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车去酒店，但是我坐公交车就会觉得很不舒服，我希望坐出租车。争论了一番后，我假装妥协，因为大卫不懂西班牙语，所以我去咨询台询问哪里可以坐出租车，然后告诉大卫这里没有公交车。他很容易就能看穿我说了谎，我们等出租车的时候，一辆又一辆的公交车从身边经过。我上了出租车把地址给了司机，大卫才不情愿地也上了车。

到酒店花了20美元，所谓的“酒店”不过是一个脏乱并且简陋的招待所，有50多个上学年纪的男孩正在等着办理入住手续。我恐惧地看着大卫，告诉他我不想待在这里，他同意了我的想法，但是却不想坐出租车了，所以我们拖着箱子沿着马德里的街道寻找另一家酒店，所有酒店都已经被订满了，但是每一家酒店都告诉我们一个叫作蕾娜（Reina）的酒店还有房间。

我用付费电话在蕾娜酒店订了房间，大卫让我问清楚房间的价格，我听到每晚160美元，我知道大卫不会同意住在那里的，所以我没有告诉他。他不情愿地跟我上了另一辆出租车，又走了20美元的路程后，我们停在一间五星级酒店门口，大卫非常生气。

我拿出信用卡付了一个星期的费用，大卫看见结算单时再一次大发雷霆，他坚持道：“我们不住这里了！”我告诉他太晚了，我已经付款了。门童来帮我们提行李，虽然大卫已经筋疲力尽，但却依然拒绝了：“我已经托着这些箱子走遍了马德里，我不会为了50步的距离给门童小费的。”我们步履蹒跚地走进电梯。

回家后，我把这件事当作大卫悭吝的趣事说起，现在看来，那时的我对于旅行中无法控制和无法预测的事情是多么恐惧，陌生的城市、拥挤的年轻人、脏乱的招待所、对于钱的担忧、与在那里唯一认识的大卫争吵，所有的这些事都威胁着我的安全感。理智上，我知道我处理事情不够灵活，但是我实在无法改变。

我总是迂回甚至是过于巧妙地去做一些事。在我的成长环境中，我的家人想获得什么，从来不是通过有礼貌地争论和妥协获得的，我只见过母亲通过迂回的方式获得一些小胜利，那只是她与父亲关系中的一些小技巧。父亲死后，迂回的做事成为她的习惯，这在我的内心也深深地扎了根，即便我也希望母亲直接一点，我讨厌她巧妙地操纵我。

在五年的婚姻生活中，我一直把自己的生活操控在几个部分里：一部分工作，一部分解决问题，一部分处理度假，一部分参加各种宴会，还有一些部分处理我和大卫的性关系。

尽管我和大卫都认为我们的关系很好，但是不论在情感上还是性生活上，我都是有很大问题的。不知道为什么，我在逃避它。在我的记忆中，除了在法学院早期的时候与某个人有一些简短的约会，大卫是我唯一与之有性关系的男人，我们第一次时，身体上的疼痛让我很困惑，我想我的反应伤害了大卫的自信心。我并不害怕他，但是我在性接触时总是头脑发晕，然后失去感觉，变得没有欲望，也没有激情。大卫看到我茫然的样子，他会觉得我没有在性爱中得到快乐，他觉得这都是他的错。他想让这个过程更愉快一些，但我一直处于分裂状态中，我只会僵硬地躺着或者跟着他的提示做。

大卫很温柔地关怀我，他不想做任何事让我不舒服或者受伤，不论是性事还是其他事。我们都认为这是因为我的性经验少，所以他总是小心翼翼，我爱这样的他。但不论他怎样温柔体贴，亲密总能引发我被虐待的经验。开始时我觉得有点害怕，之后便是头晕，然后离开自己的身体。

我们结婚一年后，大卫希望我和他坐下好好谈谈，他问我是否真的爱他，他对我是否真的有吸引力，他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他脸上的痛苦让我心碎，我爱大卫胜过爱任何人，我只是不喜欢与他做爱或者其他类似的事。我还是希望我们的关系可以改善，希望这方面也能像其他的事一样完美。我们一起读夫妻自助书籍，一起去见治疗师。治疗师告诉我，如果想好好地经营婚姻，我就需要跟大卫做爱，她让我去读色情书籍或者去幻想。

我内在的各个部分努力让我过好每一天，我没有太多的感受，这就是问题所在。某些部分保存暴力之下的那些感受，我必须让那些情绪远离我。很早以前建立起来的保护我的部分让我无法从身边的人身上感受到爱，也感受不到被他们背叛的痛。注视着大卫，我看着他的眼睛、笑容和他每个细小的动作，想着他为我做的每件小事，我知道我有多爱他，爱他的感觉很好，但是疏离却是我一贯的方式。

