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第一次遇到，我只能说你想拿95分的话，需要你本人的帮助，那就是论文写得足够好！”

当怒气渐消，我慢慢意识到这和学生的人品关系不大，而实在与大学以及整个社会风气关系极深。有德性的人多是被造就出来的，没有德性的人多是被纵容出来的。大学生将会拥有什么样的德性，归根结底要看大学以及社会的现实逻辑在鼓励什么样的德性。

在一次闲谈中，邓正来教授问道，既然在座的各位都笃信法治，那么请问如果你的亲人犯事，你首先想到的是咨询律师，还是迅速在脑海里搜索自己的关系网？举座默然。

大学生应该拥有什么样的“德性”？我以为最迫切的不是智慧、勇敢、节制这样的古典德性，而是“公平游戏”的精神。那两位学生之所以敢于提出非分要求，恰恰是缺乏公平游戏精神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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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说在一个资源相对匮乏且人人自利的环境里，“正义”几乎必然会成为社会制度的首要德性，相应的，公平游戏精神也应当成为公民的基本德性。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依赖于互惠行动点滴积累起来的正义局面非常脆弱，相反，非正义局面的泛滥倒像甲型H1N1流感一般注定流行。

这个学期结束后，一名学生向我抱怨，称某门考试中大半同学都在偷看，监考老师却对此不管不问，于是他愤而起身走到第一排坐下，眼不见为净。我听后一度无语，因为我无法预知下一次他是否仍有起身离开的理由和勇气。

休谟说：“如果我独自一人把严厉的约束加于自己，而其他人却在那里为所欲为，那么我就会由于正直而成为呆子了。”成为呆子仍不可怕，更加可畏的是那些自以为得计的“搭便车者”不仅不会反躬自省，反而会进一步揣测呆子们是“大忠似伪，以博直名”。当社会的普遍心理以偷奸耍滑为荣、以诚信守常为耻，那么社会合作的基础也就接近土崩瓦解了。

一旦学生对努力的意义和分数的公平失去信心，考试就会成为一场勾心斗角的厮杀。随着国家财政投入力度的加大以及各种社会资源的涌入，一个始料未及的后果是，大学的评分体系正日渐丧失原有的功能（如“鞭策学生努力学习、鉴别卓越、鉴定学生成就水平、提高教育质量”），而逐步异化成可以直接兑换现实利益的工具和手段。

事实上，这个战线已经延伸到考场之外，除了学绩分将直接影响到未来的保研、出国以及奖学金的申请，还有更多不确定的因素会深刻影响学生的前途与钱途，比如社会工作的参与程度、师生的私人交情乃至是否参与国庆队列训练，等等。

在如此混乱的评价体系以及巨大的物质利益诱惑下，学生几乎不可能在“所得”与“应得”之间建立起正确的认知，并最终确立起公平游戏的精神。以那位讨要高分的研究生为例，他的逻辑简单又荒谬：因为他需要这个分数来出国，所以他不仅必须而且应该得到它。相比之下，那个大四学生尽管同样缺乏公平游戏精神，但是他的理由却要“充足”许多：临近毕业、就业环境恶劣、全校公选课之易通融、北京的交通状况、学校追求毕业率……必须承认，在与残酷现实的对决中，德性培养从来处于底气不足的尴尬境地。

据说张灵甫兵败孟良崮之前，曾经上书蒋介石，痛陈国民党军内体制昏聩，致使“勇者任其自进，怯者听其裹足，牺牲者牺牲而已，投机者自为得志。赏难尽明，罚每欠当，各自为谋，同床异梦”。如果我们仍旧对这个时代抱有信心，相信这个社会终将成为一个互利和正义的合作体系，我们就必须建立赏罚分明的公正体系，正面激励大学生的公平游戏精神，因为他们是“未来的主人翁”，因为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彻底成为问题的一部分，还有可能成为问题的解决者！

（2009 年）

古格斯的戒指与费尔德曼的甜饼

据说维特根斯坦在八九岁的时候，曾经伫立门前长久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说谎对一个人有好处，为什么他还应该说真话？”大约半年前，我也曾站在北京街头掂量过类似的一个问题：“如果买盗版书不会被工商抓住，为什么还应该去买正版书？”

