肋。比说说，当时的门阀士族的地位正在受到新兴寒门地主的挑战和威胁。这种威胁来自于枪杆子，因为这时候的军权就掌握在皇室和寒门出身的武将手中，枪杆子自然就撑起了腰杆子。

既然士族有那么多的既得利益，庶族地主也不愿意只讲奉献，看着对方吃香的喝辣的。于是他们也就想办法拼命往士族地主阶层里钻，而钻营的主要办法，就是修改黄籍。放在今天来说，就是修改户口本。当时的户口本是用黄纸书写，所以称黄籍，像每户家里有多少人，祖上做过几品官，担任过什么职务，有过什么军功，跟哪些人家结过亲，是和尚还是道士，黄籍上都记得清清楚楚。也就是说，谁家是士族谁家是庶族，一查黄籍就清清楚楚，因此像收赋税和派徭役等不少官差，也都以黄籍为准。

趋利避害是人性的本能；既然有空子可以钻，谁还愿意当那冤大头二百五？因此，庶族地主挖空心思想挤进士族的队伍里来，那时候想搞个士族的户口比什么都难。难归难，总还是有办法的，而且方法还不止一条两条。比如说冒充士族、假报祖上有过什么军功、假冒和尚道士、增丁加口的时候瞒报户口、人还活着就在黄籍上将其注销户口……当然，这样做的前提就是必须买通管理黄籍的官吏。史料记载，当时只需要花一万钱就可以贿赂管理黄籍的官吏，就能把庶族身份改成士族。

既然能通过这样一种手段，实现身份的改变。于是有钱有门路的庶族人员纷纷走此捷径，造成庶族地主假冒士族地主的现象愈演愈烈，纳赋税和服徭役的人也就越来越少，朝廷的收入自然也在不断减少。这样一来，最着急上火的人是坐在宫里喝茶的皇帝。都去当士族了，他找谁吃拿卡要啊？

南齐的开国皇帝齐高帝萧道成决定采取措施，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士族队伍不能再这么无休止地扩容下去，必须“检籍”，也就是做好人口普查。巧的是检籍刚刚启动，齐高帝就病死了。继位的齐武帝继承了先皇的遗志，并且设立了检籍官，专门负责清查户口。

这样折腾来折腾去，麻烦就折腾大了。买卖户口，改换士庶门庭，本来是制度漏洞下，人人都可以去钻的空子。可政府这么一扎紧口袋，将那些还没来得及钻进袋子里的人生生地堵在了门外。中国自古以来的法治传统，有一条约定俗成的习惯做法叫“法不责众”。可如今皇帝较真起来，要动真格的了。政府出台的政策是：凡是清查出来的冒牌士族、假和尚、假道士，就罚他们到边远地方充军。清查户口使得庶族地主跟朝廷的矛盾，庶族地主跟士族地主的矛盾，普通老百姓跟统治者之间的矛盾都骤然升级。每个集团都在与规则较劲，都在打着各自的利益算盘。

尤其那些已经花钱托关系办好户口的庶族地主，他们本来很享受这种“山寨版”的士族生活，可如今皇帝查户口破坏了他们的好梦，注销了他们的假户籍不算，还把他们发配到鸟不拉屎的地方去充军，这等于是要了他们的半条命。当时南北对立，战事频繁，敌国并不知道对手是南朝地主，家里有的是钱，况且即便知道也不会刀下留情。大家都是各为其主，你砍我一刀，我绝对要砍回来，战场上容不得一丁点儿犹豫和软心肠。

于是，查户口带来的不稳定因素，越积越重。能量积聚到了齐武帝永明三年（公元485年），浙江就爆发了那场富人革命—唐寓之起义。

唐寓之是土生土长的浙江富阳人，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当地有名的风水先生。浙江富人多，所以唐寓之的祖父和父亲的生意也非常好，他们通过看风水进行家族资本的原始积累，生活也相当富裕。有钱就有油水可捞，检籍官在清查户口的时候，想借机敲诈勒索，硬说他家的户籍存在问题，要把唐寓之捉去充军。要知道，在任何年代，富人不光有钱，还有一副牛脾气。愤怒青年唐寓之内心这把愤怒之火被点燃，他对检籍官的诬陷严重不满。放眼望去此时各地反对检籍的人越来越多，老百姓与检籍官之间发生血腥冲突的事件不断传进唐寓之的耳朵里。他预感到，属于自己的时代已经到来了。他们这帮庶族地主缺的并不是钱，而是一个名分。这个名分代表着权势和利益，他发动起义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有多了不起，他是要通过暴力手段拿回自己应得的。

