水冲坏的消息，一下子想起前年11月林则徐所上“江汉安澜”的奏折，认为“究系筹办验收未能尽善”，结果给了林“降四级留任”、“不准抵销”的处分。[117]虽说清朝官员依例处分只是寻常，道光一朝未受处分的封疆大吏甚属罕见，且林则徐在湖广任上因举荐不察也两次受到处分；但是历来被道光帝认作办事细密周到的林则徐，在江堤事务上竟出如此差错，他心中不能不留下痕迹。

　　此后，道光帝对广东的事务日见松怠，反复多变的“夷情”使其生倦。他的视野较多地关注于清王朝内部的各种传统事务，不再像从前那样密切注视着广东“夷情”的变化。这一方面是林则徐再也没有给他带来大快人心的喜讯，另一方面是他认定清朝“以逸待劳，主客之势自判”，英国就是来几艘军舰，又“何能为之”！[118]

　　君王好高髻，城中高一尺。道光帝的这种态度，不能不给“天朝”内大小臣工以安稳的印象。在一片静谧安宁之中，谁又会发现战争恶魔的悄临？即便有人发现，谁又敢慌乱扯响战争警报？

　　四　林则徐的制敌方略

　　1839年6月虎门销烟之后，局势并未如林则徐所希望的那样，逐渐趋于和缓，反作风雨雷霆。中英之间对抗以更加激烈的形式进行。

　　其中的争执，有以下三端：

　　一、具结。林则徐以奉到新例，要求义律敦促英商以“货即没官、人即正法”的格式具结，否则不许通商。义律不仅阻挠具结，而且下令英船不得驶入广州港。

　　二、交凶。1839年7月7日，英国水手在九龙尖沙咀酗酒滋事，殴伤村民林维喜，次日林死去。林则徐谕令义律交出凶手。义律予以拒绝，在英船上自立法庭，判处5名滋事行凶者监禁3至6个月，罚金15至20镑。

　　三、续缴鸦片。随着新的季风的来临，虎门口外新到英国商船数十艘。林则徐命令缴出续到船上的鸦片。义律仍是拒绝。

　　在此三事中，又以“交凶”一案对抗为最。

　　1839年8月15日，林则徐以义律拒不交凶，援引1808年（嘉庆十三年）英人在澳门违令案之例，禁绝澳门英人的柴米食物，撤退买办工人，次日率兵进驻香山，勒兵分布各要口，迫英人离开澳门。8月24日，澳门葡萄牙当局在此压力下，根据林则徐的谕令，宣布驱逐英人。至8月26日，英人全部离澳。义律率这批英人泊船于香港、九龙一带。

　　自1839年4月英舰拉恩号（Larne）被义律派出送信后，除义律自用的小船路易莎号（Louisa）外，广东海面并无英国军舰。8月30日，据义律的请求，印度总督派出的战舰窝拉疑号（Volage)驶到，使义律有了与中国对抗的武力。林则徐听此消息，除命各属加强防范外，于8月31日发布宣示，要求沿海村民聚义团练，不准英人上岸滋事、觅井汲水，并准许以武力相拒。[119]

　　1839年9月4日，义律和窝拉疑号舰长士密（H. Smith），率3艘小船至九龙，要求中国官员供应食物，未达到目的后，士密下令开炮。

　　中英之间的对抗，开始诉诸武力。

　　由此至1840年6月下旬英国远征军开到，在9个多月的时间内，据林则徐奏折，广东沿海共发生战事7起：1. 1839年9月4日九龙之战；2. 1839年9月12日火烧英国趸船；3. 1839年11月3日穿鼻之战；4. 1839年11月4日至13日官涌之战；5. 1840年2月29日火烧贩烟及接济英船的匪船；6. 1840年5月火烧接济英船的匪艇；7. 1840年6月8日火烧磨刀洋英国鸦片烟。此外，未见于林则徐奏折的还有两起：1840年5月20日袭击英国鸦片船希腊号（Hellas）；1840年6月13日火烧金星门英船。

