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列为朝贡国。清朝的一些官方文书，也有这种记载。甚至当时先进的中国人，曾任礼部主客司主事的龚自珍也不例外，谓：“我朝蕃服分二类，其朝贡之事，有隶理藩院者，有隶主客司者。隶主客司者，曰朝鲜，曰越南，曰南掌，曰缅甸，曰苏禄，曰暹罗，曰荷兰，曰琉球，曰西洋诸国。西洋诸国，一曰博尔都嘉利亚，一曰意达里亚，一曰博尔都噶尔，一曰咭唎。自朝鲜至琉球，贡有额有期，朝有期。西洋诸国，贡无定额，无定期。（《主客司述略》，《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18—119页）还需说明的是，西方人见到将他们的国家列为朝贡国，必然生怒，认为是对他们的污辱；而清朝的官绅士子们却不这么认为，他们将此作为一种褒扬，即“化外”之邦有心“向化”，是一种进步。
[16] 除国名外，当时在西方的人名、船名亦加“口”字旁。本书采用当时译法的国名、人名、船名，除在行文中表示特别意义的，皆删去“口”字旁。
[17] 尽管当时外国商人在粤海关交纳甚多，但绝大部分作为陋规和贿赂进了官员、行商的私囊，上交朝廷的正税每年仅为银一百万两，占清王朝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二至百分之三左右。因此，清朝皇帝时常有“区区关税”之言论，对中断对外贸易，表示无所谓。
[18] 卢坤认为，“查中外之防，首重体制，该夷目律劳卑有无官职，无从查其底里，即使实系该国官员，亦不能与天朝疆吏书信平行。事关国体，未便稍涉迁就，致令轻视。”于是，他下令中断中外贸易以对抗。未久，律劳卑病故，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继任，中外贸易恢复。（《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 ，第146—168页）
[19]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 ，第329—331页。
[20]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 ，第223页。
[21]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629页。
[22]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44页。
[23]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4年，第729页。
[24] 卢坤在奏折中使用曲笔，以试探道光帝的口风，谓：“总之，势成积重，骤难挽回。屡经周咨博采，有谓应行照昔年旧章，准其贩运入关，加征税银……有谓应弛内地栽种莺粟之禁，使吸烟者买食土膏……其说均不无所见，然与禁令有违……”（《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 ，第166页）道光帝对此全然拒绝。
[25] 许乃济此时上奏，另有契机。按照清政府的规定，每年年底，各省督抚等须专折奏报本省内吸食、种植鸦片的情形。行久而虚应故事，皆成具文。各省大吏无不虚报，道光帝对此类公文也已生倦。1836年初，道光帝在署两江总督林则徐、江西巡抚周之琦、浙江巡抚乌尔恭额、护安徽巡抚佟景文等人的奏折上朱批：“既无买食鸦片之人，自明岁为始，毋庸具奏。”（《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 ，第193—197页）很可能许乃济得知了这一消息，认为道光帝对鸦片的态度有所缓和，方上奏弛禁。许乃济上奏后，道光帝下令广东官员议复。两广总督邓廷桢等人表示赞同（同上书，第200—210页）。后内阁学士朱嶟、给事中许球、御史彭玉麟等人上奏反对（《复旦学报》1978年第1期；《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213—217页）。道光帝终未同意弛禁。
