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文明厚重的世界主义色彩，以及三种新的高级文化在印度、希腊和中国的兴起，明显增加了对蛮族世界产生影响的文明种类。众所周知，地球上比较偏远的人类居住地区，没有发生什么非常重要的变化。例如，在澳大利亚，古老的狩猎生活方式维持着它的进程，没有受到其他地区发生的变化的影响。从考古材料看，美洲也没有什么急剧的发展能被描述。玉米和其他作物的培植变得越来越重要，人口相对密集的中心地区开始出现于墨西哥高原及其南部即今危地马拉。南美洲西部沿岸的时间更加模糊，这是由于年代问题没有解决，但是更加可能的原因似乎是秘鲁密集的农业人口中心的发展稍微落后于墨西哥。

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也仍然与世界其他地区隔绝。块茎作物和其他作物的培植完全可能在西非取得了显著进步，而非洲东海岸至少偶然被来自文明世界港口的水手光顾。埃及文明风格沿着尼罗河上溯到努比亚，但是如果努比亚与非洲更内陆的地区有什么联系的话，我们对此也所知甚少。在任何有关古代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可靠历史画卷被描绘出来之前，广泛的考古调查是必要的。

地中海

在比较接近主要文明发展中心的旧大陆，我们能够更好地发现变化的主要标记。例如，西地中海地区不仅是希腊人成功殖民的场所，而且是中东文明成功殖民的场所，如腓尼基人和伊特拉斯坎人。最成功的腓尼基殖民地是公元前800年后不久在北非建立的迦太基。腓尼基的其他殖民地星罗棋布地位于北非沿岸，并占据了西西里南部和西部的各个港口。来自东方的第二个开化民族是伊特拉斯坎人，它的确切发源地是古代史中长期争论的问题，也大约于公元前800年出现于西地中海，在意大利中部、北部建立了一系列城市。这些中东文明风格的前哨，加上希腊人在西西里东部和意大利南部的许多殖民地，把文明生活的优势传播到地中海沿岸各地。由于对沿海城市生活至少某些方面的了解和崇敬，所以这些文明中心倾向于沿着贸易路线向内陆渗透。

草原民族向西迁徙

文明影响在海上的适当扩大被强大的草原武士民族的持续扩张所阻挡。我们已经遇到过作为文明人口征服者的草原武士：加喜特人、希克索斯人、迈锡尼人、雅利安人等等。其他草原武士通过征服欠发达地区而显示他们的英勇，特别是对欧洲的征服，公元前2000年前不久，一系列草原民族向西迁徙到欧洲森林地区。正如我们前文已经看到的，最终结果是蛮族把自己的落后文化强加给欧洲。

大约公元前900年后，随着骑兵战术的传播，草原民族比以前更接近中东的文明中心。像公元前7世纪斯基泰人那样成功的劫掠，把野蛮的武士和游牧人口带进了文明的奢侈和舒适生活中。从此，边境战争和打劫式的袭扰变成常态了。这意味着草原部落经常处于诱惑之下，他们组成更强大、更团结的单位，以便更大规模的入侵。例如，斯基泰人从中亚迁徙到俄罗斯南部（可能在公元前700年前夕）后，在乌克兰建立了一个部落帝国，不久就与南面正在兴起的希腊世界建立了广泛的贸易关系。主要的交换产品是斯基泰人的谷物与产于希腊爱琴海沿岸各城邦的橄榄油和葡萄酒。这种贸易的结果是到公元前500年为止，南俄的斯基泰贵族开始以非常高雅的品味接受希腊奢侈品。

更西边，说凯尔特语的部落利用可以骑乘的马匹，扩大了对西欧广大地区的控制。凯尔特人散居的中心是今天德国的南部地区。这是欧亚草原最西端，即匈牙利中部平原各部落聚居之地，这些部落不得不适应新的、森林密布的环境。主要问题是草原民族的常规武器弓箭在森林地区无法发挥全部威力，因为树木的枝叶阻挡，常常使箭头偏离目标。古代凯尔特武士通过发明一种大型的左右两手灵活使用的剑来解决这个问题，目的是在马上也可以使用。用这种大刀刃武装起来的凯尔特人征服了法国、西班牙、不列颠、爱尔兰和意大利北部的早期居民。他们甚至偶尔远至希腊、小亚细亚、意大利中部地区进行劫掠。