思考的结果是，少年维特根斯坦隐瞒了身为犹太人的事实，而我则花十元钱买下了《魔鬼经济学》这本书。

《魔鬼经济学》分析了许多古灵精怪的日常案例，其中费尔德曼卖甜饼的经历最为有趣。费尔德曼卖甜饼的方式很特别：他每天把甜饼送到各公司的零食间，边上放一个钱罐子，人们拿完甜饼后自己往里面投钱，他会在午饭之前取回现金和剩下的甜饼。这种自助式的付款方式完全依赖于客户的自律性，也就是说，每一个取甜饼的人都免不了会扪心自问：“如果白拿甜饼不会被他人发现，我为什么还应该往盒子里投钱？”

取甜饼的人与维特根斯坦面临的困惑，归根结底都是同一个伦理问题：“我为什么要成为一个道德的人？”

这个困惑的最初版本来自古希腊人格老孔。在一场事关正义的讨论中，他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有个名叫古格斯的牧羊人机缘巧合得到一枚可以隐身的戒指，当他发现真的没人能够看见他时，便利用这枚戒指引诱王后，谋杀国王，直至最终窃取王位。说完故事，格老孔向众人发问：如果现在有两枚古格斯的戒指，一枚戴在正义者的手上，一枚戴在不正义者的的手上，这两个人会有不同的行为表现吗？格老孔的结论是：No。因为无论一个人平日里是否循规蹈矩、奉公守法，一旦拥有古格斯戒指，他就一定会去做他想做的事情，而不是做他应该做的事情。

格老孔的发问固然尖锐，但因为设置的情境和条件太过极端，反而让我们失去了进一步讨论的空间。哪怕有人想说Yes we can，恐怕也只能到上帝、良心那里去求助，看似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一难题，实则无法真正解释现实中的各种道德困境。

相比之下，费尔德曼的小甜饼试验更贴近日常生活的琐碎和繁复，因此也就更有助于我们了解在复杂条件下普通人的道德动机和理由。

比方说，费尔德曼发现风和日丽的时候，人们投钱的意愿明显较高，反之，在狂风暴雨的日子里回收的钱就相对少一些，这说明天气的阴晴不定会直接导致人们的道德指数发生变化。再比如说，当员工们喜欢自己的工作和老板时，公司的整体诚信度通常会比较高。此外，级别越高的人越喜欢白拿小甜饼，级别越低的人则越诚实，对此，费尔德曼的解释是因为高层人员总有过度的优越感，而该书作者史蒂芬?列维特则认为高层人员之所能够当上高层人员，正是因为他们懂得如何进行欺骗。

费尔德曼卖了二十多年的小甜饼，也做了二十多年的统计，结果表明有87%的人在无人监管的前提下投了钱。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虽然仍不足以解决古格斯戒指的难题，费尔德曼的小甜饼至少让我们对这个世界抱有最低限度的乐观。

不过，问题的复杂性或许在于，某些“恶小”之事仍然让我们难于抉择。譬如说，在一个空旷无人的停车场里，你一时不慎将旁边的汽车剐了一条小划痕，停车场没装监视器，四周也没有任何路人经过。这时候，你会留下电话号码，还是若无其事地开车离开？我没有做过任何经验调查，但是我愿意用一块小甜饼做注，留电话的比例一定不会超过87%。在面对可能的惩罚时，人们的道德勇气往往要比往钱罐子里投上一美元少许多。

为什么要做一个道德的人？尽管对此没有一劳永逸的回答，费尔德曼依然为我们提示了一条可能的解决之道。在转行专职卖甜饼之前费尔德曼曾经在自己工作过的公司里做试验，效果非常好，超过95%的人都付了钱。此后的经验也表明，一家几十人的小型公司支付甜饼钱的概率要比几百人的大型公司高出3%~5%。并不是因为小型公司的员工更诚实，而是因为在这两个情景中，人与人之间的熟悉程度和情感纽带更加紧密，犯罪者所承受的羞耻感和社会压力更大。这个道理和乡村社会的犯罪率要远低于城市犯罪率如出一辙。