[26]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 ，第292—295页。案，这一时期的疆臣议奏，与后来湘、淮系把持地方权力时不同。各地大吏在政治上并无定见，惟以揣摩皇帝旨意为能事，以讨皇帝欢心。琦善在这一方面堪称高手。他同意严禁，并非表示其历来对鸦片深痛恶绝，而是已看出道光帝的意向，投机适应，后来在天津拿获烟贩也属此类。各地疆臣的29份奏折，无一不主张严禁，就连历来倾向弛禁的广东也不例外，这种空前的一致只能说明帝意明朗，谁也不敢冒险以忤圣心。道光帝决心严禁后，果然将许乃济休致。一些论者以是否同意黄爵滋“吸食者诛”，为弛禁或严禁的区别，似不能成立。我将在 第二章 中对此进行讨论。但从各奏折来看，有些大臣对此有严禁的决心，如林则徐等人，有些大臣平时对此事似乎不太留心，复奏亦不得要领，但看不出弛禁的倾向。
[27]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 ，第354—356、364—366、391—393、401页。
[28]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 ，第449页。
[29] 林则徐致刘建韶信中称：“查拿鸦片一事，弟在楚所获烟土、烟膏，已奏者一万二千余两，未奏者亦有此数。”（杨国桢编：《林则徐书简》，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4页）两万两之数，由此推定。
[30] 以往的论者，多据《道光洋艘征抚记》，称道光帝见到林则徐奏折上称，“烟不禁绝，国日贫，民日弱，十余年后，岂惟无可筹之饷，抑且无可用之兵”，大为震动，遂命林则徐进京。然从清代档案来看，情况完全不同。道光帝收到林则徐有上引内容的附片后，并未留下任何朱批、朱点、朱画，亦无上谕下发。而10月25日，京城发现庄亲王等吸食鸦片，给道光帝以很大刺激。11月8日，道光帝收到琦善的奏折，得知天津查获鸦片13万两，感到情势严重，遂于11月9日下令调林则徐进京（郦永庆：《有关禁烟运动的几点新认识》，《历史档案》1986年第3期）。至于道光帝为何选派林则徐负责禁烟，我将在第二章 中讨论。
[31]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 ，第368页。
[32] 这位军官与1838年率舰队至广东的东印度舰队司令马他仑同姓，不是同一人。
[33] 英方这份文件中有“可即以钦差大臣林如何凌辱英国官员暨商人等情节，照实陈明奏闻”一语（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8页），可见琦善转奏马他仑之语，并非无来历。
[34] 陈胜粦先生的论文《林则徐在粤功罪是非辩》对此进行了很好的分析，见《林则徐与鸦片战争论稿》（增订本），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13—116页。
[35] 中山大学历史系编：《林则徐集·日记》，中华书局，1962年，第226—227页。
[36] 《林则徐集·日记》第314页。
[37] 关于林则徐胪陈直隶水利的时间，众说不一，有称1837年即林请训即赴湖广总督任时，有称1838年即林请训即赴钦差大臣任时。我以为，1838年似更为可靠。大约正是此次的印象，道光帝于1839年专门让他议奏金应麟一折。《畿辅水利议》今存光绪刻本，而后一份奏折，见中山大学历史系编：《林则徐集·奏稿》中册，中华书局，1965年，第715—724页。
[38] 后来琦善也确实奏明，颇得道光帝的理解。见《清实录》第37册 ，中华书局，1986年，第1179页。
[39] 《丛刊·鸦片战争》第1册 ，第314页。
[40] 详见拙文：《1841年虎门之战研究》，《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4期。
[41]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56、61页。
[42]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69、70页。
[43]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70—71页。案，当时“香港”一词，并非全岛之称谓，仅指该岛西南一隅。义律用“一岛”之词，而将一隅扩大至全岛，又用“接收”一词，而将“寄寓泊船”变为割占。此中的一些细节，见本书第三章 第四节。
[44]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73页。
[45]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736页。
[46]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0, p. 63.