像斯基泰人一样，西欧的新主人也常常对地中海文明的奢侈品感兴趣，渴望能够拥有它们。例如，迦太基商人和移民在西班牙与凯尔特人联合起来，征服当地的原有居民。在后来成为法国的地区，公元前600年左右，希腊与其他凯尔特蛮族人的贸易开始从马斯里亚（现代马赛）向北延伸。交换的商品种类与在南俄的相似。

主要来自草原各民族的征服带给欧洲的社会军事化为后来欧洲发展创造了一个基本条件。但是它也破坏了更早时代的一些使用巨石的成就。乘坐小船的长途航行是不安全的，因为当外来人员似乎不太强大时，海岸的主人倾向于视他们为敌人，抢劫并屠杀他们。另一方面，巨石时代的许多祭祀方法可能在被修改后而幸存于凯尔特人的德鲁伊教中。

我们对草原世界东部所发生的事情的了解就不如对欧洲所发生的事情那么清楚。这是因为中亚的考古研究仍然不完整，轻率的猜测是完全忽略的唯一替代手段。骑术和君主制统治很可能比较缓慢地经过草原向东传播。居住在草原上的一个又一个民族，从西部相邻民族那里学习了一些必要的技术。任何已经适应了完全游牧生活的部落都把向东迁徙作为最后不得已的手段，因为这意味着从比较好的草场向较差的草场迁徙。原因是沿着欧亚草原向东到蒙古地区，降雨量和气温都在下降。

由于这种地理条件，到所有草原都被游牧部落占据时——直到公元前400年左右——一种正规的、非常强大的东西方差异就开始发挥作用了。蒙古高原的自然环境非常残酷，人类和牲畜都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草原向西延伸到匈牙利平原，随着纬度下降和更接近携带雨水的大西洋暖流，气候变得越来越温暖，降水也越来越多。因此，草原上的任何政治生活动荡都会迫使避难的人和/或征服者向西迁移，那里有更好的草场和更温暖的气候在召唤。斯基泰人从阿尔泰山开始迁徙到乌克兰草原。斯基泰人刚刚向西迁徙，突厥各部就在中亚取代了他们，为从后方压迫突厥人的说蒙古语各民族腾出了空间。

拥有大量牲口、从小习惯骑射生活的草原武士是非常强悍的战士。抢掠草原南面农耕地区是一种回报丰厚的职业。如果农耕地区统治者为了防止这种劫掠而组织的防御虚弱，那么漫游的游牧部落就会立即发现，并向南探查，夺取他们所需要的物资。小股游牧部落劫掠获得的几次巨大成功，很快就引诱成千上万游牧人口加入获得成功的首领。因此，游牧人口的劫掠滚雪球般地演变成大规模入侵，除非农耕地区能够比较及时地组织抵抗。在西亚，这种现象的一个早期主要例子是公元前612年斯基泰人参与攻占和劫掠亚述首都尼尼微。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此后不久，米底人和波斯人就找到了化解草原民族危险的方法，即通过雇用游牧部落沿着中东前线防御。

草原民族向东迁徙

在远东，公元前771年西周都城被攻陷可能是游牧民族劫掠者所为，他们从中亚某个地区向西周发动进攻。遗憾的是，有关中国历史上这段插曲的史料太缺乏，以致无法知道是否是装备了骑兵的草原民族灭亡了西周。

有些现代学者认为，来自草原的劫掠者一直渗透到太平洋，几乎到达现代中国的南部沿海。到大约公元前700年，这个地区兴起了一种以航海为基础的前文明。考古发掘出来的这些“东山”民族遗址表明，它们与欧亚草原地区西部的考古发现惊人地相似。因此，也许当骑兵战术刚刚出现时，少量冒险的骑兵就的确从阿尔泰地区向南，经过四川，蹂躏了沿海的东山各族，因为东山各族的航海活动积累了大量财富，足以使他们成为攻击的目标。

