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izabeth Bentley）叛逃并向加拿大情报机关和美国联邦调查局报告了苏联在北美的情报活动。两起叛逃事件随后引发了很长一段时期的雪球效应，不仅导致加拿大和美国的反苏情绪迅速高涨，而且还迫使苏联人暂停了在这些国家的情报工作。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和总参情报总局的领导一直拖到9月底才把自己在情报工作上的失败告诉斯大林、莫洛托夫和贝利亚。同时，就像历史学家艾伦·温斯坦（Allen Weinstein）和记者亚历山大·瓦西里耶夫（Alexander Vassiliev）发现的那样，本特利的叛逃，“实际上，在一夜之间竟然冻结了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在美国的整个情报活动”。由于担心自己剩余的情报人员，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暂停了与在华盛顿的一位极有价值的英国特工的所有接触，他就是代号为“荷马”的唐纳德·麦克莱恩（Donald Maclean）。总参情报总局对自己的间谍网也作了同样的处置。这样一来，对斯大林而言，就在美国陡然采取遏制政策的时候，美国决策圈的情况却一下子变得比较模糊了。
虽然受到古津科事件的影响，但斯大林知道，美国的对苏态度突然强硬了。据俄罗斯历史学家弗拉基米尔·佩恰特诺夫说，苏联情报机构最终在华盛顿搞到了凯南“长电报”的复印件。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也明白美英同盟在地缘战略上的影响：美国的经济潜力与原子力量再加上英帝国在全球各地的军事基地，结果会使苏联陷入危险的包围。然而，知道这一点对于改变斯大林的决策，最终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佩恰特诺夫不知道斯大林是否意识到“在他自己的行动与对这些行动的日渐强烈的抵制之间的联系”。答案是，很可能没有。
斯大林以为其他大国依旧自私自利、尔虞我诈、争吵不休，因为这样才符合列宁对帝国主义的看法。在斯大林评估其西方对手时，他是以自己对其“帝国主义”本质与逻辑的认识为基础的。当伦敦的工党政府没有显示出这方面的特点时，斯大林对他们大肆嘲讽。1945年11月，他说：欧内斯特·贝文和克莱门特·艾德礼“是大傻瓜；他们在一个大国掌握了权力，却不知道用它来做什么。他们是靠经验来为自己定位的”。斯大林对贝文的轻蔑与他对丘吉尔的态度——从尊敬变为憋了一肚子怒气——形成了鲜明对比。
斯大林之所以采取扩张主义政策，之所以相信苏联可以得手，正如约翰·刘易斯·加迪斯强调的，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特别是，斯大林估计，战后必然会发生经济危机。而且他还相信，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着“帝国主义矛盾”。这使他认为，西方国家不可能进行合作。另外，斯大林的扩张主义也跟他在国内动员的政治策略有关，这种动员包括对俄罗斯中心主义的宣传以及诉诸其他形式的民族主义。苏联精英和广大民众的民族主义情感与渴望，让克里姆林宫在1945～1946年间的“社会主义的帝国主义”政策得到了国内支持。
斯大林有没有估计到自己在巴尔干的强硬做法和在土耳其及伊朗的试探活动会导致与西方盟国的决裂，这一点无法确定。不过，有一点现在是清楚的。那就是，斯大林的行动帮助铺就了冷战的道路。他在中东的策略促成了英美的战后合作，促使美国政府对“苏联的扩张主义”进行了无情的回击。斯大林的那些想当然的看法跟他自己开了个玩笑。由于斯大林的领土与政治目标得到了苏联军队的武力支持，他显得极为有力。但就像李维诺夫担心的那样，在外交和公共关系上采取这种做法，那是灾难性的。对于自身的失败缺乏适当的反馈，这让斯大林一条道走到黑，把苏美之间的紧张关系变成了全面对抗。而且到后来，他的非此即彼的世界观、对无情力量的迷信以及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包袱，让他别无选择，只有进行冷战并单方面动员苏联的经济和军事力量。
