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共识之链中，帝国才会形成，才会在法律上获得合法性。

帝国要想进行“正义战争”，就必须拥有“干涉的权利”以及“普遍的价值观”。但是只要仍旧处在民族/国家的架构之下，正义战争，干涉（无论道德的、法律的还是军事的），普遍价值这些概念就必定是改头换面的地方性策略或者说“伪普适主义”。作者认为，帝国之所以不同于此前所有的超国家权威结构，乃是因为帝国拥有“控制社会”和“生态权力”（bio-power）这两个核心特征。这是援引自福柯的两个概念，所谓控制社会，是相对规训社会而言，其特点在于规训的规范化手段的强化和普遍化，在这种社会中，控制实现于灵活、多变的网络系统之中，从而使它的效力范围远超出由各种社会机构构成的架构严整的场所，完全内化进个体的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之中。而所谓生态权力，强调的则是权力已经伸展到社会结构的每一个神经末梢，潜入到个体的意识和身体之中。

从现代性的“规训社会”到后现代性的“控制社会”和“生态权力”，权力的作用方式从“有招”变“无招”，效果则更为隐蔽而全面。随着通讯交往工业产生的语言系统，全球化的生态权力以一种后现代的方式不断消解民族/国家的认同感和历史，建立起去中心和反疆界的生态权力结构。这样一来，现代性背景下曾经是你死我活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在帝国背景下转化成一场自我生成、自我调控、动态平衡、无足轻重的游戏。

从帝国主义到帝国，世界历史虽然有所进步，但绝非已臻完善，作者承认，在许多方面，新权力关系甚至比已被摧毁的旧权力关系更加野蛮，因此要想避免帝国腐败与异化，就必须诉诸“民众”力量加以反抗和制衡。

如一位评论家所言，除了在表述上好用规定式的和断言式的口吻，《帝国》其实是一本冒着极大的理论不确定性的著作。比如，“民族/国家已经逐步衰落”便是一个争议颇多的“事实描述”；此外，帝国的哲学基础仍旧植根于西方文化的脉络之中，在精神基因上极易指认出文化普适主义和基督教帝国的影子；而作者心目中的帝国抵制力量“民众”则像是《黑客帝国》中的尼奥——身份不明，行踪难觅。

简言之，割了“主义”这条尾巴的“帝国”不仅成分复杂，而且问题多多。如果这就是我们必须投身的未来世界，实在是忧大于喜。基于此，中国学者赵汀阳提出了“天下”模式作为回应。在《“天下”概念与世界制度的哲学分析》（以下简称《天下》）等文章中，赵汀阳指出，在中文语境中，与“帝国”遥相呼应的概念是“天下”，但“天下”表达的与其说是帝国的概念，不如说是关于帝国的理念，也即“关于帝国的一种理想或完美概念”的观点。通过对“无外”原则和“礼不往教”原则等传统中国思想资源的分析，赵汀阳力图证明，天下理论虽然在古代中国没有获得充分发展，但其潜力极大，而且天下模式在思考世界理念和世界制度的基本原则上具有哲学和伦理学的优势。

表面上看，《帝国》与《天下》的最大区别在于，《帝国》的作者自认为是对一个正在发生的历史进程的事实描述，而《天下》的作者却从不否认自己只是对一个可能世界的理论构想，但究其根本，无论帝国，还是天下，都是对于现存世界秩序的一种超越性想象，因为一个让所有人都不满意的世界需要的正是想象力。

（2005 年）

圆地球还是平地球？

虽说大众传媒社会常常以常识淹没洞识，但是要想撩拨民众的神经还就必须讲些反常识的话，精通此道的传媒人士前有麦克卢汉，后有弗里德曼，一个无视世界的广袤无垠偏说它正在成为村落，一个无视地球明明是圆的偏说它是扁平的。

对于任何成功的概念包装来说，“万幸中的不幸”在于，喻体一旦过于绚烂总会喧宾夺主，诱导受众忽视作者的真实所指。比如麦克卢汉的“地球村”，人们就总是望文生义认为这是在感叹发达的传媒使世界变小，殊不知麦克卢汉的真实用意是说，在电子媒介的作用下，人们的交往方式从非直接的文字交往重新回到原始部族的面对面沟通，由此进一步引申，我们才会明了为什么在电视民主时代，各种摇唇鼓舌的民意煽动者（demogogue）、卡里斯玛（charisma）以及意见领袖们会粉墨登场成为政治剧场的主角。