东山各族水手究竟到达多远的地方，这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南太平洋的风向和海流相对平静而稳定。即使利用小船和不精确的航海工具，人们也可能穿越这种海洋而远距离航行。婆罗洲和菲律宾南部的马来人也许就是这些早期水手的后裔。公元元年前不久，他们派遣一股殖民者到达位于印度洋另一端的马达加斯加岛——马来语今天仍然是这个偏远岛屿的主要语言就是这个事实的证明。其他水手可能也渗透远至太平洋。东山民族水手的遗迹还在新几内亚岛发现，少数船只甚至可能到达过美洲沿岸。也许是这些人教会美洲印第安人如何熔化锡和铜，铸造青铜器。

这种跨洋联系解释了从早期墨西哥到秘鲁的美洲印第安人艺术与亚洲大陆东南沿岸艺术何其相似的原因。其他思想，例如罗盘的四边与不同颜色联系起来的做法，也在太平洋两岸突然出现，这些也许是某些早期跨洋联系的证据。另一方面，美洲文明依赖的作物并不是起源于旧大陆，有些学者认为，即使少数装载货物的船只很早就成功地跨过了海洋，但是它们对美洲印第安文明的形成没有做出什么重要贡献。这种观点认为，把旧大陆与新大陆联系起来的青铜铸造技术和其他方面的相似性似乎是二者独立的发明。

无论这个事件的真实性如何，事实仍然是，美洲印第安人的文化和技术水平从未赶上旧大陆。创新的主要中心和文明的最重要位置仍然在欧亚大陆，到公元前500年，欧亚大陆已经形成了至少四大文明。

小结

公元前1700～前500年，因受高级文化影响而开始使人们生活产生差异的地理范围扩大了。随着新文明中心的出现，草原地区和诸如西欧、中国南部、非洲北部和印度南部（虽然我们对此几乎一无所知）等未开化地区，也得到了发展。文明的确已经变成了地方性的，哪里能发现肥沃的农耕土地，哪里就能形成文明。

此后2000年（公元前500年～公元1500年）的历史就是不断更新的、以牺牲相邻的蛮族文化为代价的、文明生活方式扩张的历史，虽然这种扩张不是一直都能成功。它也是中东、印度、欧洲和中国四大文明中心大致平衡的历史。本书第二部分将勾勒这个文化平衡时代的一些历史转折点和重要特征。

第一部分进一步阅读书目

对于任何对历史学感兴趣的人来说，历史地图和历史大事词典都是有价值的参考著作。最好的世界历史地图是Westermanns Atlas zur Weltgeschichte（Braunschweig，1956年），遗憾的是，它从未出版过英文版。William Robert Shepherd, Historical Atlas, 9th ed. （New York 1964）,是英语世界值得信赖的著作。William L. Langer, ed., An Encyclopedia of World History, rev. ed. （Boston, 1972）, 对检索时间和回忆历史事件顺序来说，是非常有用的标准著作。

论述世界历史的著作汗牛充栋。有些是集体编写的著作，如剑桥史：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12 vols. （Cambridge,1929～39），The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8 vols. （Cambridge, 1913～36）, 和The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13 vols. （Cambridge, 1902～12）。其他的都打上了作者个人思想的烙印，因此虽然更连贯，但也引起争论，因为没有人能掌握历史学每个领域的知识。4部这样的著作引起了普通读者的兴趣：H.G.Wells, The Outline of History（London, 1920）; Oswald Spengler,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2nd ed. Rev., 2 vols. （New York, 1931）; Arnold J.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10 vols. （London, 1934～54）; 和William H. McNeil, The Rise of the West（Chicago, 1963）。汤因比的著作出版了缩写本，D.C.Somervell ed., A Study of History, 2 vols. （London, 1946, 1957）和插图缩写本，Arnold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New York, 1972）。

