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号，却正是犯了维特根斯坦所说的滥用“危险语句”的错误。
退一步说，即便我们接受这位作者的观点，从中国60年的成功之路中的确可以归纳总结出因果解释，并进而形成“中国模式”，这个表述也隐含着普遍意义的意涵。宋人赵希鹄在《洞天清录》中称“古者铸器，必先用蜡为模”，由此可见“模”字隐含有模度（标准）、模准（样板，规范）、模宪（法则）等义。而按《汉语大词典》，所谓“模式”就是“事物的标准样式”。凡此种种皆指向了“中国模式”一说隐含着“普世主义”的意蕴，可是该作者却又反复强调“总结中国模式并不是为了供他国仿效”，口口声声中国模式的独特性，这其中的矛盾和张力实在让人费解。
在马尔康姆的记忆里，维特根斯坦最本质的特点是极端纯正的严肃性和高度的智慧。当他在课堂上进行紧张的思考时，他常常觉得自己搞糊涂了，而且会毫无顾忌地把这点说出来，譬如说：“我是一个傻瓜！”“你们的老师糟透了！”“今天我确实太笨了！”
这种典型的希腊式智慧对于我们已经太过陌生，但它仍然向我们揭示着真正的哲人与热腾的日常闲谈和政治言说之间格格不入的品性，并提醒我们在面对喧嚣的流行观念时，或许应持哲学上的审慎。
（2010 年）
理解之难
“唔，上帝到了。我在5点15分的火车上接到了他。”1929年1月18日，经济学家凯恩斯在一封家信中写道。
“上帝”的名字叫做维特根斯坦，这一年他40岁，刚刚结束长达十年的自我放逐，准备重返剑桥重拾哲学。此时的维特根斯坦在剑桥已经是一个传奇，所有人都在谈论他和他的《逻辑哲学论》。
凯恩斯对于这个天才小心翼翼、关怀备至。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敌对国公民，他给身为奥地利士兵的维特根斯坦去信，第一句话就是：“我希望你已经成为了战俘”，这当然不是出于对大英帝国的忠诚，而是出于对维特根斯坦个人天赋的保护，因为只有成为战俘，才有可能避免死亡，才有机会重新思考哲学问题。显然，对于凯恩斯来说，在战争与国家荣誉之上，还有更加永恒的价值。
当维特根斯坦终于决定返回剑桥，凯恩斯很清楚需要怎样保护他，在一封信中他这样提到：“我明白，疲劳将是摧毁性的。我一定不能让他每天跟我谈话超过二三小时。”
但是不幸的是，维特根斯坦本人却是一个习惯于让自己和他人都疲惫不已的人。作为一个对话者，他绝对是一个灾难，哪怕面对的是一个孩子。
“下午我们在争论中度过——他是个十分讨厌的人，每次你说什么，他都说‘不不，那不是要点。’那可能不是他的要点，但那是我们的要点。听他话太累人。”这是一个14岁男孩的日记，里面的那个“他”正是维特根斯坦。有时候你不得不感慨，孩子的直觉要比最天才的哲学家更有穿透力，一语道破“理解”之难以及“误解”何以发生。
生活中我们总会遇到这种讨厌的人，你跟他讲人道的时候他跟你讲法律，你跟他讲法律的时候他跟你讲政策，你跟他讲政策的时候他跟你讲党纪，你跟他讲党纪的时候他跟你讲人性，你跟他讲人性的时候他跟你讲奇迹。总之每次你说什么话，他都能把要点转到另一处，这样的人我们称之为“诡辩家”。
作为一个对话者，维特根斯坦的确相当让人讨厌，不过他不是诡辩家，而是哲学家。哲学家与诡辩家的最大差异在于，诡辩家通过转换要点来逃避理解，而哲学家则试图通过统领要点来达成理解。
在《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举过一个“兔鸭头”的例子：
“设想我给一个孩子看这张图。他说：‘这是一只鸭子’，然后突然说‘哦，它是一只兔子’。于是他认出它是一只兔子——这是一种辨认的经验。”
这种辨认的经验的秘诀在于——面相的转换，你可以从这个面相看出一只鸭子，也可以从那个面相看出一只兔子。对维特根斯坦来说，改变看特定事物时的面相，是达成理解的关键所在。
有一个实际发生在维特根斯坦身上的例子值得一提。一战期间，维特根斯坦以志愿兵的身份参战，被迫与来自底层的士兵共处，因为背景的巨大差异，他发现自己“几乎总是被恨我的人包围着”。这些人“恶毒”又“无情”，“几乎不可能在他们中找到一丝人性的痕迹”。作为应激性的反应，维特根斯坦也不由自主地开始恨他们，但是很快他就开始催促自己“一旦你觉得自己在恨他们，就转而努力去理解他们”，而当他发现这么做很费劲的时候，他给出了另外一个结论：“与其说我周围的人是低劣的，不如说他们狭隘得吓人。……因为他们总是误解。这些人不是愚蠢，而是狭隘。在他们的领域里他们足够聪明。但他们缺乏品质，从而缺乏宽度。”
