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定人，曾任《时事新报》经理，也是老报人，时凌霄汉阁主徐彬彬赋闲着，飘萍也在《京报》社，安排了他一个位置。天笑到北京，经常住在飘萍家里，长日无聊，便和汤修慧、潘公弼、徐彬彬打小牌消遣。飘萍忙得很，日间总在外面交际应酬，有时逛妓院，因为这儿颇多官场中人，在谈笑中可以探得些政治消息，充作新闻资料。
飘萍嫉恶如仇，反对帝制派，反对大军阀和一些卖国贼，被拘禁了多次，释放后还是把笔墨当作匕首，锋利无比，所以他到哪里，侦探跟到哪里。这些侦探化了装，很隐秘。有一次，军警到《京报》馆来抄查，飘萍不在馆中，却把潘公弼捉将官里去。修慧能干得很，四出疏通和呼吁，公弼居然给她保释出来。飘萍暂来上海，经济很窘，向天笑告贷，意志还是坚强不屈，对天笑说：“这些军阀，鬼鬼祟祟，捣乱世界，设计害民，我偏要撕破他们的画皮。”过了一个时期，飘萍又到北京，照样活动，照样应酬。那些军阀，尤其是张宗昌，对其恨之切齿，欲得之而甘心，表面上不露声色，若无其事，暗中派了密探，亦步亦趋地跟踪着。可是飘萍警惕性很高，觉得不对头，避居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不敢贸然外出。他在那儿住了好多日子，思家心切，深夜偷偷地回到家里，天没亮再赴东交民巷。有一次，在东交民巷出来，碰到熟人张汉举，张告诉飘萍，“外间已没有什么风声，事已过去，你何必这样顾虑，自讨苦吃？”飘萍信以为真，回家会友，弛其防卫。没有几天，在一个晚上，一些狐假虎威的军警，直闯进来，拔出手枪，强迫飘萍登上囚车，张宗昌立命他的鹰犬王琦，把飘萍枪决。他的夫人汤修慧潜避他处，以防株连。直至—九二八年，北伐军到了北京，汤修慧复刊《京报》，以纪念飘萍。并刊印了飘萍的著作《失业的问题》《各国社会思想》等。
上面不是谈到飘萍的遗物一根手杖吗？这根手杖，怎么到了天笑手里，也得带一笔，作为说明。一次，天笑由北京乘火车回上海，飘萍买了一张月台票，亲自送天笑上车，依依惜别，讲了许多话，及听到开车信号，飘萍急忙下车，遗忘了手杖，天笑立即把手杖伸出窗外，请飘萍来接。奈车已驶动，飘萍扬着手说：“不要了，不要了，这根手杖给你留作纪念吧！”果真这是最后一面，人亡物在，作为纪念品了。
公家为了纪念飘萍，把北京宣武区魏染胡同他的故居，重加修葺，供人瞻观。
最近，友人安健从无锡来沪，与我谈及飘萍当时还有一位夫人祝文秀，今已八十多高龄，尚寓居无锡郊区，安健曾去采访，得知一些飘萍有关的佚事。文秀早年是一位京剧演员，略有一些小名气，飘萍观剧，很赏识她，颇思委禽娶纳。可是文秀认为飘萍是报界中人，不符她的理想。飘萍却认识文秀的母亲某氏，某氏能作几笔国画，飘萍便经常带些名人画册，赠给她，她很为欣感。有一次，飘萍不知从哪里物色到一幅摹仇十洲韵仕女画，设色蒨丽，仪态万方，更逗某氏的喜爱，便怂恿其女随伺飘萍，成为佳偶。飘萍得暇，教之读书，因此具有相当文化，曾与飘萍到过日本，摄有照片，今尚留存。据闻，飘萍被害，马连良为之收尸，遗体亦留一照，右眼下有一洞，即饮弹的创痕。又有一墓地照。这些东西，文秀匿藏了数十年，直至飘萍昭雪，列为烈士，才敢出以示人。至于文秀早年的倩影，上面有飘萍亲笔题着“七妹留念”四字。人们以为她是飘萍第七个夫人，实则不然，所谓七妹，是文秀在家为第七个女儿而已。这个倩影，文秀也保存着没有失掉。所居处且有一书桌，一旋转椅，都是飘萍生前所用的家具，今则旋椅的足，以越年久远，被蛀虫所蛀蚀，失其效用了。又飘萍生前，和张季鸾相友善，及飘萍死，文秀生活很苦，季鸾怜悯，月致生活费，文秀非常铭感，但她不肯受例外的惠贻，坚辞不取，结果却不过情，只得留存不用，积有若干数字。一日，季鸾忽来，向她商恳说：“近正做着一注生意，手头尚缺数百金，能否和你相商，挪移一下，以供急需，容日后奉还。”文秀当然慨允所请，如数与之。大约过了一二个月，季鸾欣然往访，奉还借项，且云：“这注生意，获得意外利润，你相助一臂之力，应得半数，这是你份内之钱，由你贴补家用吧！”事后，经文秀调查，才知季鸾做生意，并没有这回事，无非故弄玄虚，务使她取之心安理得罢了。季鸾重生死之谊，的确可以风世。
