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公元1500年，旧大陆只有狭长的冻土地带和极地海岸线仍然没有受到文明生活方式发展的影响。少数驯鹿牧人仍然保持着传统的生存方式，富有在极地海岸特殊环境生存技巧的爱斯基摩文化，在与地球上更有利地区的人已经取得的成就没有任何联系的情况下诞生了。

跨越整个欧亚大陆文明世界南部的地理条件和文化关系则要复杂得多。我们掌握的有关诸如非洲等广大而多样地区历史的信息仍然很不足，现在所知道的是，历史之谜几乎与已经解决的谜团一样多。在相关内容的书籍中，似乎只能对主要的发展线索做出非常假设性的结论。读者应该意识到，下文许多内容更多地依靠谨慎的猜测，而不是依靠明确的事实。

1500年，非洲赞比西河以南和澳大利亚及其附近的塔斯马尼亚和新几内亚岛等，仍然完全没有接触过外部文明。那里的游牧民族仍然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就我们所知，类似于人类最早的狩猎者。

东南亚和南太平洋

但是，在这两大庇护所的北部，处处都已经感受到了文明生活方式的转化力量。在印度或中国探险家穿越该地区的河口之前，在东南亚和印度尼西亚群岛，熟悉块茎作物农业生产、擅长原始航海技术的社会就已经存在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公元之初，大规模接受印度文化的现象发生了。大约公元600年后，与印度的联系减少了，这主要是由于印度洋中的印度教徒被穆斯林取代的结果。东南亚各种印度教徒（还有一些佛教徒）的宫廷，因此被迫依靠当地的资源。有时其结果是辉煌的。例如，爪哇变成修建了满者伯夷（Majapahit）大神庙的印度教帝国中心，而湄公河下游变成了一个类似国家——高棉帝国的中心，它的雄伟建筑是庞大而令人印象深刻的宫殿-神庙城——吴哥窟。

大约1200年初，两股外来力量袭击了东南亚的印度化宫廷文明。泰族部落从北部南下，推翻了高棉帝国，在湄公河流域建立了更好战、更动荡的政权。佛教僧侣及时地使泰国皈依了佛教，但是泰国的佛教更多是缅甸、西藏特色的，而不是印度特色的。与此同时，穆斯林的传播事业也由于我们已经注意到的伊斯兰共同体内部变化而加强。因此，马来亚、苏门答腊、现在的爪哇和遥远的菲律宾的棉兰老岛都相应地变成了穆斯林政权中心。印度教迟早会在各地消失，除了巴厘岛之外，那里的古老生活方式有些保留到现代。

同样在这几个世纪里，波利尼西亚的航海者正在把他们更高级的蛮族文化带给太平洋沿岸。他们的文化与东南亚文化至少有松散的联系。波利尼西亚人的祖先可能来自亚洲内陆的某个地方，但是只有当做出关键的发明允许从挖空的单一圆木而制成的独木舟在大海中安全地航行后，他们的大迁移才出现。这个关键技术突破（大约公元1～6世纪之间），使波利尼西亚人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就散布于太平洋各地——他们的语言与遥远的新西兰和夏威夷都有密切渊源关系也证明了这个事实。

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

非洲也许是人类起源的摇篮，直到现在，这个大陆仍然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区都保留了更多的人种。外表差异很大的民族，如布须曼人、霍屯督人、丁卡人、马赛人等，完全不见于其他地区。在过去的时代里，这些民族比他们现在所占领的土地广大得多，而其他人口特别是班图语族，曾经只局限于他们现在所占领土地的小部分。非洲现在和过去都一直由几乎统一的尼格罗人口定居的天真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但是事实非常复杂而记载却很少，所以难以轻易地重新追溯。

实际上，撒哈拉沙漠把非洲一分为二。北部沿海被纳入了地中海的古典和中世纪历史，我们在这里就不再予以关注。但是，从地理上看，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远非一致的。刚果热带雨林地区的北部、东部和南部都与热带稀树草原——即偶然被树丛点缀的草地——为邻。但是东非中部的山脉和大湖泊打断了热带稀树草原的弧形，所以它不是一个连续的地带，而是被分成两大部分：被蜿蜒弯曲的尼日尔河切成两半的西非，和从非洲大陆东部隆起地带一直向南延续到好望角的东非。撒哈拉沙漠南部边缘的稀树草原环绕着以山脉作为屏障的北部。因此，这种小草原把东非和西非两大主要生产地区联系起来了。

非洲地理割裂的情况有助于说明古代埃及有限的地理范围，它的影响显然难以逾越尼罗河谷地本身，最南也只到达努比亚。在基督教时代，也可能稍微早一点儿，一支重要的印度尼西亚人就被带入非洲。当时马达加斯加岛被一个从印度尼西亚群岛（也许是婆罗洲）航海而来的民族所定居，至今他们语言上最接近的民族仍然居住在婆罗洲。其他印度尼西亚定居地也许曾经存在于东部沿岸。这方面最确切的证据是，大量原产于印度尼西亚的块茎作物和适合热带雨林地区种植的作物变成了非洲的主要农作物。新作物对西非产生了很大影响，以至于西非的种植者在这时开始渗透到刚果河的广大热带雨林地区，也许正是由于新的印度尼西亚农作物，第一次使这种环境适于农业。故乡和散居出发点都在西非，距贝宁的拜特（Bight）不远的班图语族的最初扩张，可能就取决于他们成功地种植了新的印度尼西亚作物。