两类其他读物显然吸引了学生的注意：古代文献的译本和对古代的现代研究。《圣经》和诸如《荷马史诗》那样的经典著作译本数量众多，由于世世代代的学术积累，这些译本已经相当准确了。因此，从这类著作中推荐一种译本而贬低另一种译本似乎都是吹毛求疵。其他的文明传统在英语翻译中几乎没有如此精确的代表作。关于古代中东，James B. Pritchard, ed. Ancient Near Eastern Texts Relating to the Old Testament，rev. ed.（Princeton,1969）提供了一份卓越而引人入胜的文献汇编，正如James B. Pritchard，The Ancient Near East, New Anthology of Texts and Pictures（Princeton, 1975）。N.K.Sandars, tr.，The Epic of Gilgamesh（Penguin,1960）是一部价格低廉、容易得到的美索不达米亚主要文学作品译本。Hans Goedicke, tr.，The Report about the Dispute of a Man with His Ba（Baltimore,1970）提供了古代埃及对生与死的看法。关于印度文化，W.T. DeBary, Jr. et al., eds., Sources of Indian Tradition（New York, 1958）从《吠陀》《奥义书》和其他早期著作中进行了很好的选择汇编。Johannes A. B. van Buitenen, The Mahabharata（Chicago, 1973～ ）开始了对印度最伟大的史诗的学术翻译。W.T.DeBary, Jr. et al., eds., 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New York, 1960）在从早期中国文献的汇编和选取方面做得很好。此外，Arthur Waley, tr.,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New York, 1939）, Arthur Waley, tr., Shih Jing, Books of Songs（Boston, 1937）, 和Richard Wilhelm, tr., The I Ching, or Book of Changes, 3rd ed. （Princeton, 1967）也值得注意。

许多论述古代历史的著作都用摘译的古代文献作点缀。翻译与注释之间的相得益彰常常比没有支撑的翻译对这个主题给予了更好的介绍，特别是当这种文化不为人所熟悉的时候。这种文献风格的一个好例子是关于中东的: Samuel Noah Kramer, Sumerian Mythology（Philadelphia, 1944）; Henri Frankfort et al.,Before Philosophy（Penguin, 1941）; J. A. Moulton, Early Zoroastrianism（London, 1913）.关于印度文化，Edward Conze, Buddhism: Its Essence and Development（New York, 1959）; Sir Charles Eliot, Hinduism and Buddhism: An Historical Sketch, 3 vols. （London, 1921）; 和Heinrich Zimmer, Philosophies of India（New York, 1951）很有帮助。冯友兰的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2 vols.（Princeton,1952）也是如此。关于早期希腊思想的2部著作也属于这类：John Burnet, Early Greek Philosophy, 4th ed. （London, 1930）是一种严肃的、标准的、煞费苦心的叙述；而F. M. Cornford, From Religion to Philosophy: A Study in the Origins of Western Speculation（London, 1912）则代表了卓越、推测性和启发性的一类。

古代艺术著作和其他物质的照片的熟读仍然是辅助的和非常有价值的方法，通过这种方法，学习古代史的学生可以漫游古代世界。它具有一个重大优势，以致读者与原著之间没有译者。此外，当一个人在短时间内翻阅插图精美的书籍时，更多的著作或许很容易被忽略。这使比较变得可能，而且比较可能敏锐地洞悉跨越空间和时间的变化模式——如果学生费力地记住了一张松散的空间—时间网格，并在这张网格中填写每件特定艺术作品的话。作为对历史学家常常过于咬文嚼字的一种补充和矫正，历史学家的史料毕竟通常是书面的，严肃地对待艺术、艺术史将被高度推荐。关于史前艺术，H. G. Bandi et al., Art of the Stone Age（New York, 1961）是一部不错的著作。关于古代中东艺术的著作可以查阅如下著作：Andre Parrot, Sumer: The Dawn of Art（New York, 1961）; Andre Parrot, Arts of Assyria（New York, 1962）; Henri Frankfort, The Art and Architecture of the Ancient Orient（Penguin, 1959）; W. Stevenson Smith, Art and Architecture of Ancient Egypt（Penguin, 1958）. H. A. Groenewegen-Frankfort and Bernard Ashmore, Art of the Ancient World（New York, n.d.）是对古代中东和地中海艺术的标准介绍。