这是一个通过转换面相达成理解的成功案例，当然，“理解”不等于“接受”，维特根斯坦仍然“厌恶”他们，只是不再“恨”他们，而已。
终其一生，维特根斯坦都感觉自己在跟——他自己的和别人的——肤浅和迟钝作斗争。但凡领教过维特根斯坦这一斗志的人，都会心有余悸。有好事者甚至为此写了一首诗：
……谁曾在哪个议题上，见到过路德维希忍住不颁布法则？无论到谁那里，都大声把我们喝止，打断我们的话，结结巴巴说起他的句子；永不停息的争辩，刺耳、恼怒和喧闹，他当然正确，为他的正确而骄傲……
这首诗在年轻的剑桥人中间广为流传，人们读了纷纷开怀大笑，但这不意味着维特根斯坦在他们的心里是个小丑，恰恰相反，正如其中的一个围观群众所说：“它释放了累积起来的紧张、怨恨，甚至恐惧。因为从未有人能在维特根斯坦面前扭转局势，以牙还牙地报以颜色。”
有人曾经评论维特根斯坦的回归是“剑桥的灾难”，因为他是“一个完全没能力进行讨论的人”。我完全不认同这样的观点，维特根斯坦在剑桥之所以不容于很多人，更多是因为“英格兰人特有的、自觉‘有教养’的唯美主义与维特根斯坦的严酷的苦行意识和有时不留情面的诚实之间的冲突”。
面相的转换也许可以缓解这一冲突，但是这更像是一种和解而非理解，因为所谓理解不仅需要双方梳着偏分、打着领带、彬彬有礼地互相打招呼，更需要把各自的表述嵌置到同一条生活之流之中，而这或许也正是理解之难的根本所在吧。
（2011 年）
站在思想的高墙上
我至今仍在四处宣称，当年选择报考哲学系，不是因为高中政治学得好，而是因为我在高一时读过的两本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和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这显然有自我吹嘘的成分——读过并不意味着读完或者读懂。不过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在当时能淘到这两本书简直就是个奇迹：想想看，在上世纪80年代末的浙西南小镇上，新华书店里除了《新华字典》就是《今古传奇》，究竟是哪位英明神武的图书采购员果断地把弗洛伊德和马尔库塞放进购书篮里，从省城杭州千里迢迢带回到仍在流行陈汝佳的小镇上？
1991年，我负笈北上读哲学，在我的兵器谱里，除了半通不通的弗洛伊德与马尔库塞，既不知道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是何许人，更没有听说过陆九渊、王阳明或者冯友兰。现在回想起来，这种感觉很像刘松仁和梁朝伟早年间出演的《新仙鹤神针》：一对点苍派师徒前去参加武林盟主大会，两个人合骑一匹瘦马，哆哆嗦嗦举着一面破旗，立在尘土飞扬的练武场上，身边呼啸而过的全是少林武当这样的名门正派，鲜衣怒马、旌旗猎猎……
我刚入哲学系的时候，就是这种感觉——完全找不着北。
凭着从小练就的童子功，我连滚带爬地记住了万物的“本原”有时候是水，有时候是气，有时候是火、土、气、水四元素，再往后，除了“本原”，越来越多的超级概念开始出现：“存在”、“真理”、“实体”、“经验”、“正义”……它们就像UFO在我的脑子里以布朗运动的方式四处流窜，我既看不清它们的运行轨迹，更不知道它们与我到底有什么关系，这让我很难不从困惑发展成沮丧，从沮丧进化成怨恨。
就这样恍恍惚惚、懵懵懂懂了大半年，直到有一天，我读到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
“我们有一种幻觉……试图抓住语言的无可与之相比的本质。……其实，只要‘语言’、‘经验’、‘世界’这些词有用处，它们的用处一定像‘桌子’、‘灯’、‘门’这些词一样卑微。”
“当哲学家使用一个语词——‘知’、‘在’、‘对象’、‘我’、‘句子’、‘名称’——并试图抓住事情的本质时，我们必须不断问自己：这个语词在语言里——语言是语词的家——实际上是这么用的吗？我们把语词从形而上学的用法重新带回到日常用法。”