美国的新的全球性力量以及杜鲁门政府利用这种力量的决心，是一个独立的因素。许多历史学家认为，美国在这个时候开始扮演全球性大国的角色，不仅仅是为了回应苏联的挑战，也是依照其为世界制定的蓝图。建设一个“自由民主的”欧洲并在其他地方对共产主义进行遏制的后威尔逊计划，是新的革命性因素，它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着外交事务。而且在美国政界和美国社会，存在着一些强大的势力，他们就像W.R.斯迈泽（W.R. Smyser）总结的，一向认为“只有[美国]可以在世界各地拥有利益与军队”。在抱着这种想法的那些人的心目中，苏联对于战后和平只能扮演地区性的角色，不能扮演一个真正大国的角色。可要是没有苏联的威胁和斯大林行动的“帮助”，这些势力是否还会大行其道，美国是否还会那么快就登上世界政治的中心舞台，那还不一定。
斯大林从之前一个世纪欧洲的国际关系中得到的教训，让他忽视了美国的全球干涉主义背后的动机。斯大林能够预见到美国将结束其孤立主义政策，但他看不到在所谓“美国的世纪”背后存在的巨大冲动。用多边主义语言表达的那种观念，驱使美国留在欧洲。到1945年秋为止，斯大林从自己与华盛顿的伙伴关系中获益甚多。与美国人打交道的经验使他相信，还可以榨取到其他的边际收益，而且只要苏联的行动以英国的势力范围为目标，就不会受到美国的抵制。让斯大林非常意外的是，杜鲁门政府决定在世界的每一个地方，包括中欧，对苏联的扩张主义一概进行遏制。这一决定为几十年的冷战埋下了伏笔。
斯大林的确也避免了一个大错。他从来没有公开摆出一副侵略者的姿态，并且在国际上也是用合法的外衣小心翼翼地掩盖自己的扩张主义。这位苏联领导人让西方人扮演了破坏雅尔塔与波茨坦协定及发动对抗的角色。这样，莫洛托夫后来才可以声称：“‘冷战’是什么意思？我们当时只不过是处于攻势。当然，他们对我们很生气。但对于我们所征服的，我们必须加强控制。”大多数苏联公民都这样认为。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他们会继续认为：发动冷战的不是斯大林，而是美国。
国内“冷战”的开始
斯大林担心，由于广岛原子弹的影响，再加上战后普遍的松弛与疲惫，苏联精英们可能想跟美国和解，甚至会承认美国的优势。莫洛托夫在伦敦会议期间表现出的“软弱”，引起了斯大林对他的不满和猜疑。1945年10月初，他在回到莫斯科之后，不得不向自己在外交人民委员部的下属当面认错。他把那次会议说成是战场，“美英两国的某些人”在会上对苏联对外政策收获的好处发动了第一次外交进攻。
这只是莫洛托夫麻烦的开始。10月初，斯大林前往黑海度假，那是他多年来的头一回。战争使克里姆林宫的领袖苍老了许多，外国的记者们也开始猜测斯大林的病情并说他有可能退下来。他们甚至指名道姓地说，莫洛托夫和朱可夫会成为他的接班人。这些报道让斯大林开始怀疑，他的那些最亲密的副手（贝利亚、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米高扬）也许不再需要他的领导了，而且在背地里也不反对迎合美英的要求。当斯大林得悉莫洛托夫在一次为外国记者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暗示说即将放松对世界著名媒体的国家审查时，他十分愤怒。在一份密码电报中，他严厉批评莫洛托夫的“自由主义和信口开河”。他责备自己的副手，说他企图执行一种“对英美让步”的政策，为的是“让外国人觉得他有他自己的、跟政府和斯大林的截然不同的政策，觉得[西方]可以跟他莫洛托夫合作”。他大笔一挥，把莫洛托夫逐出了领导层的小圈子，而且还向贝利亚、马林科夫和米高扬提议，解除莫洛托夫作为斯大林第一副手和外交部部长的职务。其他副手想为莫洛托夫求情，这让斯大林更加恼怒。过了一段时间，再加上莫洛托夫也多次请求宽恕，斯大林同意再给他的老朋友维亚切斯拉夫一个机会，让他继续跟拜恩斯谈判。
在打击莫洛托夫的同时，斯大林的鞭子也在自己所有副手的身上噼啪作响。他给他们写道：“现在许多身居要职的人一听到丘吉尔、杜鲁门、拜恩斯之流的表扬，就像个小孩一样欣喜若狂。反之，要是从这些主子那里听到了什么不好的话，就失魂落魄。我认为这样的态度是危险的，因为它们在我们的队伍中造成了对外国人的奴性。我们必须全力以赴，与在外国人面前的这种奴性做斗争。”这封电报体现出几个月后突然发生的恐外的孤立主义意识形态运动的主旨。这场运动将迫使斯大林的所有下属，在这条新的战线上再次确认自己的忠心与热忱，摒弃据说在苏联国家机器和社会中存在的“在西方面前卑躬屈膝”的倾向。