大约公元300年，跨越撒哈拉的骆驼商队开始把罗马的影响带到西非。公元300～600年，在不断增长的骆驼商队贸易力量基础上，西非第一个大国加纳开始形成，这些骆驼商队贩运的主要商品是黄金、食盐和奴隶。与此同时，在东非，努比亚王国和阿比西尼亚王国与罗马世界的联系也更紧密。两个王国都在早期就变成了基督教国家，但是阿比西尼亚和努比亚的基督教很快就与罗马和君士坦丁堡都接受的教义发生了分歧，以致它们与地中海世界的联系也变得微弱。阿比西尼亚一度控制了亚丁海峡，在阿拉伯半岛行使了广泛的权力。但是伊斯兰教兴起和穆罕默德对阿拉伯半岛的统一，把阿比尼西亚驱赶到海峡对岸。从此，阿比尼西亚的基督教文化一直处于守势。伊斯兰教迅速在东非扎根，穆斯林很快就占领了东非沿岸，把基督教徒限制在高原地区，那里至今还存在基督教徒。

阿拉伯对埃及（642年）和北非（到711年）的征服使东非和西非都与穆斯林为邻，而非基督徒。穆斯林在印度洋很快占据优势的事实意味着，非洲进一步遭到穆斯林入侵的威胁。但是直到公元1000年，伊斯兰教只传播到撒哈拉以南部分地区。此后它的推进变得非常迅速。例如，加纳于1076年被一位穆斯林征服者灭亡。从此穆斯林国家在西非占据优势。最重要的早期穆斯林帝国是马里。在东非，抵制伊斯兰教入侵的努力实际上产生了阿比西尼亚文化史上的“黄金时代”，但是努比亚在15世纪屈服于穆斯林征服者。征服努比亚后，阿拉伯游牧民族开始大规模迁徙到非洲大陆的撒哈拉沙漠南部边缘地区。当这些移民到达西非时，他们严重地扰乱、焚烧、抢掠了农业村庄，以致农耕地区的界限向南大幅退缩。

瓜达富伊角以南的东非历史仍然很不清楚。700～1400年间，在今天的罗德西亚的几个地区，大规模采矿业出现了。津巴布韦及其附近的大量石头建筑废墟证明了采矿业的规模。另一个重要事件是牛群饲养向南传播。其先驱者又是班图语族部落，他们可能向某些更开化的民族——也许是努比亚——学会了饲养牛的技术。班图人的牛群饲养者驱赶了以前占据东非大部分土地的霍屯督狩猎者。到1500年，班图人扩张的边界已经到达赞比西河。

因此，在欧洲人绕过好望角之前，几乎整个非洲都已经受到更发达社会少量但明显的影响。大量文明生活方式及其当地变种已经扎根于西非和东非适合农耕的地区。

美洲人

在同一时期，美洲人也成为完全配得上“开化的”称号的复杂社会中心。一般说来，到1500年，墨西哥和秘鲁控制自然环境所达到的水平似乎非常类似于到公元前2500年左右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人和埃及人已经达到的水平。当西班牙征服者突然打断他们与世隔绝的状态时，4000年的差距太大了，美洲印第安人无法追赶。由于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的较高文化只留下了很少线索，所以我们只能相当笼统地考察美洲印第安人文明。

大约新石器时代农业人口开始在旧大陆种植小麦和大麦的同时，新大陆也开始种植粮食作物。但是从字面上看，新大陆最重要的粮食作物玉米必须通过各种野生蜀黍与其他野生物种杂交而被发明出来（现代玉米的精确基因祖先仍然处于研究之中）。这需要漫长的时间，直到公元前2500年，充足的植物形式作物生产似乎才为人类提供了基本生存资料。直到那时，小块土地的食物生产产量不得不由狩猎和采集来补充。人类人口相应地不得不稀疏地分布于各地。

美洲印第安人面临的第二个不利条件是：新大陆几乎没有任何能够为人类服务和提供食物来源的家养牲畜。美洲驼、狗和豚鼠都在新大陆被驯养了，它们组成了新大陆与在旧大陆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各种家养牲畜少得可怜的对应牲畜。

鉴于上述几个原因，所以直到公元元年前不久，我们可以恰当地称为文明的较复杂社会才开始在美洲发展起来。这个变化的证据是考古材料。许多大型宗教中心、用石头建造在人工修筑的金字塔顶上的神庙，都出现于危地马拉（玛雅人）和墨西哥高原中部地区。在此后的几个世纪里，技术进步非常迅速。更优美的雕刻、更大型的建筑、更精确的神庙选址和设计等，都出现于玛雅和墨西哥的文明中心地区。考古学家所谓的中美洲印第安人文化的“古典”时代大约出现于公元300年前，并持续了大约600年。在此期间，玛雅和墨西哥的神庙不仅面积广大，而且都进行了系统的装饰。玛雅人发展了一种精确的历法和文字形式，当今学者只能部分地破译这种文字。祭司控制和管理社会的迹象似乎是明显的；但是现在仍然不得而知的情况是：思想和神话的详细情况、宗教原则、调集普通农夫兴建庞大神庙的行政管理机构、专业石匠和其他工匠如何养活等。

