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氏是门阀中的一哥。当时与琅琊王氏抗衡的只有盘踞在建康上游的荆、江二州的颍川庾氏，我们可以将其视为门阀中的二哥。
既然一哥、二哥的位置都让人占据了，谢家要想在夹缝中站立起来，只有一条路可供选择，那就是与王、庾二大家族都结为姻亲。在这种情况下，谢道韫成了琅琊王氏的媳妇，谢尚女儿就成了颍川庾氏的儿媳妇。谢家也由此成为联结一对冤家对头的权力纽带。朝廷需要的是权力结构的稳定性，作为皇帝就通过起用谢氏来平衡王、庾两大家族的权力争端。所以谢尚在这种背景下，趁机得到了豫州。谢尚本人娶的是同郡袁耽的妹妹，而袁耽又是王导的心腹，受到王导的特别信赖。王导作为东晋的开国丞相，历事三朝，其地位非一般人可比。通过无处不在的婚姻关系，谢家在权力结构中与这些顶尖大佬的相处也还算合作愉快。
东晋穆帝以后，当时帝国分成了两大派。一派以权力中枢司马昱、殷浩为首，另一派以桓温为首。两派势力形成政治对峙。而在这样的权力对峙中，谢家又是处于何种地位？
谢家跟殷浩有亲戚关系，谢尚的二女儿谢僧要嫁给了陈郡的殷康，而殷浩是殷康的堂弟。殷浩娶的是陈郡袁耽的妹妹，而袁耽还有一个妹妹却是谢尚的妻子。这样推算下来，谢尚与殷浩便有了双重的姻亲关系。
司马昱、殷浩的中枢执政集团，基本上是一个名士清谈集团，表面上看是大权在握，实际上缺乏斗争经验。丞相桓温为了对付这帮人，就找了个北伐的借口，以此胁迫司马昱让出权力。
朝廷没有办法，只好让殷浩亲自率军北伐。结果这次北伐由殷浩失利被罢黜而宣告结束。
殷浩原先在权力结构中分得的权力蛋糕也由谢尚等人瓜分。其中除谢尚分得大部分权力外，太原王氏的王述也接替殷浩的扬州刺史一职。王述家族与谢氏有着两代相继的姻亲关系。这层层叠叠的姻亲关系，就像蜘蛛网密布在权力的屋檐下。随着殷浩的出局，迎来了谢家与王家联手对抗桓温的时代。后来王述的儿子王坦之又成为谢安对抗桓温的盟友。由于婚姻伦常中的特殊关系，为谢安、王坦之的合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对抗桓温的过程，就是谢安一步一步巩固家族权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除王坦之以外，最重要的盟友还包括琅琊王氏的王彪之。后来司马昱死后，王彪之更是与谢安一起并肩抗桓，替司马氏保住了江山。
一个时代的权力系统扯出来的裙带关系越多，权力的私有化成分就会越重。盘根错节的裙带关系就是要把官家的权力机构变成家族部门，把正式权力资源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这也是为什么在封建官家制度中，官与民在对权力的认识上会产生激烈冲突的根本原因。
家族硬权力往往带来的是权力资源的私有化，这种私有化又将孕育出主宰官家权力的富豪权贵阶层。当士族权贵们利用自身所掌握的权力、暴力、财富、势力等完成权力资源的世袭制传递，也就意味着，作为终极资源和最高资源的官家权力，也正在进行着潜移默化的重新分配。
隋唐帝国曾经为了遏制家族硬权力带来的权力私有化的恶性蔓延，在用人制度上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并推出了科举制度。希望一个帝国能够以绝对皇权的权威来限制家族硬权力的恶性蔓延。但是当官僚集团呈现出强势的姿态，皇权被削弱的时候，这种家族硬权力就会变成群雄逐鹿的资本。
分析谢氏的裙带关系主要有两个方面特点：一是跟同乡通婚，比如跟陈郡袁氏；二是重视通婚家族的身份地位；此外还特别重视“亲上加亲”。在谢玄这一辈人的十四个婚例中，没有一人与士族之外的人通婚，三分之二以上的人联姻王、袁两大家族，还有的主要是跟殷、庾、郗等著名士族联姻。当然，由于过分注重门第，就不可避免地把固定的几个家族当成经常通婚的对象，婚姻中错综复杂的重叠关系和近亲结婚（中表婚、异辈婚）大量存在。为了权力的递延，家族通婚怎一个乱字了得。比如谢尚娶同郡袁耽妹妹，但他女儿又嫁同郡殷浩堂弟殷歆，而殷浩又是袁耽妹夫，殷浩跟谢尚是连襟，同时殷浩又是谢尚的亲家；谢玄女儿嫁袁质儿子袁湛，袁湛妹嫁谢玄侄子谢重，等等。
谢家以裙带关系保持士族地位的方式方法一直延续到齐梁。这时又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由盛而衰时期。