如果斯大林在这个时候去世，那他的同事们也许会选择一条对美国比较通融的道路。他们缺少他那种独一无二的应对险恶局面的能力；他们也像苏联所有高级干部一样，更愿意战后的生活不要那么费力。就如他们在1953年之后的行动所显示的那样，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像斯大林那样，对这个国家的疲惫与不幸视若无睹。尽管如此，斯大林的下属们仍然是革命与帝国范式的囚徒。他们既恐外又坚持孤立主义，在和平重建的愿望与“社会主义的帝国主义”诱惑之间无所适从。他们想与西方列强合作，但要依照苏联的条件，要保持苏联经济的闭关自守和行动自由。
1945年秋，苏联领导层与官员就苏联是否应该加入在布雷顿森林建立的战后国际经济与金融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进行了辩论。基于实用与经济的理由，一些从事国家预算、财政、工业、贸易方面工作的高级官员主张苏联应该加入。财政人民委员阿尔谢尼·兹韦列夫（Arseny Zverev）坚持认为，苏联在这些机构中的存在，哪怕是以观察员身份，对将来与西方的贸易及贷款谈判也会有帮助。这一立场得到了米高扬和洛佐夫斯基的支持。他们认为美国的贷款和技术对于苏联的经济恢复必不可少。其他官员，包括国家计委主席尼古拉·沃兹涅先斯基（Nikolai Voznesensky）则认为，外债会削弱苏联经济的独立性。在1945年10月给莫洛托夫的备忘录中，伊万·麦斯基警告说，美国人利用他们给英国人的贷款，为美国的经济与金融渗透打开了他们的帝国。尤其令人担忧的是，他写道，美国人坚持要求借款的支付要受他们的控制，而且英国要取消其维护贸易垄断的国家机制。
据弗拉基米尔·佩恰特诺夫说，截至1946年2月，孤立主义态度在苏联官员内部已经占据上风。有些官员提出的理由是，“斯大林不希望让苏联的经济更加透明，也不愿意把苏联的部分黄金储备存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斯大林决定不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3月，财政部的官方通信已经突出下述新的立场：西方国家有可能把苏联加入该国际体系理解为苏联软弱的表现，是“在美国压力下”准备做出单方面让步。20世纪70年代，当莫洛托夫被问起这件事的时候，他说，美国人“当时企图拉我们入伙，但只是充当配角。那样，我们就会寄人篱下，而且从他们那里依然会一无所获”。
1946年2月9日，大元帅利用最高苏维埃战后首次“选举”的机会，在莫斯科大剧院为党政干部确定了新的指导思想。斯大林讲话的措辞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他宣布了一条毫不掩饰的单边主义的战后路线。对于许多观察家来说，这意味着最终与伟大同盟的精神分道扬镳；讲话对于西方列强没有一句好话。讲话命令听众当中的官员，要在十年内把苏联变成一个超级大国，“要在最近的将来超过国外的科学成就”（这暗示着将来的原子弹与导弹竞赛），而且“要把我们的工业水平，比如说，提高到三倍于战前的水平”。讲话最后说，这将是确保苏联安全、“防止任何不测”的唯一的前提条件。斯大林亲自撰写了讲话稿，而且修改多次，甚至在一些重要段落后面插入了“热烈鼓掌”、“喝彩并起立鼓掌”之类的话来规定听众的反应。讲话不仅在电台播出，还印了上千万份。敏锐的听众和读者马上就认识到，过上好日子以及战后与西方盟国合作的希望破灭了。斯大林命令高级干部再进行一次大跃进。
这条新的路线实际上把战后这段时期变成了未来毁灭性的“不测事件”的动员和准备期。官方的统计数据显示，军费开支从1945年的1287亿卢布下降到了1946年的737亿卢布。1947年维持在这个水平，但要高于战前。这一数字不包括原子弹工程的花费，那是出自国家的“特殊”经费。1946年的计划还包括40个新的海军基地。经济中面向消费者的产业部门，尤其是农业，情况依旧很糟，正如财政部部长兹韦列夫1946年10月给斯大林的官方预算所显示的：
1940年 1942年 1944年 1945年
面包（以百万吨计） 24.0 12.1 10.0 11.0
肉类（以千吨计） 1417 672 516 624
黄油（以千吨计） 228 111 106 117
糖（以千吨计） 2181 114 245 465
服装（以百万件计） 183.0 54.0 47.0 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