秘鲁也许稍微落后于墨西哥和危地马拉的发展，但是秘鲁三大文化的“古典”时代被认为与玛雅和墨西哥神庙国家的古典时代同时出现。马铃薯和美洲驼是安第斯山区的重要资源，而墨西哥则不具备。此外，沿海地区的秘鲁社会依靠高超的人工灌溉技巧，而中美洲的玉米生长在雨水灌溉地区。公元500～1000年，延伸到太平洋沿岸的整个秘鲁山谷地区被一种起源于安第斯高原的蒂亚瓦纳科（Tiahuanaco）艺术风格所取代。也许这证明了军事征服，虽然它也可能表示某种宗教运动。无论其性质是什么，中央集权的政权并未保持很长时间。当安第斯高原中部的印加开始发展为新的帝国时，他们不断扩张的势力遭到并战胜了当地城市和部落国家的一系列抵抗（15世纪）。印加人在整个秘鲁地区建立了非常严格的中央集权政权。他们的帝国由道路、官吏和太阳神维系，“伟大的印加”是太阳神的祭司长。这与古代埃及政教合一的中央集权制度非常类似。

墨西哥的地形更加多样，在这个方面，可以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相比。大约公元900年，玛雅和墨西哥的祭司领导的共同体瓦解了。其原因不详。在墨西哥谷地中部，可能是来自北方的蛮族入侵消灭了祭司政权。再往南，军事袭击的痕迹缺乏，可能是信仰有些衰退，因此，玛雅农民发现，不必供养祭祀中心以确保他们的玉米地肥沃，这说明了神庙被废弃的原因。但是，更趋军国主义的政权的确出现在玛雅土地上。首先尤卡坦的奇琴伊察，接着玛雅潘似乎在玛雅人中建立了某种松散的帝国，但是西班牙征服者到来之前，连这种政治单位也消失了。虽然大型神庙证明了他们的历史，但是当西班牙征服者第一次出现时，玛雅的农业生产者仍然生活在简陋的村社中，并且没有精密的军事、政治甚至祭司组织。

再往北边，在阿兹特克人（1325年来到墨西哥中部）建立对墨西哥中部的松散霸权地位之前，多次入侵浪潮已经出现了。阿兹特克的军事行动旨在捕获俘虏，挖取他们的心脏，以便进行日常敬神活动。我们可以想象，这些牺牲者不甘心屈服于自己的命运。因此，当科尔特斯1519年带着一批流氓恶棍到达蒙特祖马德宫殿时，墨西哥中部数百万居民并不存在任何真正有效的忠诚和政治统一。

欧洲地理大发现之前，其他印第安社会已经开始转向精细的农业生活了。例如，在今天美国的东南部，大量宗教崇拜中心已经兴起，虽然比墨西哥的简单，但是受到了墨西哥的影响。同样的前文明存在于今天的哥伦比亚和智利地区。在更南部的田野里，弗吉尼亚和新英格兰地区的印第安人知道如何种植玉米，像易洛魁人等印第安民族，在接触白人之前就已经开始建立强大的政治-军事联盟。

一个更有争论的问题是，美洲印第安文化的某些重要元素是否归功于越洋航行者，无论这些越洋航行者是跨过大西洋还是太平洋。中美洲少数艺术主题与东南亚的非常类似。欧洲人到来之前太平洋群岛种植作物的分布情况表明，从很早时候起，太平洋两岸各种文化之间就已经存在某种联系了。但是，许多学者坚决否认，美洲印第安文明从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中吸收了很多东西。如果没有比目前更多的考古研究，那么这个问题就一直悬而未决，并且无法彻底解决。

第二部分进一步阅读书目

依笔者拙见，世界历史从公元前500年到公元1500年的整个时段属于一种膨胀的“中世纪”，夹在文明形成的基本阶段与1500年后西方开始占据支配地位之间。这种分期与传统的世界历史分期背道而驰，传统分期把这里放在同一个阶段的历史以大约公元400年为界，分别划分到古典和中世纪两个阶段。然而，传统的年代顺序遇到世界其他地区的历史时，就显得非常尴尬，因此，最好的方法似乎是只能按地区列举名称，而不要按照任何年代顺序。

欧洲。大多数古典作品已经被翻译成英语并且收在洛布古典丛书里了，与原著的希腊语和拉丁语逐页对照。此外，更重要的作家还有其他译本，而且常常由于我缺乏足够的知识而无法推荐任何作家的特定版本，如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阿里斯托芬、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普鲁塔克、李维、塔西佗、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和其他同样持续受欢迎的作家等。但是，任何好奇的学生都将被要求尽快熟悉这些作家，因为他们是西方文明的主要源泉之一。