一是刘宋时期，由于谢氏政治地位有所下降，婚姻对谢氏保持优越地位的作用也显得格外重要。据统计，谢氏与刘宋宗室联姻六例，与琅琊王氏、太原王氏、南阳刘氏和同郡袁氏、殷氏各二例，颖川庾氏、荀氏和顺阳范氏各一例，郡望未明曹氏一例。
在这些婚例中最为突出的一个特点是与皇室的联姻大幅度增加，这是大家相互利用产生的结果。
对于刘宋皇室来说，因为刘家出身社会底层，开国皇帝刘裕在谢玄组建北府兵时还只是一名应招而来的新兵蛋子。因为出身低微，刘宋建立政权后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提高自家的社会地位，缩短与名门望族之间的差距。如何在最短的时间缩小差距，那就是与豪门士族建立婚姻关系，以此为自己洗底。
为此，他们还制订了一条所谓“尚主者并用世胄，不必皆有才能”的联姻大计。在谢氏一方，因为对权力的操纵能力已经大不如前，为了保持现有的社会地位，他们不得不去寻求新的政治靠山，正所谓“与国为婚者，无问俊庸，皆登显贵”。就是说如果能够实现与皇室联姻的目的，他们不管女儿嫁的是痴呆丈夫，儿子娶的是智障媳妇。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想尽办法去打通家族的权力管道，不至于堵塞。
二是齐梁以后，谢氏家族日趋没落，上门联姻的显贵也逐渐变少。主要的婚姻可考者十五例，其中彭城刘氏、琅琊王氏、兰陵萧氏各三例，河南褚氏、琅琊颜氏、陈留阮氏、晋陵王氏、南阳张氏和郡望未明关氏各一例。在十五宗婚例中，谢氏与彭城刘氏和兰陵萧氏的婚姻属于国婚，时间历宋、齐、梁三代，一百余年，共六例，从数量上看虽占一定比例，但与前一时期相比有明显减少的趋势。梁武帝本来想把女儿嫁给谢家子弟谢谟，可看到谢家越来越潦倒，就想改嫁张弘策的儿子。像谢谟这样的一流高门子弟，在梁武帝眼中竟然混到连行伍出身的张弘策的儿子都不如，可见谢氏的家族硬权力已经无法再度崛起，在婚姻中已有被皇室抛弃的苗头。回忆是美好的，现实却总是冰冷的。
为了挽救日益没落的家族地位，谢家的后人们不得不在那些新兴的权贵中选择联姻对象，对他们提出的要求也不如从前那样苛刻了，此一时彼一时。如谢家有名的大才子谢脁娶了“屠狗商贩”出身的王敬则的女儿，其原因就是由于王敬则是齐朝的开国功臣，可以作为家族强有力的政治靠山。再如谢灵运重孙子娶了车骑将军张敬儿的女儿，而张敬儿是依靠军功才得到升迁的草根阶层。
谢氏曾经用婚姻作为巩固家族“硬权力”的重要手段，让自己的家族保持了两百年的风光。可历史有时候喜欢开开玩笑，谢氏靠着政治联姻得以兴盛，但谁也不会料到最后的败亡也是也是因为联姻，因不愿意与人联姻而被侯景诛灭九族。
如果说在裙带关系刚起步时期，各种关系网的联结是以家族、血缘、地域为纽带四处伸展。那么发展到了后期，这种关系网就演绎得更加直接简单，那就是以金钱、美色为纽带，由权力来支撑。尽管这时候门阀制度已经不像东晋时期那样大张旗鼓，但裙带关系的差序理念却已经渗透进官家的权力结构中。这种由裙带关系衍生出的官场规则，在以“我”为中心的小圈子内被广泛实践着，也深深影响着后来者的心理和处世观，甚至，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行为方式。这种权力运行规则不仅成为封建官场局内人士的心理默契，而且也成为人们在利益算计与索求时约定俗成的行为选择。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亲情也是暗器
中国古代的权力模式通常情况下所呈现的是中心放射模式，也就是说在这种模式中每个权力体系都有一个权力核心，而处在核心地带的都是一个人。而这个核心人物在这种权力体系中拥有绝对的地位和权力，生杀放逐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没有人敢站出来挑战这种权威。由这个核心释放出来的权力值，会随着距离核心地带的远近而有所增减。权力值这个概念是吴钩先生提炼出来的，意思就是权力的大小。他认为，权力体系就是一个等级结构，权力自然有大小之分；但权力无形，既不能用尺子量，又不能用秤杆称，一个官员掌握多大的权力值，是很难有准确的价值去衡量的。而我在这里要说的是最核心的权力值，也就是距离中央地带最近的那一层权力波。在官家权力结构中，这一层往往是皇帝与其近臣的权力范畴。