大卫总是能感受到我的疏离与漠不关心，我想他觉得我是一个焦躁并且情绪化的人，尽管如此，他依然爱我。不幸的是，虽然我想改变，但是却没有办法改变。大卫无私的奉献让我们能够一直在一起，尽管我们情感上和身体上的亲密很有限，大卫和我依然可以快乐地在一起。我们一起度假，一起玩，一起笑，和他在一起，我觉得有安全感。我相信大卫永远不会离开我，我能感受到他的爱与尊重，这样的爱让我变得温和，我很高兴能拥有这样的爱情，却从不觉得这是我应得的。

每天我和大卫一起去上班，我们牵手走到地铁站，大卫看报纸，我听音乐。我们的办公室只有一个街区之隔，所以我们在同一个车站下车，一起走一段路程之后亲吻道别，祝福对方这一天一切顺利。每天下班时，大卫会给我打电话问我还有多久下班，他会工作到我们可以一起去地铁站的时间，然后一起回家。

我工作很努力，在司法部做得很好。我良好的记忆力可以帮我记住每个人：他们的名字、职位，以及在会上说了什么。我的各个部分并没有让我看上去很混乱，反而让我看上去平静安然。分裂的各个部分正帮我很好地运行自己，它用表面的平静和麻木让我熟练地应付和处理我生活中大部分的困难。大多数人包括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问题，我能了解到的也只到这个层面而已。

如果有什么冲突发生，或者什么人让我有了强烈的情绪体验，抑或有什么不可预测的事情发生，我就会迅速地从这温和的分裂状态转而进入更深层次的分裂状态。虽然这些部分触发我一些问题，但它们也会让我很好地应对棘手的事情。我喜欢解决问题或者攻克难关，并且发展出很好的识人本领，我可以猜到人们想要什么。这些让我变得很优秀，在人群中脱颖而出。30岁时，我已经是司法部最高级的律师了，大卫很为我骄傲，我自己也为自己感到自豪。

母亲和麦克都不明白我在司法部升职的意义，但我不惊讶，也不觉得失望，与大卫结婚让我与家人的关系改善了许多。我和大卫去拜访母亲时，她对我们很好，很关心我们的生活，很少提及要我为她做什么，或者要怎样照顾她。

她只在每天的电话中跟我说这些事情，她以为这样大卫就不会知道，但是大卫可以看出我与母亲通话后的变化，尽管大卫不高兴我给母亲买房买车，但是不论如何，他还是支持我的决定。他不愿看着我的家人大把花钱，却要我们去支援，也不愿我为母亲的冲动消费做担保人。他希望我帮母亲重新计划预算，我答应了帮她还完现有的债务后，不再给她钱。

大卫让我不要总是跟母亲通话，因为每次与母亲通话后，我都会觉得自己很不好。他对我的家人有种奇怪的感觉，他发现我的家人缺乏边界、互相尊重和关心。麦克在背后对艾利克斯的评价很差，母亲对麦克评价也不好，大卫不喜欢麦克说我和我母亲的方式。麦克总是想和大卫谈一谈，在“女人的家庭地位”这个话题上来一场男人与男人的对话，大卫表示不敢苟同。我想麦克感觉到了大卫的不赞同，渐渐疏离他。这对我来说是很好的一件事，这可以让我停止强迫自己尽量满足他们的愿望。

结婚一年后，我跟大卫提起我可能哪里出了问题。“你会腿痛吗？”有一天我问。

他疑惑地看着我说：“没有，为什么会痛？”

“我的腿总是痛。”我说。我的身体总是疼痛，尤其是关节，我和大卫都以为是关节炎。有时我的阴道和肛门也会有一阵短暂的刺痛，但我没有告诉大卫。

我决定去风湿学专家那里咨询一下我的慢性疼痛，他的诊断是纤维性肌肉痛，他解释说是睡眠紊乱造成的慢性疼痛。“你无法进入更深层的睡眠，无法让肌肉放松得以恢复，所以造成了这种疼痛。”

我不明白，回答道：“我一直睡得挺好的。”不知道为什么，我并没有把它与我的噩梦并且总是全身湿透地醒来联系起来。

“你说总是这样疼痛，是不是小时候有什么紧张性的刺激影响了你的睡眠？”

“我总是为成绩和运动上的事情担心，除此之外，我记得我童年其他方面都还不错。”我很疑惑，我一直睡得不错啊，我努力回想是什么造成了我的睡眠问题，但是我的大脑感到沉重，我忽然间觉得很累，“我应该怎么做？”

“我们需要确保你能有一个好的深度睡眠，锻炼身体很有用，瑜伽和冥想是不错的选择，保持饮食平衡。”