在现代学者中，选择就更显得武断而困难了。两部优秀的标准教材是：J.B.Bury，History of Greece to the Death of Alexander the Great，4th ed.（London，1975）；和Max Cary，History of Rome Down to the Reign of Constantine the Great，2nd ed.（London，1954）。Gisela M.A.Richter，Sculpture and Sculptors of the Greeks，rev.ed.（New York，1950）是另一部标准的权威著作；Moses Hadas，History of Greek Literature（New York，1950）对他的主题进行了优雅的概述。关于经济史，参见F.M.Heichelheim，Ancient Economic History，3 vols.（New York，1958）;M.I.Rostovtseff，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Hellenistic World，3 vols.（Oxford，1941）；同一作者的更加充满激情的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Roman Empire，revised by P.M.Fraser 2nd ed.，2 vols.（Oxford，1957）；Tenny Frank et al.，eds.，An Economic Survey of Ancient Rome，5 vols.（Baltimore，1933～40）；A.H.M.Jones，The Greek City：From Alexander to Justinian（Oxford，1940）；K.D.White，Roman Farming（Ithaca，N.Y.，1970）；M.I.Finley，The Ancient Economy（Berkeley，1973）；和Ernst Badian，Publicians and Sinners：Private Enterprise in the Service of the Roman Republic（Ithaca，N.Y.，1972）。关于军事和政治事件的特定方面，下列著作特别有趣：A.R.Burn，Persia and the Greeks：The Defence of the West（New York，1962）；H.W.Parke，Greek Mercenry Soldiers（Oxford，1933）；A.H.M.Jones，Athenian Democracy（Oxford，1957）；Sir Ronald Syme，The Roman Revolution（Oxford，1939）；J.R.Hamilton，Alexander the Great（London，1973）；F.E.Peters，The Harvest of Hellenism：A History of the Near East from Alexander the Great to the Triumph of Christianity（New York，1970）；Ernst Badian，Roman Imperialism in the Late Republic（Oxford，1968）；Fergus Millar，The Emperor in the Roman World，31 B.C.～A.D.337（Ithaca，N.Y.，1977）；Ramsey Macmullen，Roman Social Relations，50 B.C.～A.D.284（New Haven，1974）。还有其他三部著作可以在这里推荐：Marshall Clagett，Greek Science in Antiquity（New York，1956）；W.W.Tarn and G.T.Griffith，Hellenistic Civilization，3rded.（London，1952）；和Georges Dumezil，Archaic Roman Religion（Chicago，1970）。

早期基督教本身就是一个主题。古典学家的两部杰出著作是：C.N.Cochrane，Christianity and Classical Culture（New York，1944）；和Arnaldo Momigliano，ed.，The Conflict between Paganism and Christianity in the Fourth Century（Oxford，1963）。William A.Chaney，The Cult of Kingship in Anglo-Saxon England：The Transition from Paganism to Christianity（Berkeley，1970）对一个重要的过渡时期的连续性和断裂性进行了论述。对早期基督教总体论述的优秀著作有：Kenneth Scott Latourette，A History of the Expansion of Christianitiy I：The First Five Centuries（New York，1937）；Robert M.Grant，Histor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New Testament（New York，1963）；和Rudolf Karl Bultmann，Primitive Christianity in Its Comtemporary Setting（London，1956）。有趣的更专门性主题如下：A.D.Nock，Conversion，The Old and the New in Religion from Alexander the Great to Augustine of Hippo（London，1933）；J.M.Allegro，The Dead Sea Scrolls and the Origins of Christianity（New York，1957）；Jean Doresse，Secret Books of the Egyptian Gnostics（New York，1960）；和Peter Brown，Augustine of Hippo（Berkeley，1967）。Salo W.Baron，A Social and Religious History of the Jews，2nd ed.，8 vols.（New York，1952～58），是研究早期基督教非常有用的配套著作。

中世纪史学家一直将基督教划分为拉丁基督教和希腊基督教，斯拉夫欧洲常常成为第三个组成部分。同样，与伊斯兰教的关系被忽略或者与总体描述分离开来加以对待。结果是强调了，也许多于实际理由，中世纪欧洲二者之间关系的区分，更别说整个欧亚大陆。Hugh Trevor-Roper，The Rise of Christian Europe（London，1965）;Gustave E.von Grunebaum，Medieval Islam：A Study in Cultural Orientation，2nd ed.（Chicago，1955）；和Robert S.Lopez，The Birth of Europe（New York，1967）；超越了这种狭隘视野；如Lynn White Jr.，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Oxford，1962）。

近来关于中世纪经济史的著作围绕着亨利·皮朗在Mohammed and Charlgemagne（New York，1955）提出、在他的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Medieval Europe（New York，197）一书中确立的“皮朗假设”而展开。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3 vols.（Cambridge，1941～63）反映了专家的一致意见；C.S.and C.S.L.Orwin，The Open Fields，2nd ed.（Oxford，1954）把农业的实际经验用于阐述争议众多的庄园土地类型。近来由杰出学者撰写的综合性著作包括：M.M.Postan，The Medieval Economy and Society：An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1100～1500（Berkeley，1972），和Robert S.Lopez，The Commercial Revolution of the Middle Ages （Englewood Cliffs，N.J.，1971）。

在政治事件方面，接受一份比大多数著作更有趣味更重要的书目似乎是最好的办法；Marc Bloch，Feudal Society（Chicago，1961）；Carl Stephenson，Medieval Feudalism（Ithaca，N.Y.，1942）；Sir Steven Runciman，A History of the Crusades，3 vols.（Cambridge，1951～54）；Charles Homer Haskins，The Normans in European History （Boston，1915）；Geoffrey Barraclough，The Origins of Modern Germany，2nd ed.（Oxford，1947）；和P.H.Sawyer，The Age of Vikings（New York，1962）。