辉煌巨著,Henri Zimmer and Joseph Campell,The Art of India Asia, 2nd ed., 2 vols. （New York, 1955）是最好的论述印度文化传播到东南亚的著作。Ludwig Bachhofer, 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Art（London, 1947）对早期中国青铜器进行了工艺的、令人信服的文本分析。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文本分析著作是Henri Frankfort, Cylinder Seals（London, 1931）,他利用来自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大量被保存下来的一种物质，把艺术主旨的变化与古代社会的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变化联系起来。难以想象还有其他著作比它更生动地阐述了艺术史与社会发展之间的整体关系。

遗憾的是，插图丰富的艺术书籍必然价格昂贵，这限制了它们的利用。“大学印刷厂”（University Prints）提供了一种差强人意的简装替代选择，该机构以适中的价格销售各种艺术门类的单幅照片。如果教师想让一个班级的全体学生得到一张同样的图片以便能够学习和讨论，那么“大学印刷厂”就是一个灵活的和随时可以得到的源泉。它的地址是15 Brattle Street, Cambridge, Mass., 02138。

现代学术著作按照主题分类如下：

人类进化和史前史。W. E. Le Gros Clark, The Antecedents of Man（Chicago, 1960）; Kenneth P. Oakley, Man the Tool-Maker, 5th ed. （London, 1976）; Robert Ardrey, African Genesis（London, 1961）; Sol Tax, ed., Evolution after Darwin, 3 vols. （Chicago, 1960）; Carleton S. Coon, The Origin of Races（New York, 1962）; M.F.Ashley Montague ed., Culture and the Evolution of Man（New York, 1962）; James Mellaart, The Neolithic of the Near East（New York, 1976）; 和Grahame Clark, World Prehistory, A New Outline（Cambridge, 1969）。关于理论而不是关于历史，但是思想非常深刻的小书是Robert Redfield, The Primitive World and Its Transformations（Ithaca, N. Y., 1953）。

古代中东。Henri Frankfort, The Birth of Civilization in the Near East（Bloomington, Ind., 1951）; V. Gordon Childe, What Happened in History（Penguin, 1943）; Samuel Noah Kramer, The Sumerians: Their History, Culture and Character（Chicago, 1963）; John A. Wilson, The Burden of Egypt: An Interpretation of Ancient Egyptian Culture（Chicago,1951）; A. Leo Oppenheim, Ancient Mesopotamia, Portrait of a Dead Civilization（Chicago,1964）; Karl W. Butzer, Early Hydraulic Civilization in Egypt: A Study in Cultural Ecology（Chicago,1976）; W. Stevenson Smith, Interconnections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Arts of Egypt, the Aegean and Western Asia（New Haven, Conn., 1965）; O. R. Gurney, The Hittites, rev. ed. （Penguin, 1961）; George Steindorff and Keith C. Seele, When Egypt Ruled the East, rev. ed. （Chicago, 1957）; A. T. Olmstead, A History of Assyria（Chicago, 1923）; Donald Harden, The Phoenicians（New York, 1962）; William F. Albright, The Archeology of Palestine, rev. ed. （Penguin, 1960）; H. H. Robinson and W. O.E. Oesterly, History of Israel, 2 vols. （Oxford,1932）;H. H. Rowley ed., The Old Testament and Modern Study（Oxford, 1951）; A. T. Olmstead, A History of the Persian Empire（Chicago, 1948）; R. C. Zaehner, The Dawn and Twilight of Zoroastrianism（New York, 1961）; Jack Finegan,Light from the Ancient past: The Archeological Background of Judaism and Christianity, 2nd ed. （Princeton, 1959）; David Diringer, The Alphabet: A Key to the History of Mankind, 2nd ed. Rev. （London, 1953）; Ignace J.Gelb, A Study of Writing, rev. ed. （Chicago, 1964）; Otto Neugebauer, The Exact Science in Antiquity（Leiden, 1950）; Charles Singer, et al., eds., A History of Technology, I: From Early Times to Fall of Ancient Empires（Oxford, 1954）; 和R. J. Forbes, Metallurgy in Antiquity（Leiden, 1950）。