忆戈公振
戈公振是报界很著声誉的老前辈，名绍发，字春霆，江苏东台人。生于一八九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一九一二年，即供职《东台日报》，为桑梓服务。翌年来上海，狄平子赏识他，请他担任《时报》编辑，直至黄伯惠接办《时报》，他仍蝉联着。伯惠喜摄影，把影片印成画刊，随报赠送，增加了《时报》的销数，这个工作，就是公振负责的。照片多，画刊一时用不了，往往搁置着。恰巧这时钱芥尘接办《上海画报》，需要大量的照片，芥尘和公振相熟，便和公振相商，借刊一些多余的照片，不料伯惠知道了，大不以为然，公振因之拂袖离去。
公振著有《新闻学撮要》，梁任公为作序。继之在国民大学讲授新闻学，并组织上海报学社编著《中国报学史》一大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分六章，一、绪论；二、官报独占时期；三、外报开始时期；四、民报勃兴时期；五、民国成立以后；六、报界之现状。附有许多图片，如报人胡政之、梁任公、于右任、汪穰卿、狄平子、章太炎、陈景韩、黄远生等，今已不易看到。他对于黄远生极端推崇，谓“其理解力及文字之组织力，实有过人处，盖报界之奇才也”。公振熟悉《时报》，所以谈《时报》亦特详。又复谈及筹安会时期，有面目全非的伪造《时报》，有云：项城在京中取阅上海各报，皆由梁土诒、袁乃宽辈先行过目，凡载有反对帝制文电，皆易以拥戴字样，重制一版，每日如是，然后始进呈，项城不知也。一日，赵尔巽来谒，项城方在居仁堂楼上阅报，命侍卫延之入。寒暄毕，赵于无意中随手取《时报》一纸阅之，眉宇不觉流露一种惊讶之状，项城奇之，询其故，赵曰：“此报与吾家送阅者截然不同，然此固明明为上海《时报》也，故以为异。”项城乃命人往赵家持报来，阅竟，大震怒，立传乃宽至，严词诘之，乃宽瞠目结舌，觳觫不能对。这出丑角戏，多么可笑。
我由钱化佛介绍，认识公振其人。他颀然身长，目御眼镜，容蔼然可亲。此后他赴德、法、意、奥、捷克斯洛伐克、苏联等国考察返国，我又和化佛在黄浦码头欢迎他，握手言欢，这印象迄今犹留脑幕。他于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二日逝世上海，患的是盲肠炎转为腹膜炎，享年四十四岁。
公振生前有一隐痛事：他早年在上海，有一次无意中遇到一个漂泊无依的女子，其人虽服御朴素，然不掩其姿色。问她身世，才知她父母逝世，依赖叔父为生，叔父又失业，困窘不堪，言时，珠泪夺眶而出。公振动了恻隐之心，安慰了她一番。探女意，颇欲读书以图日后自立。公振认为她有志向上，力斥资为谋入学，她奋发攻读，成绩很好。每逢星期日，公振总是和她逛逛公园，吃吃小馆子，很相契合，直至该女大学毕业，公振喜其学业之有成，乃谋婚事之履约。不料她忽地变其面目，说：“地位有今昔之不同，请勿见扰。”公振听了，有如晴天之闻疾雷，为之震噤了半天。从此和该女断绝，对于婚姻有了寒心，终身不娶以为誓。
耿直成性的陆丹林
陆丹林在南社中，秉性是较率直的。我在《南社丛谈》中，曾为他撰一小传，当时匆促为之，颇多遗漏，兹在这儿补记一些，以资谈助。
他参加南社，在我之前。他曾向柳亚子提议，把南社的种种，编写一部史料性质的书册，可是亚子认为社事太繁琐，成员太庞杂，不容易搞。愿把所有的资料和图片，供给丹林，请丹林一挥椽笔。可是丹林却谨谢不敏，默尔而息，实则他对于社事和社友是相当熟悉，当时他没有争取撰写，是很可惜的。
他是广东三水人，旅沪数十年，还是乡音末改。记得冒鹤亭前辈，生于广东，因名广生，某年粤省修志，请鹤亭参加辑政。这时鹤亭误以为丹林已作古，把他列入儒林中。丹林知之，引为生入儒林传，这是破例的光荣。他叩门往谢，鹤亭向之道歉，遂为订交之始。
丹林一目失明，装一瓷目，宛然天成，人罕知之。他一足微蹇，我问了他，才知他早年遇盗时因奋勇抵抗，被盗枪击中踝，幸未丧生，但影响步履罢了。