关于文化史，基于同样武断原则建议书目如下：R.W.Southern，The Making of the Middle Ages（New Haven，1953）；Christopher Dawson，The Making of Europe（London，1932）；John Huizinga，The Waning of the Middle Ages（London，1924）；L.J.Daley，The Medieval University（New York，1961）；Charles Homer Haskins，The Renaissance of the Twelfth Century（Cambridge，Mass.，1927）；C.H.McIlwain，The Growth of 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West（New York，1932）；David Knowles，The Evolution of Medieval Thought（London，1962）；Ernst Kitzinger，Early Medieval Art in the British Museum，2nd ed.（London，1955）；Erwin Panofsky，Gothic Architecture and Scholasticism（Latrobe，Pa.，1951）；Paul Oskar Kristeller，Renaissance Thought：The Classic，Scholastic and Humanist Strains，rev.ed.，2 vols.（New York，1961）；Ernst Cassirer et al.eds.，The Renaissance Philosophy of Man（Chicago，1948）。David Talbot Rice，ed.，The Dawn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London，1965）是一部插图精美的介绍欧洲和近东艺术第一个千年纪的著作。两部总论性的著作追溯了欧洲的重要主题：Clarence Glacken，Traces on the Rhodian Shore（Berkeley，1967），讨论了欧洲关于自然的观念，和Herschel Baker，The Dignity of Man（Cambridge，Mass.，1947，新书名，The Image of Man，New York，1961）。

关于东欧的英语著作较少，但是下列著作值得推荐：Archibald R.Lewis，Naval Power and Trade in the Mediterranean，A.D.500～1000（Princeton，1951）；Sir Steven Runciman，Byzantine Civilization（London，1933）；William H.McNeill，Venice：The Hinge of Europe，1081～1797（Chicago，1974）；Norman H.Baynes and H.St.L.B.Moss，eds.，Byzantium（Oxford，1961）；Peter Charanis，Studies on the Demograph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Collected Studies（London，1972）；O.M.Dalton， East Christian Art：A Survey of the Monuments（Oxford，1925）；N.P.Kondakov，The Russian Icon（Oxford，1927）；George Vernadsky，A History of Russia，5 vols.（New Haven，1943），和Jerome Blum，Lord and Peasant in Russia（Princeton，1961）。

伊斯兰王国。这是一个灵活的词语，因为伊斯兰教在诞生后的1000年里一直使人皈依，并扩张领土基础，事实上今天仍然如此。此外，在这个总标题下考察一下帕提亚和萨珊帝国也很方便，因为在许多方面，它们是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先驱。总体说来，对伊朗的研究很少。两部简明的概论著作是：Richard N.Frye，Heritage of Persia（Cleveland，1963），和Roman Ghirshman，Iran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IslamicConquest（Penguin，1961）。关于波斯和萨珊时期，参见：Neilson C.Debevoise，A Political History of Parthian（Chicago，1938）；对于通法语的读者来说，可以参考Arthur Christensen， LIran sous les Sassanides， 2nd ed.（Copenhagen，1944）；Roman Chirshman，Persian Art，The Parthian and Sassanian Dynasties（New York，1962）；和Arthur Upham Pope and Phyllis Ackerman，eds.，A Survey of Persian Art，7 vols.（London and New York，1938～39）都是非常优秀的。关于宗教史，F.C.Burkitt，The Religion of the Manichees（Cambridge，1925）和其他两部著作：Robert Charles Zaehner，The Dawn and Twlight of Zoroastrianism（New York，1961），和Zurvan：A Zoroastrian Dilemma（Oxford，1955）也方便易得。

在众多概述伊斯兰教的著作中，下列著作尤为出色：H.A.R.Gibb，Mohammedanism：A Historical Survey，2nd ed.（London，1953）；Bernard Lewis，The Arabs in History（London and New York，1950）；Marshall G.S.Hodgson，The Venture of Islam：Conscience and History in a World Civilization，3 vols.（Chicago，1974）；Gustave E.von Grunebaum，Medieval Islam：A Study in Cultural Orientation，2nd ed.（Chicago，1955）；T.W.Arnold，The Caliphate（Oxford，1924）；T.W.Arnold，The Preaching of Islam，2nd ed.（London，1913）。关于穆罕默德的生平，Tor Andrae，Mohammed：The Man and His Faith（New York，1956），W.Montgomery Watt，Muhammad at Merca（Oxford，1953）和W.Montgomery Watt，Muhammad at Medina（Oxford，1956）是非常优秀的著作。《古兰经》有多种译本存在；似乎没有一部英语版本达到了原著的文学功力，我无法确定最佳译本。Eric Schroeder，Muhammads People（Freeport，Me.，1955）是阿拉伯特别是伊斯兰教之前的诗歌的大杂烩译本。William Polk，The Golden Ode（Chicago，1974）翻译了前伊斯兰教阿拉伯的重要著作，并且把它作为阿拉伯社会的一种介绍而加以讨论。完全不同风格的是Ibn Khaldun，The Muquaddimah：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y，tr.Franz Rosenthal，3 vols.（New York，1958）。W.Montgomer Watt，tr.，The Faith and Practice of Al-Ghazali（London and New York，1953），是一位著名的穆斯林神学家的自传，提供了洞悉穆斯林文明的第三只眼。