毫不夸张地说，这些说法让我有一种“天亮了”的感觉。它让我意识到，任何一种超级概念在成为超级概念之前都有过最为卑微和日常的用法，既不必将它们过度地神话，也不必因为暂时不得其门而入而恼羞成怒，对待它们的正确做法是，将它们放回到各自的历史语境和问题脉络里，还它们一个最亲切和最本真的面目。此外，更重要的是，如果一个人想要掌握或者使用这些超级概念，就必须要把它们拉回到属于你的“粗糙的地面”上，哲学思考必须要和活泼泼的生命体验发生关联。
维特根斯坦在斟酌《哲学研究》献词的时候，曾经考虑过莎士比亚名剧《李尔王》里的一句台词：“我将教会你们差异！”把思考尽力维持在充满复杂和变动的差异性之中，这是我所推崇的思想风格。《哲学研究》是第一本真正引领我进入哲学世界的书籍，它塑造了我思考哲学的基本姿态和模式，其中最为重要的两个警示是：不滥用超级概念，以及少做甚至不做宏大叙事。
1996年，我去上陈嘉映老师的哲学课，开头几节虽然不至于找不着北，但着实有些不知所措。陈嘉映的讲课风格迥异于其他老师，他从不照本宣科，不从大词到大词，最讨厌学生引经据典、用各种“主义”来为哲学分类，最喜欢对日常的概念做最细致入微的辨析，很多时候我明明觉得自己听懂了他说的每一个字和每一句话，但却又不晓得他到底在说什么以及为什么这么说，好在陈嘉映分析的概念都是“大”与“小”、“事实”与“事情”这一类的日常用语，这让我可以大着胆子地参与到课堂讨论。慢慢地我意识到，他其实是在引领我们具体地操练维特根斯坦的基本立场——把哲学思考拉回到“粗糙的地面”上。陈嘉映的很多文章都对我造成了深刻的影响，比如《感人、关切、艺术》、《不可还原的像》、《真理掌握我们》等等，我尤其钟爱《从感觉开始》这篇文章，记得第一句话是这样写的：“我们的确要从感觉开始。要是对所讨论的没有感觉，说来说去不都成了耳旁风？”
同样是在1996年，我读到赵汀阳的《论可能生活》，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书中几乎没有出现过一处注脚，完全不符合所谓的“学术规范”，每一段话都是典型的赵氏风格：用词简单质朴，论述单刀直入，问题角度出人意表。赵汀阳是一个取书名的高手，后来的《人之常情》、《一个及所有问题》一直到最近《坏世界研究》和《每个人的政治》，每一个书名都让人回味无穷。赵汀阳还是一个制造问题的高手，“存在就是去做事”、“无立场批判”、“综合文本”、“天下体系”，每一个论题都引来争议无数。作为一个天生在想法上和说法上不安分守己的思想者，赵汀阳在学术界里历来褒贬不一，但是对我来说，赵汀阳的魅力在于，他始终能够用最炫的方式一猛子扎进问题的深处，这种创造力至今仍让我赞佩不已。
相比赵汀阳在思想上的自由不羁，慈继伟简直就是另一个极端，《正义的两面》在形式上是一本中规中矩的纯学术著作，里面大量地援引了各种正义理论，上至康德、休谟下到罗尔斯、哈贝马斯，最难能可贵的是，虽然穿梭在规矩林立的理论丛林里，慈继伟却始终保持着真切的道德直觉和清醒的问题意识。慈继伟并非维特根斯坦的粉丝，但是同样展现出柳叶刀式的概念分析能力，让人叹为观止。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各种场合不遗余力地推荐《正义的两面》，在我看来这是目前为止汉语哲学界中最为优秀的政治哲学专著。
很难一言以蔽之地总结他们对我的影响，好的哲学家从不授人以鱼而是授人以渔，他用作品本身去“演示”（demonstrate）他的方法论，而好的读者就像是古时候拜师学艺的学徒工，你需要做的是在字里行间细细揣摩作者的论证技巧与运思风格。
大约一个月前，有一个学生写信问我：“当自由和平等发生矛盾的时候，哪个是更重要的价值？”我告诉他，这么抽象地谈问题没有任何意义。首先你要确定“equality of what”（什么样的平等），以及“freedom of what”（什么样的自由），然后才可能进行实质性的、富有建设性的讨论，否则就还只是在“抽象的普遍性”上追问一种“披着哲学外衣”的伪哲学问题。专业化思考哲学问题的表征之一就是，在给定条件的前提下，问一个有所限制的问题。并不是所有用最抽象的术语去追问最普遍的问题就是在做哲学思考。
在我看来，罗尔斯的《正义论》就是专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