欧洲。J.G.D.Clark, Prehistoric Europe: The Economic Basis（New York and London, 1952）; C. F. C. Hawkes, The Prehistoric Foundations of Europe to the Mycenean Age（London, 1940）; V. Gorden Childe, The Dawn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6th ed. （New York, 1958）; John Boardman et al., eds., The European Community in Later Prehistory: Studies in Honor of C. F. C. Hawkes（Totowa. N. J., 1971）; J. D. Evans, Malta（New York, 1959）; J. D. S. Pendlebury, The Archeology of Ancient Crete（Penguin, 1962）; Sinclair Hood, The Minoans: The Story of Bronze Age Crete（New York, 1971）; A. R. Burn, Minoans, Philistines and Greeks, 1400～900 B.C. （London, 1930）; Chester G. Starr, Origins of Greeks Civilization, 1100～650 B.C. （New York, 1961）; M.I. Finley, The World of Odysseus（New York, 1954）; Eric R. Ddodds, The Greeks and the Irrational（Boston, 1957）; Alfred E, Zimmern, The Greek Commonwealth, 5th ed. rev.（Oxford, 1931）; M. I. Finley, Early Greece: The Bronze and Archaic Ages（New York, 1970）; M. Pallottino, Art of the Etruscans（London and New York, 1955）; Raymond Block, Origins of Rome（New York, 1960）; T. G. Powell, The Celts（New York, 1958）; B. H. Warmington, Carthage（London, 1960）; 和Marija Gimbutas, The Slavs（New York, 1971）。

欧亚草原。V. Gordon Childe,The Arsyans: A Study of Indo-European Origins（New York, 1926）; Tamara Talbot Rice, The Scythians（London, 1957）; M. Rostovtzeff, Iranians and Greeks in South Russia（Oxford, 1922）;George Vernadsky, Ancient Russia（New Haven, 1943）; William M. McGovern, The Early Empires of Central Asia（Chapel Hill, N. C., 1939）; Charles Burney and David M. Lang, The Peoples of the Hills, Ancient Ararat and Caucasus（New York, 1972）; 和V. M. Masson and V. I. Sarianidi, Central Asia: Turkemenia before the Achaemenids（New York, 1972）。

印度。Stuart W. Piggott, Prehistoric India to1000 B.C. （Penguin, 1950）; R. E. M. Wheeler, Early India and Pakistan, to Ashoka, rev. ed. （London, 1968）; R. E. M. Wheeler, The Indus Civilization,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ndia, supp.vol. （Cambridge, 1953）; The Indus Civilization（Cambridge, 1968）; R. C. Majumdar and A. D. Pusalker, eds.,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e Indian People, I: The Vedic Age（London,1951）; Bridget and Raymond Allchin, The Birth of Indian Civilization: India and Pakistan before500 B.C.（Penguin,1968）; 和J. H. Hutton, Caste in India: Its Nature Functions and Origins（Cambridge, 1946）。

中国。Ping-ti Ho, Cradle of the East（Chicago, 1975）; Herrlee G. Creel, The Birth of China（London, 1936; reissued 1951）; Li Chi, The Beginning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Seattle, 1957）; Cheng Te-K’un, Archeology in China, I: Prehistoric China（Cambridge, 1959）, Cheng Te-K’un, Archeology in China, II:Shang China（Cambridge, 1960）; Cheng Te-K’un, Archeology in China, III: Chou China（Cambridge, 1964）; Chang Kwang-chih,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Cambridge, Mass., 1976）; William Watson, China: Before the Han Dynasty（New York, 1961）; Herrlee Creel, The Origins of Statecraft in China, I: The Western Chou Empire（Chicago, 1970）; L.C. Goodrich, 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eople, 3rd ed. （New York, 1959）;和三部引起争议但也引人入胜的著作，Herrlee G. Greel, Confucius, the Man and the Myth（New York, 1949）;新书名Confucius and the Chinese Way（New York, 1960）; Joseph 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multivolumed （Cambridge, 1954～ ）；和G. F. Hudson, Europe and China（London, 1931）。