关于苏菲运动给伊斯兰教带来的重大变化，A.J.Arberry，Suffism：An Account of the Mystics of Islam（London，1950）和Reynold Alleyne Nicholson，Studies in Islamic Mysticism（Cambridge，1921）值得推荐。Edward G.Browne， A Literary History of Persia，4 vols.（London and Cambridge，1902～1924），是名副其实的经典；T.W.Arnold， Painting in Islam（Oxford，1928）和Richard Ettinghausen，Arab Painting（Geneva，1926）都是有价值的著作。

以下著作论述更专门的主题：George Fadlo Hourani，Arab Seafaring in the Indian Ocean in Ancient and Early Medieval Times（Princeton，1951）；Andrew S.Ehrenkreutz，Saladin，（Albany，N.Y.，1927）；W.Barthold，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2nd ed.（London，1928）；Paul Wittek，The Rise of the Ottoman Empire（London，1938）；Halil Inalcik，The Ottoman Empire：The Classical Age，1300～1600（New York，1973）；Franz Babinger，Mahmet the Conqueror and His Time（Princeton，1977）；J.K.Birge，The Bektashi Order of Dervishes（Hartford，1937）；和Marshall G.S.Hodgson，The Order of Assasins（The Hague，1955）。

中亚和草原地区。欧亚大陆草原地区通常被当作一个整体。Réné Grousset，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trans.New Brunswick，1970）是少数试图将东西方历史事件融为一体的著作之一。William M.Mcgovern，The Early Empire of Central Asia（Chapel Hill，1939）和Owen Lattimore，The Inner Asian Frontier of China（New York，1940），论述了欧亚草原的东部。W.W.Tarn，The Greeks in Bactria and India，2nd ed.（Cambridge，1951），A.K.Narain，The Indo-Greeks（Oxford，1957），论述了中亚历史上最动荡的一个时期。据我所知，没有类似的论述贵霜帝国的著作，也没有论述维吾尔时代传播到整个中亚的萨珊帝国外围的满意著作。Sir Aurel Stein，On Ancient Central Asia Tracks（London，1933）只记录了他的发现，但没有把他的记录编写成历史。

历史学家对欧亚草原西部的论述则要好得多。M.I.Rostovtseff，Iranians and Greeks in South Russia（Oxford，1922）和Tamara Talbot Rice，The Scythians（London，1957）在第一部分进一步阅读书目中已经提及。Mortimer Wheeler，Rome beyond the Imperial Frontiers（New York，1955）；E.A.Thompson，A History of Attila and the Huns（Oxford，1948）；Otto Maenchen-Helfen，The World of the Huns（Berkeley，1973）；和D.M.Dunlop，The History of the Jewish Khazars（Princeton，1954）不仅非常完满地论述了欧亚草原历史上的每个重要阶段，并论述了它与欧洲的关系。R.A.Stein，Tibetan Civilization（trans.Stanford，1972），是对这个主题的标准论述。关于蒙古，以下两部著作尤为出色：H.Desmond Martin，The Rise of Chings Khan and His Conquest of North China，ed.Elianor Lattimore（Baltimore，1950）；和Christopher Dawson，ed.，The Mongol Mission（London and New York，1955）。Michael Prawdin（pseud.For Michael Charol），The Mongol Empire：Its Rise and Legacy（London，1940），是一部可读性强但缺乏事实证明的著作。

印度和东南亚。A.L.Basham，The Wonder That Was India，rev.ed.（New York，1963），是对印度文明最好的简介。近年的概论是Stanley Wolpert，A New History of India（New York，1977）。K.A.Nilakanta Sastri，A History of South India from Prehistoric Times to the Fall of Vijayanagar， 3rded.（Madras，1966），和E.H.Warmington，Commerce between the Roman Empire and India（Cambridge，1928），为地中海与印度洋世界互动关系提供了有趣的数据。

关于印度思想和文学，标准的著作是：Surendranath Dasgupta，A History of Indian Philosophy，5 vols.（Cambridge，1932～1955）；A.B.Keith，A History of Sanskrit Literature（London，1928）；和A.B.Keith，The Sanskrit Drama in Its Origin，Development，Theory，and Practice（Oxford，1924）。印度艺术被下列著作很好地论述了：Heinrich Zimmer and Joseph Campbell，The Art of India Asia，2 vols.（New York，1955）；Benjamin Rowland，The Art and Architecture of India（Penguin，1953）；和Calambur Sivaramamurti，The Art of India（New York，1977）。在可以得到的印度文学译本中，V.R.R.Dikshitar，ed.and tr.，The Lay of the Anklet（Silappadikāram）（Oxford，1939）；Johannes A.B.van Buitenen，Tales of Ancient India（Chicago，1959）；Franklin Edgerton，ed.and tr.，The Bhagavad Gita，translated and interpreted（Harvard Oriental Series，Cambridge，Mass.，1944）；和N.A.Nikam and Richard P.McKeon，eds.and trs.，The Edicts of Ashoka（Chicago，1958）都是特别有趣的。Johannes van Buitenen的重要翻译多卷本Mahabharata（Chicago，1973～）在第一部分进一步阅读书目说明中已经提及。两部杰出的著作对印度宗教提供了很好的介绍：Robert C.Zaehner，Hinduism（Oxford，1966）和Mircea Eliade，Yoga：Immorality and Freedom，2nd ed.rev.（Princeton，1969）。