我听着医生说话的声音仿佛从隧道的另一端传来，我无法将他说的单词拼成句子，无法理解他说了什么。我想：我的身材很好。然后慢慢地对他说：“我每天跑步保持身材，这没用吗？”

“你没事吧？”医生问。

他的问题让我有些惊慌，我看着他说：“我没事。”

他仔细地看着我说：“你眼睛凸起，之前就有吗？”

我想了一下道：“别的医生也注意到了我的眼睛凸起，他们认为或许是甲状腺问题，但是检查结果是没有问题的，你认为这跟我的疼痛有关吗？”

“有可能，有时太过焦虑或者压力过大都可能造成突眼症，你的身体系统可能超负荷了。”内在的某些部分有些害怕，他靠得太近了，他会发现我们的。我并没有想要抓住这些想法。“可能是焦虑吧，”他继续说，“可能是来自工作？做律师压力很大吧，或者是曾经发生的什么事。”我觉得胸腔紧绷，耳朵里都是砰砰的声音，随即我变得平静、麻木，我的头很晕，无法思考问题。他看了几秒之后说：“药物治疗或许有用，但是你必须找出睡不好的原因。”他给我开了肌肉放松的药和小剂量的抗抑郁药，我每天下午吃这些药，除此之外，我每天还要吃3次布洛芬缓解疼痛。我的睡眠稍有改善，慢性疼痛也得到了缓解。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一直思考着与医生的对话，我终于明白并不是每个人都做噩梦并且全身湿透醒来。我把这些告诉大卫，并且告诉他，我看着镜子的时候总是看到自己奇怪的样子，有时我看上去比现在老，有时看到的手比自己的要大，或者我比自己实际要高。某时某地，我会用西班牙语思考，这让我很困惑，父亲死后，我就不怎么说西班牙语了，我在家中也是说英语的。

我爱大卫，我相信他，在他身边，我很有安全感，我可以注意到我故意避开或者忽略的东西，我发现自己时常冒出一些奇怪的想法和场景的碎片。它们闪过的速度已经慢到我可以看清它们，但是我不知道它们有什么意义。我经常会全身湿透地醒来，我习惯性地起身换睡衣，然后再回去睡觉；我会梦见有人闯进我们家中杀了大卫，我也受了伤；或者我在一个陌生的空无一人的地方，但是我知道有人要来伤害我；有时我会在梦中说西班牙语，我躲在床底下祷告，却有人要闯进来。如果清晨醒来，我还记得这些梦，我会有种奇怪的感觉，但不会想太久，我就会想起自己生活中的事，为账单担心或者为工作报告焦虑。

这样持续了几年，直到有一天，我和大卫一起去看电影《末路狂花》（Thelma and Louise），电影最开始有一个主角差点被强奸的镜头，场景细致生动。我看到这段时无法呼吸、头昏目眩。现在看来，我明白了那是某些部分跑出来警告我，也或许是那些部分希望我能发现它们。我的肚子很痛，并且越来越害怕，之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我觉得自己快要跳出自己的身体了，脑中快速流过很多想法，有的是英语，有的是西班牙语。

我必须马上离开，整个周末，这些症状时有出现。我想要和大卫在一起，我不想一个人待着，但又无法忍受别人靠近，我在我们的地下室以婴儿的姿势坐着，大卫远远地坐在房间的另一边，他试着跟我说话，但这让我更加害怕，更加痛苦。我的情况反复不定。大卫觉得是那些电影场景引起了我这样的反应，他找到了强奸危机处理的电话号码，让他们帮我平静了下来。

我找了一个心理咨询师，但是我总是觉得她不安全。我觉得她会触碰到我内心里那些未知的部分，我没有准备好与那些部分直接对话，这让我觉得很仓促、可怕。但她帮我制定了控制危机的方法，她教我如果觉得害怕如何放慢呼吸，这些简单的办法可以让我回到工作中去。每次她发现我的某个新的部分时，就会直接跟她对话，我觉得害怕，有种被侵犯了的感觉。

我的治疗师认为我在成长过程中遭受过重大的创伤，回到家里，我告诉了大卫这个结论。他很震惊，我看着他哭泣的样子，觉得害怕又愤怒：“你为什么要哭？”

“因为这将结束我一直认为的我们的关系。”

他的哭泣让我崩溃，我们没有充分地理解这件事，我不认为它会改变我们的关系。我不记得那晚我对大卫说了什么，我只记得对他的愤怒，并且努力地阻止自己产生相同的想法。

我想多做几次咨询就回归正常的生活，在我看来，我的问题在于惊恐发作，我希望可以停止这些症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