2005年5月，《纽约时报》的专栏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出版The World is Flat 一书，虽然直译应为“世界是扁平的”，但正如台湾的一些媒介人士所言，中文语境里“地球是扁平的”会更加符合弗里德曼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本性。相比学者出身的麦克卢汉，三次普利策奖得主弗里德曼应当不必担心被误读的命运，因为本书的基本观点就像书名一样一目了然：席卷全球的政治、经济、科技革命正在迅速碾平那个曾经壁垒森严、分而治之的地球，当游戏的界面被拉成平面，所有的人——哪怕是过去与权力和财富无缘的人——就都获得了“公平竞争的环境”，只要他们够特殊、够专业、肯深耕或者会调适，就一定能取得成功。

尽管副标题是“21世纪简史”，但弗里德曼并不是作为一个未来学家在预告即将到来的前景，因为弗里德曼想说的不是“地球将是扁平的”而是“地球就是扁平的”——这是一个已然发生的事实。弗里德曼列举碾平地球的十大推土机：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以及PC的出现、网景浏览器的问世、工作流程软件、开放源代码软件、外包、离岸业务、沃尔玛式“供应链”、内包、网络信息搜索以及轻科技“类固醇”。这是一个让IT人士和商业精英举双手双脚赞成的论断，对于这些已经或者企图在经济全球化中分一杯羹的人来说，弗里德曼的观点可谓深得我心，因为它站在历史必然性的高度间接论证了财富的获取正义，借用任志强的名言：“如果我的收入合法，你凭什么仇富？”

塞缪尔?亨廷顿曾经把那些热衷参加瑞士“世界经济论坛”的“达沃斯男女”形容成“全球化的超种族者”，这些人“毫无国家忠诚感，把国界视为障碍而且欢天喜地于这个障碍正在消失”。如果说右派人士反对全球化是出于对国家、民族和传统的念念不忘，那么左派人士反对全球化则是基于对弱势群体和经济平等的孜孜以求，对于这些以“反对新自由主义、反对资本统治世界”为己任的人来说，弗里德曼美国式的乐观自大不但让人厌恶，而且充斥着各种文化误读、历史贫困以及智力衰竭的混乱表现。

在批评弗里德曼的各种声音中，值得一听的是英国政治哲学家约翰?格雷的观点。在他看来，弗里德曼看似惊悚的论断其实了无新意，因为早在150年前马克思就已经在《共产党宣言》里预言了地球是扁平的，并且，虽然通常认为新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根本上是敌对的两套观点，但事实上他们的思想风格相当一致，因为他们同为技术决定论和经济还原论的信奉者，都相信全球化的进程将会把战争、极权和贫穷抛在一边，让人类克服以往的分裂状态并最终携手走向流淌着“牛奶和蜂蜜的故乡”。

格雷认为弗里德曼一方面分享了马克思主义的盲点，一方面又无视马克思主义的洞见：马克思认为无拘束的市场具有无政府和摧毁性的力量，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必将摧毁整个工业体系、生活方式以及政治制度，这几乎不可能预期会是一个和平的过程，事实上它一定伴随着根本的冲突和社会暴乱。20世纪的历史业已证明，全球资本主义的表面胜利是以两次世界大战、冷战和野蛮的新殖民主义冲突为代价的，那么新自由主义者凭什么相信在21世纪事情会有所不同？格雷认为答案部分在于全球化概念的模糊性上：一个是相信我们正生活在一个迅猛且持久的技术革新时代，这种技术革新将使我们比以往更为广泛和快捷地把全球事件和活动连接在一起；一个是相信这个过程正在导致一个单一的全球经济体系乃至文化政治体系。格雷认为前者为经验命题而且很可能是真的，而后者则是一个无根无据的意识形态判断。

弗里德曼有一个著名的预防冲突理论，早年的版本叫做“金色拱门”理论，最新的版本称作“戴尔理论”，其中心思想是只要置身于全球一体化的麦当劳销售网络或者戴尔电脑供应链，永久和平的梦想就一定会实现——这仍旧是一个古老理论的现代翻版，康德早在200多年前就提出了民主国家不会自己人打自己人的永久和平理论。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过多纠缠“辩友”观点的了无新意不仅没有多大意思而且必定会自我挫败，如果“地球是扁平的”属于拾人牙慧，那么格雷的“地球仍旧是圆的”就更加老生常谈。不过有一点格雷可能说对了，那就是民族主义不但没有被全球化抛出历史车道，反而成为全球化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美国，民族主义正在扮演全球化刹车闸的角色，而在快速工业化的亚洲，民族主义则是全球化驱动力之一。历史总是以吊诡的方式嘲弄人类的渺小智慧。