东南亚历史可参阅以下著作：D.G.E.Hall，A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New York，1955）；John F.Cady，Southeast Asia：Its Historical Development（New York，1964）；H.G.Quaritch Wales，The Making of Greater India：A Study in Southeast Asian Culture Change（London，1950）；J.C.van Leur，Indonesian Trade and Society（The Hague，1955）；B.H.M.Vlekke，Nusantara：A History of the East Indian Archipelago（Cambridge，Mass.，1943）；和G.Coedes，The Indianized State of Southeast Asia，trans.（Honolulu，1968）。

远东。L.C.Goodrich，A Short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3rded.（New York，1959）和Charles O.Hucker，Chinas Imperial Past（Stanford，1975）是很好的中国通史著作。George B.Sansom， Japan：A Short Cultural History （New York，1962）和John Hall，Japan：From Prehistory to Modern Times（New York，1970）也是很好的日本通史著作。关于朝鲜，M.Frederick Nelson，Korea and the Old Orders in Eastern Asia（Boston，Rouge，1945）；Homer B.Hulbert，The History of Korea，rev.ed.by C.M.Weems，2 vols.（Hillary，N.Y.，n.d.；first published，Seoul，1905）；和Woo-Kuen Han，The History of Korea（Seoul，1970）可以参阅。E.O.Reischauer，John K.Fairbank，and Albert Craig，East Asia：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Boston，1973）从整体上论述远东历史。

中国漫长的政治和社会发展的特定主题由以下著作所论述：Derk Bodde，Chinas First Unifier：A Study of the Chin Dynasty as Seen in the Life of Li Ssu（Leiden，1938）；Michael Loewe，Crisis and Conflict in Han China（London，1974）；Arthur F.Wright，Buddhism in Chinese History（Stanford，1959）；Kenneth Chen，Buddhism in China：An Historical Survey（Princeton，1964）；Arthur Wright and Denis Twitchett，Perspectives on the Tang（New Haven，1973）；Edwin G.Pulleyblank，The Background of the Rebellion of An Lu-shan（London，1955）；Edwin A.Kracke，Jr.，Civil Service in Early Sung China，960～1067（Cambridge，Mass.，1953）；Shiba Yoshinobu，Commerce and Society in Sung China，trans.（Ann Arbor，1970）；James T.C.Liu，Reform in Sung China：Wang An-shih and His New Policies（Cambridge，Mass.，1959）；Charles O.Hucker，ed.，Chinese Government in Ming Times（New York，1969）；和J.J.L.Duyvendak，Chinas Discovery of Africa（London，1949）。Raymond Dawson，ed.，The Legacy of China（Oxford，1964）包括了中国传统文明多方面的简要介绍，而且由该领域的一流权威学者所撰写。

中国的艺术和思想可以从下列著作中得到帮助：Osvald Siren，Chinese Painting：Leading Masters and Principles，7 vols.（New York，1956~1958）；Lawrence Sickman and Alexander Soper，The Art and Architecture of China（Pinguin，1956）；James Cahill，Chinese Painting（Cleveland，1960；reissued in paperback，New York，1977），是该主题最好的介绍；Feng Yu-lan，A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y，tr.Derk Bodde，2 vols.（Princeton，1952～1953）；和Wing-tsit Chan，A Source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Princeton，1963）。Wing-tsit Chan，tr.，Reflections on Things at Hand：The Neo-Confucian Anthology Compiled by Chu His and Lu Tsu-Chien（New York，1967），和Tu Wei-Ming，Neo-Confucian Thought in Action：Wang Yang-mings Youth（Berkeley，1976），论述中华帝国后期居于支配地位的新儒家思想的正反两面。Historic Relics Unearthed in New China（Peking，1972）和Murals from the Han to the Tang Dynasty（Peking，1974）提供了当代中国考古学家发掘的许多重要文物的彩色照片。Joseph 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Multivolumed（Cambridge，1954～）and T.F.Carter and L.C.Goodrich，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2nd ed.（New York，1955）是这个主题的最权威著作。中国两位最著名的历史学家由以下著作进行了研究：Burton Watson，tr.，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s of China，2 vols.（New York，1961）和Homer H.Dubs，ed.and tr.，The History of the Former Han Dynasty by Pan Ku（Baltimore，1938～1955）。Arthur Waley，tr.，The Poetry and Career of Li Po，701～762 A.D.（London，1951）值得提及。

Donald L.Philippi，tr.，Kojiki（Tokyo，1968）使日本古代重要史料可以得到。Murasaki Shikibu，The Tale of Genji，tr.Arthur Waley（Boston，1935），是平安时代文化的最佳导论。下列几部著作对研究前现代日本有用：Ivan Morris，The World of the Shining Prince（New York，1964）；Jeffrey Mass，Warrior Government in Early Medieval Japan：A Study of the Kamakura Bakufu，Shugo and Jito（New Haven，1974）；和Alfrede Bloom，Shinrans Gospel of Pure Grace（Tucson，1965）。