唐寓之还是有准备的，他也知道起义这种高风险高回报的投机行为，需要借助神力，拿一些迷信和宗教说事，来宣扬自己有获得权力的合法性。唐寓之也照方抓药，到处宣扬自己家的祖坟冒青烟，显露出帝王之气。唐家子孙称王道帝，是上天早就安排好的，现在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他还使出当年陈胜、吴广起义时的绝招，所不同的是陈、吴二人是在鱼肚子里藏绸子，加上半夜鬼火学狐狸叫，而唐寓之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偷偷让人铸了一枚玉玺似的金印，说是在山上捡到的神器。意思是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唐寓之的前期工作收到了奇效，一下子就忽悠来了四百多名不明真相的农民，在新城（今浙江新登县东）举旗起义。

唐寓之这边一摇旗，有三万多因户籍问题被罚充军尚未踏上不归路的人们，听说后也投奔而来。队伍不断扩张，既有地主，又有农民，但主要是那些假冒士族、和尚、道士的庶族地主，所以我们说它是“富人起义”。唐寓之起义，选择的时机也挺好，利用会稽太守王敬则去朝拜皇帝、不在任上的空当儿。

富人不光会挣钱，打起仗来也毫不含糊。他们先是攻下富阳城，第二年春天破袭桐庐（今浙江桐庐县西），相继占领钱塘（今浙江杭州）、盐官（今浙江海宁县西南）、诸暨、余杭。然后又分兵进击，一支部队攻袭了东阳郡（今浙江金华），杀了齐武帝的族叔东阳太守萧崇之；另一支部队攻取山阴，势如破竹，一直打到曹娥江。事实证明，庶人唐寓之的目光过于短浅，只满足于眼前取得的胜利，自以为大事已成，便匆忙在钱塘称帝，设置文武百官，建立起一个“吴”政权。等到齐武帝集中地方军队杀来的时候，他只有仓惶逃窜的份，最后只落得一个兵败身死的下场，一场富人起义的闹剧最后沦为一场惊天的血案。

4.王侯将相真有种

由于士族长期拥有政治特权，自身优越感非常强烈，而权力场上的竞争意识却在逐渐地退化。

自己是王侯将相留下的种，我的地盘我做主。这种自我麻醉意识让他们在权力场上逐渐丧失了战斗能力。而与此同时，庶族地主们却无时无刻不在瞪着血红的双眼盯着那根权力的魔法棒，很快他们就发现了其中的破绽。他们以武职为升官阶梯。为了打通自己上升的权力管道，庶族武官通过战场上的玩命精神来获取军功，有了军功他们自然也就有了军权，有了军权他们也就有了获取更大权力利益的资格。权力的发展规律也是遵循着此消彼长的规律，庶族兴起，士族必然就会走向衰落，魏晋南朝朝的更替密码就在于此。

明初文官荫叙制度是魏晋九品中正制的回光返照，虽然说这时候它还只是停留在纸上谈兵阶段，还没有全面推行，但离它闪亮登场只剩下时间问题；到了明中叶后，在特恩荫叙的基础上又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官荫叙制度。荫叙是什么样的制度呢？简单地说就是特许皇亲、勋贵和中高级官员的子孙凭门第血统获得出身。

那么这种血统上的鉴定，靠的又是什么呢？和今天一样，靠的是士族的DNA鉴定。DNA这个东西很厉害，用来破案一破一个准，并且一个人死了几百年，用毛发就能测出你的前世。当然这里的士族DNA鉴定，并不是靠科学仪器来鉴定。而是通过扒一扒你的祖宗八辈，看一看他们曾经留给你的是背影，还是家族的背景。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把封建官场人员的出身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不用说，就是牛气冲天的士族：这批人除了三世中有二世居官五品以上的标准以外，还添加了一些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老牌士族；第二类应该算是小姓：这批人包括所谓县姓、地方豪绅等，就是介于寒素与士族之间的阶层，由寒素升为士族必须经过小姓这个阶段，不能越级；第三类就是寒素：指素士、农、工、商、兵和其他半自由民，以及非自由民中间的奴婢、门客等等。

门阀制度的风行，为士族成员把持正式权力维护自身利益提供了强大的机制保障。门阀的大门直通官家的大门，两扇大门合二为一就可以打通权力的管道。当时官场上推行的“九品中正制”也只是徒有虚名，不但没有起到推贤举良的作用，反而成为门阀制度的助推器。这样在整个社会就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不正常现象。此风一长，让那些奋斗在基层第一线充任吏员的士族子弟也就越来越少。士族弟子不用再待在基层熬资历，他们拿着代表身份的通行证在官场之上一路绿灯。