在古代官家体系中，那些分散在核心地带周围的人往往会努力地讨好那个处于核心地带的人物，并且不惜一切代价，努力地想从核心地带实现权力值的最大化。为达目的往往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而在这其中竞争最为激烈，风险性和收益度也是最高的，当数皇帝的权力值，也就是皇权。因为权力的塔尖只能容下一人。
研究中国官家定律，有一个问题，我们始终无从回避，那就是权究竟从何而来？中国历代专制王朝的最高权力，从理论上说是掌握在皇帝一个人的手中。如果一个人想从皇帝手中分得一部分权力，只有两种途径：正当与非正当。所谓正当，也就是在正式权力所画的圈圈里争取来的权力。对于古人来说，那就是十年寒窗苦读，才有可能一朝得见天子面，由皇帝亲自为你封官授权；所谓不正当的，也就是通过非正常手段获取的权力值。那些能够通过非正常手段，获取第一层权力值的人，往往是皇帝身边最亲近的人。他们通常会利用和皇帝接近的机会，不择手段地去干扰和左右皇帝，千方百计把皇帝的权力“窃取”到自己手中。
其实皇帝又有几个是傻子呢？尤其那些志向远大的创业之君精明得跟猴似的，要想从他们的手中窃取权力那是难上加难，搞不好会将自己的身家性命也赔上。长于窃取权力的人群主要有三大类：一类是藩王，藩王也就是皇帝的宗亲；另一类是母亲、后妃家的亲戚，也就是外戚。当然还有一类是宦官，在这里我主要说说前两大类，也就是皇帝身边的亲人们。
为了求得内心的安稳，让权力永世成为自己家院子里那棵歪脖子枣树上挂着的果实。宗室诸王本应该是“家天下”最有力的拥护者，是帝国面前最可信赖的一道屏障。但屏障弄不好就成了阻碍，成了自家门前最大的威胁。
宗室诸王对君权的威胁是摆到桌面上显而易见的，官家固定下来的顺序继承法说到底就是为了约束这帮人而定的。因为他们是离君主宝座最近的人，近得只有一步之遥，近得似乎唾手可得。但问题是有时候近也不一定是好事，一步之遥弄不好就成了咫尺天涯，阴阳两隔。
于是乎，那些宗室诸王或是诱使皇帝违反固定顺序继承法，力争立自己为储君；或是到处散布流言蜚语，阴谋陷害太子；必要时干脆直接发动政变，搞掉皇帝和太子。就连历史上的皇帝楷模唐太宗李世民不也是靠这种铁血手腕走上权力巅峰的吗？他们信奉的做人原则就是，是我的，我要拿；不是我的，我就要抢。
宗室诸王是王室中除了皇帝、太子之外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王位继承的后备力量。除了那些存在时间很短的王朝，其他时间较为长久的王朝都有过皇帝后继无人，由宗室诸王接受皇权的先例。作为“家天下”的股东们，当其他权力集团的势力威胁到王权时，他们通常会站出来捍卫“家天下”的利益。但是当外敌退去，作为集团内部的股东们又会大肆扩张其个人权力，恨不得能够将皇权一口吞下。一个祖宗打下来的江山，凭什么你就是一把手，我就得永远臣服于你？
皇帝坐在高高的龙椅上，他能感受到来自皇兄王弟们内心的躁动与不安。为了熄灭他们内心的那团欲望之火，历代王朝的君主们都要有一些防范之策。最常用的就是削夺他们手中的权力，即使你有夺权的想法，也让你没有办法。但是诸王毕竟是皇权集团的股东，是皇帝的亲人，是皇族的血脉。他们与皇帝的关系，或是父子，或是兄弟，或是叔侄。荣华富贵，不与自己的亲人分享，难道会拱手让给别人不成？况且皇帝一个人统治天下，难免有照顾不到的地方，难免有个闪失，这时不靠自己的亲人又能靠谁呢？亲不亲，总算是自家人嘛。
在封建官家制度以前，周天子的权力分配采取的是一种皮毛分离的模式。也就是将天下的土地和人民分封给那些地方诸侯，这叫做“建国”；然后再由诸侯们把自己境内的土地和人民进行二次转手分封给卿、大夫，叫做“立家”。这样就有可能造成卿、大夫只知有诸侯，而不知有周天子的局面。西周时期大封诸侯，随着诸侯王势力不断扩张，中央王权也形同虚设。周文王和周武王所分封的诸侯基本上都是同宗同姓的，然后把他们支得远远的，挑拨他们之间互相对抗和杀伐，最后连周天子都无法制止天下大乱的局面。
权力与亲情血缘的结合，看上去是完美的利益共同体，但在现实中却并非如此。既然周天子授予诸侯“建国”的权力，而诸侯又授予卿、大夫“立家”的权力。这种皮毛分离的模式，在分封地的老百姓眼中看来，就包含着“国”与“家”的二元对抗在里面。他们通常按照血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