非洲。Roland Oliver and John D.Fage，A Short History of Africa（Penguin，1962）现在是标准著作，但是Philip D.Curtin，African History（Boston，1978）给以前的著作带来了挑战。有趣的区域性论述包括：Zoё Marsh and G.W.Kingsnorth，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East Africa，2nd ed.（Cambridge，1961）；John D.Fag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West Africa，2nd ed.（Cambridge，1960）；E.W.Bovill，Caravans of the Old Sahara：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Western Sudan（London，1933）；J.Spence Trimingham，A History of Islam in West Africa（London，1962）；A.H.M.Jones and Elizabeth Monroe，A History of Abyssinia（Oxford，1935；reissued as A History of Ethiopia，1955）；和Nehemia Lebtzion，Ancient Ghana and Mali（New York，1973）。Roland Oliver，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III：from c.1500 to c.1600 （Cambridge，1977）反映了该主题现行学术动态。

美洲。Gorden R.Willey，New World Prehistory，Smithonian Institution Report for 1960（Washington，D.C.，1961）和H.E.Driver，ed.，The Americas on the Eve of Discovery（Englewood Cliffs，N.J.，1964），是较好的介绍美洲印第安人的著作。G.H.S.Bushnell，Peru，rev.ed.（New York，1963）；J.Eric S.Thompson，The Rise and Fall of Maya Civilization（Norman，Okla.，1954）；G.C.Valliant，The Aztecs of Mexico（Penguin，1950）；和Friderich Katz，The Ancient American Civilizations（New York，1972），也非常有用。关于有争议的哥伦布之前与新大陆的跨太平洋联系问题，参见M.W.Smith为美国人类学会的Memoir No.9（1953）撰写的Asia and North America：Trans-Pacific Contacts， 和Andrew Sharp，Ancient Voyagers in the Pacific（Wellington，N.Z.，1956）。

第三部分 西方的支配地位

公元1500年比其他任何历史标志都更适合作为现代与前现代之间的分界线。在欧洲历史上，这的确如此，因为宗教改革之后接踵而至的地理大发现给予中世纪欧洲致命一击，开启了此后一个半世纪为了取得相当稳定的新思想和行为模式的巨大努力。作为这些努力的结果，1648年以后，欧洲文明的新平衡取得了模糊的定型。1500年也是世界历史的重要转折点。欧洲地理大发现使地球上的海洋成为他们进行商业活动和征服的快速通道。他们因此沿着可居住的海岸建立了一种新的文化边疆，这种新文化边疆与陆地边疆的重要性进行竞争，并最终使陆地边疆黯然失色。在亚洲，许多世纪里，陆地边疆一直是农耕民族防止草原游牧民族入侵的屏障。

世界上所有非西方民族都逐渐发现，他们必须进行某些急剧的变革，以阻止欧洲人令人不安的侵扰。西方跃居全球支配地位的确是现代世界历史的重大主题。

但是，这种变化需要时间才能实现。克里斯托弗·哥伦布（1492年）、瓦斯科·达·伽马（1498年）、费迪南·麦哲伦（1519～1522年）横跨地球的海洋航行整整两个世纪之后，亚洲的古老文明对欧洲不断增长的财富和权力所发起的新的海上挑战仍反应迟钝。在美洲和亚洲北部不太发达的地区，欧洲的影响更加剧烈。当全球这两个伟大的地区遇到传教士的热情和欧洲先驱的优势技术时，他们的当地文化萎缩了。因此，欧洲类型的社会从其发源地向东方和西方扩张，甚至渗透到西伯利亚，穿越大西洋到达“新大陆”。

但是1700年后，伊斯兰教各民族以及亚洲的印度教和佛教发现自己无法回避欧洲人了。这些地区长期被视为神圣的旧制度和习俗再也不能抵制西欧各民族产生的新力量。这个事实在印度、巴尔干和中东接连被证明，这导致几乎所有的穆斯林和大多数印度教徒无力面对这个事实。但是直到大约1850年，传统方式和制度的决定性崩溃才发生，奥斯曼帝国、莫卧儿帝国、大清帝国、日本帝国在短短10年里相继瓦解，或者发现自己被迫从熟悉方式的避风港中走出来，以期能够乞求、借鉴或窃取西方人强大力量的秘诀。

在所有致力于现代化的非西方民族中，这种有意识的现代化（即有选择的和部分的西方化）仍然占据支配地位。社会变化节奏持续加快，为了达到某些领导集团或党派制定的目标而管理社会的努力似乎逐年产生效果。

但是1500年后，欧洲历史分期与世界历史的基准并不完全吻合。这并不出乎意料，因为正确地说，现代历史的重大主题就是西方兴起并支配世界其他地区，所以欧洲自身发展的连续阶段与它对其他民族和遥远大陆的影响之间有一个时间差。

因此，比较好的办法是把非西方世界的历史延伸到1700年，而欧洲内部的历史则到1648年作为一个时段，当“远西”拥有了在诸如军事组织和技术、自然科学和科学探究等方面的优势时，它就第一次决定性地、明确地挑战地球上的所有其他文化。1700～1850年的世界历史也许类似于欧洲的“旧制度”，1648～1789年，当欧洲文明有潜力的经典重组出现于此前的斗争和混乱之中时。同样的道理，1850年后的世界历史对应于1789年后的欧洲历史，当工业化和民主化这两个运动开始使西方的组织制度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并把它们作为不可抵制的力量传播出去，世界其他文明在1850年后只得向它们折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