他喜搜罗书画，有出于遗老的，也有出于革命人士的，遗老和革命人士，截然两个阶级，是处于敌对地位，他却从艺术角度来看，无分轩轾。在民初，顺德有位书画家温其球，丹林慕其名，便托同社蔡哲夫代求一画，温慨然为绘红树室图，丹林从此以红树室为其斋名。此后又请人为绘红树丛中自在身图，又因红树而衍为枫园，别有枫园读史图、枫园忆凤图，题咏纷纷，蔚为大观。他又喜搜罗印章，宜兴储南强得一明人所刻的瓷印，恰为“丹林”二字，即寄赠丹林，他大为得意。又红树室印，有吴朴堂简琴斋、杨千里、王个簃、邓粪翁、朱其石刻的，其石所刻，且有好多字的边款，如云：“人是丹林室红树，为冒鹤亭题红树室图句，丹林吾兄属刻，庚子秋日，朱其石并记。”又吴仲垌、顾青瑶、单孝天，李涤、冯康侯等，也都为之奏刀。他又自己试刻“自在长老”四字朱文印，颇饶古意，原来他的别署为“自在”。总之，他的名章和闲意，凡百余方，最小者仅二分，出陈巨来手，最大者高四寸，出易大庵手。他于女子刻印，说顾青瑶胜于谈月色，赵含英又胜过顾青瑶。(按柳亚子的“青兕”别署印，即顾青瑶刻）
丹林和张大千为莫逆交，藏大千画一百多幅。有大千为书的六尺巨联，句云：“无忧唯著述，有道即功勋。”集屈大均句，浑成自然，书法大气磅礴，见者无不称为大手笔。他又有大千所绘六尺巨幅的荷花，中华书局印《张大千画集》，收入集中，丹林为该集撰一白话长序，时为抗战胜利后。
他编辑的刊物，有好多种，《中国美术年鉴》，他是编审委员会的编审委员。若干年前，香港把这书翻印一下，称之为《中国现代艺术家像传》，竟列丹林为主编，实则主编为王扆昌，非陆丹林。他主编的有《人之初》，那是吕白华助他编的。有《逸经》，那是和简又文(号大华烈士）、谢兴尧合编的，他所征求到的稿件，一经发表，便将该稿复印一二十份，寄给作者，俾作者保存。续有所作，即续为复印，积多了装订一下，俨然为一单行本。这个办法很博得作者的欢迎。他首先获得瞿秋白的《多余的话》，载该刊上，顿增销数。共出三十六期，第三十七期已见到校样，因抗战军兴，没有刊行，所以他所藏，比外间多一册，引为珍稀之品。《逸经》停刊，不久，丹林赴香港，继辑《大风》。这时郁达夫和王映霞闹离婚，郁作了《毁家诗纪》，每诗附有注释。登载于《大风》。王映霞以诋语太多，很不甘服，也如法炮制，做了许多诗，附着注释，反唇相讥，交给丹林。丹林登载了诗，注释却被删除，王对此认为不公允，颇有意见。丹林编《道路月刊》，为时最久。它是上海道路协会发行的，隔邻恰为沪市公用局局长徐佩璜的私邸，私邸没有电话，徐以局长身份，经常到协会借打。一次适被丹林遇见，徐也不打招呼，傲然拨机，丹林立即面斥，徐忿然作色，诉诸市长吴铁城，吴谓“借打电话，扰人办公，确不合理”。从此徐自装电话，不再借打。
丹林为人刚直，是他的一贯作风。有一次，旧王孙溥心畲(儒），假上海南京西路康乐酒家(即美术馆的前身）举行书画展，事前宴客，我和丹林同席。这天来客很多，那爱俪园的姬觉弥(姬氏得犹太巨商哈同、罗迦陵夫妇的信任，主管爱俪园。交识遗老，附庸风雅，遂为社会知名人士。）也在被邀之列。姬很高兴，持杯向各席敬酒，当然大家起立，共干一杯。既而持杯来到我席，丹林瞧不起姬氏，非但不起立为酬，并斥姬氏：“我不认识你，干什么杯！”姬氏讨着没趣，退席而去。又有一次，某举行画虎展。某庸才自夸，所作既乏负隅出柙之势，亦无啸谷震林之风，形和神两不具备，丹林鄙之。这时丹林适主某报笔政，某投寄一宣传稿，请丹林发表，丹林为之删易，且把“虎展”改为“猫展”，某为之啼笑皆非。又杭州有碧峰居士其人，办一书画社，为客代求当代名家书画，自诩任何不易求得的书画家作品，该社均能辗转请托，如愿以偿。实则该社雇得平素默默无闻的书画和篆刻作手，摹仿伪造，借此骗取润资罢了。这事给丹林知道了，他故意开一书画家名单，其中有健在的，也有已逝世的，假说受南洋华侨所托，按这名单，每人作一直幅，并附尺寸，寄给该社，询问能否办到？那位居士认为这是一注大宗收入，完全包办下来。丹林得此回信，在报上登一文章，带着讥讽说：“某社不惜人力物力，为爱好书画者服务，不仅能求当代名家的缣幅，并在天之灵，在地之魄，亦得通其声气，以应所求，为旷古所未有，敬告海内大雅，如此良机，幸弗坐失……”不久，该社也就自动停业。又某出版社刊有涉及邹容烈士一书，乃柬邀诸同文举行座谈会，每人各赠该书，请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