　　以上9起战事，其中第2起火烧英国趸船，实际上是误烧西班牙商船；其中第5、6、7起和林则徐未奏的两起，清军的目标是英国鸦片船和中国不法奸民的办艇之类的民船。而第4起官涌之战，情况稍有周折。据林则徐奏，英人英船在旬日之内，连续向官涌清军进攻六次，皆被击退，其中参战的有“嘚喇”、“哆唎”等英船。[120]而英方对此却全无记载，反称泊于香港一带的英船移往铜鼓时，于11月13日在九龙一带（即官涌）遭到清军的炮击。[121]查此时英国在广东海面有战舰窝拉疑号和新驶到的海阿新号（Hyacinth），以及官船路易莎号，从林则徐奏折来分析，此三舰并未参战。因此，不管事件的真实究竟如何，可以肯定的是，官涌之战不是英军与清军之间的对抗。

　　由此可见，至1840年6月下旬之前，中英双方运用国家武力进行的战事，仅为两起，即九龙之战和穿鼻之战。林则徐在奏折中没有对此类战事作清晰的分类，是因为当时的中国人还没有近代国际政治观念。

　　1839年9月4日的九龙之战中，清军参战者为大鹏营参将赖恩爵所率3艘师船，并得到九龙山上炮台的炮火支持；英方参战者，双方说法不一，林则徐奏称，有“大小夷船五只”，另在战斗中前来增援的英船“更倍于前”，但未称具体数字；义律在其报告中称，英方以路易莎号、珍珠号（Pearl）、窝拉疑号所属小船进行战斗，后得到支持，但战舰窝拉疑号未投入战斗。英军一参战者与义律的说法一致，并称前来增援的有威廉要塞号（Fort Williams）所属的小船，另外甘米力治号（Combridge）船长嘚喇亦率16人划船来参战。

　　关于此战的经过，双方的叙述大体相同。林则徐奏称，英方因索食不成而先启衅，赖恩爵立即督部予以回击，双方从午刻战至戌刻，期间英船先被击退，后得到援军再战，最后败遁尖沙咀。英方亦称其率先开炮，认为清军作战相当骁勇，战斗从下午2时半进行到6点半，其第一次后撤是为了补充弹药，最后主动撤出战斗。

　　双方报告中分歧最大者为战果。林则徐奏称，清军战死2人，受伤4人，所属师船稍有损伤，但很快修复；击翻英船1艘，击毙英人至少17名。英方未具体称清军的损失，但称己方仅是受伤数人而已。[122]

　　从此战的具体经过来分析，清军以3艘各配炮10门的师船作战，以海岸炮台为依托，兵弁奋勇拼死，表现出广东水师前所未有的振作；英方以路易莎号（载炮14门）、珍珠号（载炮6门）、窝拉疑号所属小船（载炮1门）及前来增援的船只开战，全非正规战舰，火力不济，[123]窝拉疑号因风停而无法迫近参加战斗。因此，从军事的角度来看，很难分出胜负来。

　　如果说九龙之战双方的报告还大体吻合的话，那么，关于穿鼻之战，则是各执一词，大不相同。[124]

　　首先是战斗的起因。

　　林则徐奏称，1839年11月3日，英国啷船（Thomas Coutts）具结进入虎门，英舰窝拉疑号和海阿新号于“午刻驶至穿鼻”，阻挠啷船进口，提督关天培“闻而诧异”，“正查究间”英舰率先开炮。

　　义律的报告，虽也提到英船具结入口之事，但称事因10月27日收到广州知府余保纯转来林则徐的谕令，“嗣后货物总须照式具结，若不如式，万万不准贸易，违抗逗留之船，即行烧毁”，[125]遂于28日与士密上校率英舰两艘前往穿鼻，准备递交士密致钦差大臣的信件，要求林则徐收回成命。由于逆风，英舰于11月2日到达穿鼻沙角炮台一带，即派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126]等人向关天培递交出该信。晚上，清方派通事请马儒翰赴关天培座船，被拒绝。次日上午，清方再派出通事，退还士密信件，并再邀马儒翰赴约，仍被拒绝。此时，关天培率由29艘师船组成的舰队前来，英方让通事送去士密的一信，要求“各船立即回至沙角之北湾泊”。关天培回复称，只要交了打死林维喜凶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