（2005 年）

历史尚未终结，国家仍需强化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位美国学者这样概括他眼中的“现代性体验”，这种对不确定性的巨大焦虑成为20世纪的主导情绪，直到一个名叫弗朗西斯?福山的日裔美国人站出来，以宣告福音的口吻与姿态慰藉世人：历史终结了！历史终结，并不意味着从此时间停摆，而是说尘埃落定，曾经有过的意识形态纷争以及人类历史走向的不确定性归根结底都有了定论：自由主义民主制度一劳永逸获得了胜利——渡尽劫难的世人终于找到了流淌着奶和蜜的土地！

1988年，福山第一次提出“历史终结论”，次年苏东剧变、冷战结束，一夕之间，“诞妄之词”成为“科学预言”，福山因此暴得大名。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看似振聋发聩，其实并不新鲜，在思想谱系中它上承基督教千禧年观念，下接黑格尔、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其核心观念是自由主义的现代化理论，真正的理论动机则是为代表美国利益的全球化鸣锣开道。就此而言，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只是这些理论的拼盘pop版。

冷战结束后，历史说是“终结”了，但世界并未就此消停，相反各种事件纷至沓来，似乎都在证伪福山的观点，尤其在“9 ? 11”之后，一度有美国媒体喊出“福山的终结”。面对层出不穷的经验反例，福山不得不一再为他的“历史终结论”辩护，2004年5月出版的《国家建设：21世纪的政府和世界秩序》就是福山的最新努力。

根据福山的观点，所谓“国家建设”指的是创立新的政府制度以及强化现有的政府制度。众所周知，限制政府职能和主张“小政府”一直以来都是古典自由主义的主流论点，但是福山却反其道行之，指出21世纪国际社会最为重要的议题之一是“国家建设”，其理由是冷战之后，孱弱国家或者失败国家业已成为国际秩序的乱源所在。

福山的问答逻辑很简单：是谁造成了全球范围的贫穷、艾滋病、毒品乃至恐怖主义？孱弱国家和失败国家！治疗国家孱弱和失败的良方是什么？市场经济和自由主义民主制度！问题兜兜转转，还是落回“历史终结论”的基本立场：只有自由民主制度才能救世界。不过从气势如虹地宣告“自由民主制度已经获得胜利”到循循善诱“只有自由民主制度才能挽救国家衰落”，语气和语义的变化背后，我们隐约看到福山的些许怀疑和不自信。

福山的立论基于两个极富争议的命题：第一，民主制度是现代政治唯一可能的合法性源泉；第二，经济发展与民主制存在着相当紧密的联系。遗憾的是，福山蜻蜓点水式的论证并不能说服他的读者。约翰?格雷就指出，国家的合法性根据最终并不落在它是否实行了民主制，而在于国家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提供了人民所需要的东西，比如提供安全保障，确保体面的生活，保护对公民来说意义重大的文化价值等。格雷进一步认为，高效率和合法化的国家必须要体现出地方性而不是普适性的知识和价值，这是因为不仅法律和教育体系具有地方特殊性，就连经济制度也无法简单复制。

伊战之后，美欧分歧日深，争论焦点集中在国际干涉的合法性根据上：美国人认为国际干涉的合法性源于单个宪政国家内部的民主多数的意志，而欧洲人倾向于比特定国家更高的法律或者正义原则。对此福山认为欧美的分歧体现出民族历史的差异性。从历史上看美国的创建是基于一个特定的政治理念，其民族认同的基础是公民而不是宗教、文化和种族，而欧洲人不然，在进入民主制之前他们已经共享了悠久的历史，身份认同的来源要复杂许多。历史上欧洲出现过大大小小、形形色色各种政体，欧洲人看惯了它们的兴衰存亡，而美国却只存在过一种政体，它并不是稍纵即逝的政治妥协，而是世界上最为古老、至今仍旧生机盎然的民主制度，对美国人来说他们的政治制度总是笼罩着宗教式的尊严。而美国人对“美国价值和制度的普适性”的坚信，也时常让他们混淆狭隘的国家利益和更为广大的世界利益。

虽然仍旧在为美国的“先发制人”战略作辩护，但是福山的立场较白宫的新保守主义者来说已经相当软化，他不但在多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