世界其他地区。公元前500年前，世界其他地区大多数几乎没有进入历史记录。但是，关于非洲史前史的三部著作在这里值得提及：Sonia Cole, The Prehistory of East Africa（New York, 1954）; J. Desmond Clark, The Prehistory of Southern Africa（Penguin, 1959）; 和George Peter Murdock, Africa: Its peoples and Their Cultural History（New York, 1959）。关于新大陆和东南亚，相关著作似乎最好附录在本书第二部分的进一步阅读书目中。

第二部分 各大文明之间的平衡（公元前500～公元1500年）

公元前500年～公元1500年的2000年里，没有任何一个文明生活中心在世界上占有绝对优势。在此之前，中东处于领先地位，影响了邻近地区和邻近地区的邻近地区，甚至影响了很远的地区，因为对其他人来说，中东人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的某些方面显然优于他们以前所知的生活方式。但是当印度、希腊和中国文明取得独特的形式时，这些文明创造者面对中东时不再觉得低人一等，与此相应的是，他们对来自异域的影响变得越来越漠不关心。在边缘地区，蛮族现在有几种不同的文明生活可以选择，他们经常把一种文明的某些因素与另一种文明中的某些因素混合起来吸收。

到公元前500年，旧大陆兴起的四大文明生活方式大致势均力敌。此后几个世纪里，各个文明内部的发展和变化从未停止。各个文明所占据的土地面积都倾向于扩大。当然，这增加了每个文明中心地区的范围和种类，减少了文明地区之间的隔绝。尽管有些阻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从欧亚大陆的一端到另一端的联系越来越频繁。这使得一种文化的领袖能够借鉴或适应其他文明中感兴趣的因素。这种跨文化借鉴的确是每个独立文明创新的主要刺激因素。但是这种借鉴一直是自愿的，即兴的，从来不是强迫的。

换句话说，旧大陆每个大文明在2000年里都保持了自主。四大文明之间的关系可以认为是势均力敌。任何重大动荡都会影响整个体系的其他部分，但是没有一种文明取得了从根本上打破四大文明整体平衡的规模或实力。

但是，世界四大文明之间的均势状态的确经历一系列震荡，这些震荡是这个时期世界历史的重大标志。首先希腊文明、其次印度文明在发源地之外得到广泛传播。但是正如中国和日本的印度化，中东地区的希腊化最终被证明是表面的、暂时的现象。在这两个例子中，当地的强烈反对最终导致前辈饥渴地吸收的外来文化因素付诸东流。接着，伊斯兰教兴起，并成功地首先向整个古代中东、北非和西班牙（632～1000年），然后向印度、东欧、中亚（1000～1453年）扩张，世界平衡格局第三次遭到威胁。印度教的印度最终（1565年）丧失了政治独立。因此，穆斯林统治者与皈依伊斯兰教的人（主要来自印度低级种姓）联合起来，限制和压迫印度教徒，这对印度教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四次动荡来自西欧，最终颠覆了世界文化的平衡格局。这个过程始于1500年前后，欧洲人的进取心首先打开了美洲的大门，并探索了地球上其他有人居住的海岸线。但是从真正意义上说，直到1850年，西方世界才取得对世界上其他主要文明的绝对优势，从而迫使其他非西方社会的领袖们放弃祖先久经考验的方法，放弃他们传统的文化独立，以便通过借鉴西方的技术竭力实现“现代化”。

对现代世界历史的考察将留给本书第三、第四部分。在第二部分，我们将讨论这个中间阶段，即每个孤立的文明世界空前绝后地独立发展的阶段，同时稍加考虑其他地区发生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