虽然吏员的社会地位也不算低，但他们的出身还是拖了自己的后腿。

严格的等级制度导致吏员的地位始终处于权力系统的最底层，甚至与那些跑腿打杂的仆役相差无几。直到后来随着科举制度的推行并日益完善，权力集团需要的人才有一部分开始由科举考试遴选出来，成文人入仕的另一途径。

唐天佑二年（905年三月），这是一个历史转折时期。当时权力集团内部掌管国家礼仪大典的太常卿的位置空了出来。官场永远不缺官员，就像江湖永远不缺漂流客。这时，宣武军节度使朱温就向当时的宰相裴枢建议，让自己的手下张廷范出任太常卿一职。但这个提议却遭到了裴枢的一口回绝，没有丝毫可商量的余地。

裴枢拒绝的理由是：按照惯例，太常卿应该是由当时的清流人士来充当，而张廷范只是一个身份低下的“胥吏”。也就是说，张廷范永远只能做一个打杂跑腿的“胥吏”，没有进步的可能。

太常卿一职属于文臣序列，文臣集团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正式章程。

唐末五代时期的文臣集团，是一个社会成分相当复杂的群体。在这些人中间，有的是来自昔日的名门和官宦世家，有的自身就是前朝的旧臣，有的则逢风云际会或凭藉自己个人的能力白手起家。他们有的曾经从文业儒，有的生来就不学无术；有的长于治事，有的根本就没有能力处理繁杂事务；有的洁身自好，有的则谄谀无行。他们中既有儒生和文士，也有所谓的“文吏”。

宰相裴枢拒绝的理由让朱温非常生气，但又让他哭笑不得。他一直以为这个裴枢是个识大体、顾大局的人，想不到原来也是个本本主义者。难道这位宰相大人没有看清楚当下的形势，还一味地抱着士大夫病态似的“清流”主张不放？迂腐的文人，根本不懂得与时俱进。

既然在这里说到了“清流”，那么就有必要了解一下当时文臣群体的构成。因为文臣群体的构成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权力分割的内部关系，是论资排辈还是以家庭出身作为前进的阶梯。对于时人来说，能不能当官，能当多大的官，完全取决于附着在他身上的那些社会角色，与能力大小无关。

就拿那些出生在名门望族的官员们来说，他们从唐朝末年以来就一直把持着朝廷重臣宰相之位，那些高禄显位对他们来说就是自家地里产的，与别人无关；但这些重臣宰相的秘书或者谋士，则主要是那些沉浮于社会基层，经过实践检验的人才组成。文臣群体中不同类型人物之间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往往暗中互相较劲。如果不幸生逢乱世，那么这种权力的争锋将会来得更加猛烈。我们只要看看裴枢这些文人对于“清流”的推崇，就可以知道“文臣”之间的成见有多深，绝对不是一句轻飘飘的“文人相轻”就可以说清楚的。这些人虽然在起家方式、素质能力都大相径庭，但他们却有着共同的奋斗目标，那就是能够在同一个权力管道中生存博弈。这种在乱世中形成的同类之间的排斥打压很容易摧毁一个人的精神。

这一年的五月，天象出现星变。这种在当时无法解释清楚的自然现象，就被某些好事者拿去大做文章。朝中另一位非清流宰相柳璨，此人也并非不想加入“清流”，而是清流人士认为他出身贫贱而不肯将其收编。柳璨就跑去跟朱温讲，朝中这些士大夫对您辅佐天子的行为非常不满意，经常在私底下议论。今天天象突然出现星变，据星象专家解释，这预示着国家将有一劫，皇帝和大臣们也将有一场大难。如何避开这场灾难，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以暴力杀戮来应对骤变的天象。骤变的天象总是要为人间带来不祥，究其原因，无非是人心难测，规则难破。

朱温本来就不是傻子，他当然明白柳璨说这些话的意图。一个饱受仁义道德教育多年的文人居然开口闭口杀无赦，与他这个武夫相比，其阴损狠毒有过之而无不及。

朱温心里比谁都清楚，柳璨要借他这把刀来杀人，并不是出于对他未来的考虑，而是出于自己的私心。

朱温当时并没有很快就做出决定，正在他犹豫不决之际。他的亲信，一个被清流人士蔑视的知识分子张策跳出来跟他理论。张策告诉他，你应该让这些清流朝臣们统统靠边站，他们的存在阻碍了你的前进脚步。言下之意，如果你不借此机会来一次血腥杀戮，将来你朱温就有可能成为一头名副其实的瘟猪。

这句话让朱温实在有些坐不住了，他的恶开始向胆边生。他之所以没有被柳璨完全说服，却被张策说服，最起码有两点原因。

其一就是张策是他的亲信自然会站在他的角度考虑问题；

其二就是张策的理由很充分，符合自己的想法。张策说，不要小看这些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