[47]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75页。
[48]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803—804页。
[49] 佐佐木正哉：《论所谓“穿鼻条约草案”》，中译本见《外国学者论鸦片战争与林则徐》上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胡思庸、郑永福：《穿鼻草约考略》，《光明日报》1983年2月2日；陈胜粦：《香港地区被迫割让与租借的历史真象》，《林则徐与鸦片战争论稿》，等等。
[50] 《琦善与鸦片战争》，《清华学报》第6卷 第3期（1931年10月）。
[51] 蒋廷黻先生的这篇论文，当时是否有现实方面的用意，也就是说，是否为宣传而作，今日已无法查证。但是，六年后，抗日战争爆发，蒋先生又著《中国近代史》一书，对琦善、林则徐的评价显然换了调。他虽然仍批评林，但已把林放到比琦更高的位置上，对琦则轻蔑地称为“不足责”。这又似乎表明了他对妥协和抵抗的新看法。
[52] 这里所说的批判，是指哲学意义上的，即批判中汲取。而这方面工作的典型事例，是姚薇元先生所著《鸦片战争史实考》的各个版本。这部初版于40年代至今仍有很高地位的著作，原本是对《道光洋艘征抚记》的批判，几经修订后，批判的锋芒减弱了，而仅剩下对一些问题的考证。1983年，姚先生又著《鸦片战争》一书（湖北人民出版社），几乎看不到他昔年批判的锋芒了。
第1章 清朝的军事力量
尽管现代人已对战争下了数以百计的定义，但是，战争最基本的实质只是两支军事力量之间的对抗。
鸦片战争是清军与英军的军事对抗，要判断清王朝能否获胜，首先就得考察清王朝的军事力量，并参照英国远征军的力量，进行评估。
一 武器装备
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鸦片战争时期中英武器装备各自的水平，那就是，英军已处于初步发展的火器时代，而清军仍处于冷热兵器混用的时代。
至于清军使用的冷兵器，即刀矛弓箭之类，名目繁多，记不胜记。好在这类兵器具有直观性，其使用方法及效能，也为一般读者详悉。这里重点放在清军使用的火器。[1]
人们对于鸦片战争时期的清军火器，常冠以“土枪土炮”之谓。假如这仅仅指制造者，甚至制造工艺而言，似乎也有道理，但就火器的型制样式说来，却是一种误解。
火药和管型火器都是中国发明的，但中国一直处于前科学时期，没有形成科学理论和实验体系，使得中国火器的发展受到了根本性的制约。至鸦片战争时，清军使用的火器，主要不是中国发明研制的，而是仿造明代引进的“佛郎机”、“鸟铳”、“红夷炮”等西方火器样式制作的。由此可以说，清军使用的是自制的老式的“洋枪洋炮”。就型制样式而言，与英军相比，整整落后了二百余年。[2]
清军使用的鸟枪，其原型可追溯至1548年（明嘉靖二十七年）的葡萄牙火绳枪，[3]此后几经改良，成为主要单兵火器之一。
鸟枪是一种前装滑膛火绳枪。发射前须从枪口装填火药，再塞入弹丸，以火绳为点火装置。根据《皇朝礼器图式火器》的记载，清军鸟枪的种类达58种之多，大同小异。其中装备最多的是兵丁鸟枪。
兵丁鸟枪用铁制成，枪长2.01米，铅弹丸重1钱，装填火药3钱。射程约100米。射速为1至2发／分钟。[4]
英军此时装备了当时世界上比较先进的两种军用枪：一是伯克式（Barker）前装滑膛燧发枪。其点火装置为磨擦燧石。枪身长1.16米，口径为15.3毫米，弹丸重35克。射程约200米。射速为2至3发／分钟。该枪约1800年研制成功，后装备部队。二是布伦士威克式（Brunswick）前装滑膛击发枪。点火装置为击发枪机撞击火帽。枪身长1.42米，口径为17.5毫米，弹丸重53克，射程约300米，射速为3至4发／分钟。该枪约在1838年起陆续装备部队。
由此可以看出，与英军相比，清军鸟枪在型制上的缺陷是：枪身太长（装药、填弹和射击均为不便）；点火装置落后（风雨天效能极差）。而在性能上，又有着射速慢、射程近这两大致命伤。如果我们以射速、射程的参数对照，大致可以推论：两支兵丁鸟枪不敌1支伯克式枪；而1支布伦士威克枪，可顶5支兵丁鸟枪。如果再考虑到由制造工艺而引起的射击精度这一要素，[5]这种差别恐怕还得加倍。
此外，值得我们注意的情况有：
一、由于清军鸟枪太长无法再装枪刺（此时西方军用枪皆有枪刺），由于清军鸟枪射程射速性能差，以至短兵相接难以应敌，由于清军军费的限制，此时清军士兵尚未能全数配备鸟枪，仍有一部分使用刀矛弓箭。据估计，就全国范围而言，鸟枪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