从乡村到城市，从礼俗社会到法理社会，是现代文明的必由之路。前者与后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结构性的断裂：在礼俗社会里，亲属、邻里和友谊构成了顽强的纽带，不管人们在形式上怎样分隔也总是相互联系的；相反，在法理社会里，人们只是机械地聚合在一起，不管在形式上怎样结合也总是分离的。现代社会之所以出现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道德危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道德所以可能的外部环境变了，在人潮汹涌的大型陌生人社会中，除了设立严刑峻法，更为重要的是要建立各种纵横交错的熟人社区，让原子化的个体重新恢复与周遭环境和人的深厚联系。这或许是在上帝已死的时代挽救道德败坏的一个可行途径，尽管在面对古格斯戒指这样的极端诱惑时，它依旧无法成功地回答我为什么要成为一个道德的人。

（2007 年）

节庆、传统与革命

法国历史学家儒勒?米什莱曾说：“革命就是一种节庆。”此言一点不假，革命与节庆之雷同，除了颠覆日常生活轨道、感官上刺激投入以及集体行动外，就连后果也不出左右：革命造成的问题往往在第二天出现，节庆过后人群散尽的遍地狼藉同样够环卫工人烦恼上好一阵子。

革命与节庆的关联还不止于此。自法国大革命后，革命的胜利者发现为了巩固自身的合法性，修改节庆是一个好主意。因为，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节庆的功能之一是延后而不是推动社会的变化，旧节庆拖的后腿越多，就越是阻挠而不是促进新社会的产生与整合，反之，新节庆一旦确立而且深入人心，就会建立并强化新社会的纽带与信仰。因此从长远计，要想在精神层面和生活形式上彻底革故鼎新，节庆就是一个很好的下手对象。

以法国大革命为例，革命政府废除了一周七日的星期制，改用十日为一单位的新历法，其目的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社会时间，使世俗生活与基督教教义真正脱钩。无独有偶，十月革命后苏联政府也曾经废除星期天，改行六日为一单位的新历法，同时被废除的还包括圣诞节和复活节，取而代之的则是象征社会新图景的11月7日与5月1日。辛亥革命胜利后，国民政府也做过类似的事情，“废除旧历，普用‘国历’”，将旧历节庆活动一股脑全挪到“国历”新年元月内举行，凡此种种，均代表了“辞旧迎新”的坚定信心与决心。

节庆节庆，顾名思义是在节日期间举行的各项仪式和庆典。按《美国传统字典》的定义，节日是“习俗或者法律指定暂停一般的商业行为以纪念或者庆祝特定事件的日子”。照此定义，宗教权威、传统民俗以及世俗政权都是有权制定节日的。然而有权力不等于有能力。法律可以赋予节日以合法性，可是节日的正当性却必须建立在传统和基于共同记忆与历史的情感归属上。

从发生学的角度看，节日无论新旧，归根结底都是社会教化和灌输的结果，不存在旧节日是绿色纯天然的，新节日就是人造绿草坪。只不过人是有记忆的动物，而且大多时候这种集体旧记忆的惯性还很强大，所以旧节日和旧历法就常常被当成不言而喻、自然而然的东西，而新节日与新历法的不容置疑性却总是处于不断被揭穿的尴尬与无奈境地。

国民政府是在1928年废除的旧历，新中国成立后也一直采用公历，可是直到今天我的母亲仍旧只记得我的旧历生日，每次突然打电话问我：今天吃鸡蛋挂面了没？我回答早在N天前就吃完蛋糕啦，她都会很坚决地说：我都是按照旧历算日子的！

上引节日的定义中，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暂停一般的商业行为”。虽然MBA教学中有一门常规课程叫做“商业伦理”，但是一般认为商业是有损于伦理的。“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而节日的主要发生方式是在特定的空间和时间里面聚集起拥有共享价值和承诺的人群，其目的是通过仪式和庆典等符号行为去重铸情感丰厚的社会纽带与共同信念，以抵抗在琐屑的日常生活中被钝刀子割肉般消耗掉的意义与承诺。换句话说，是相聚而非别离，是纽带而非商业契约构成了节日的气氛。在这个意义上，沿习了8年的黄金周就不折不扣是对节日本身的一个背叛：它太短，还构不成传统；它是别离不是相聚；它把节日蜕变成纯商业活动，所以更承担不了社会整合和意义重铸的功能。

在11月17日的央视《新闻会客厅》中，著名作家冯骥才作了一个有益的区分：节日与假日有所不同。在我看来，假日属于世俗时间和私人时间，人们可以在假日里面自由安排、各行其是，假日保障的是劳动者休息的权利，它不承担过多的文化意义。而节日不同，它是公共时间中的群体行为，是为了庆贺或者崇拜共同的传统、历史和记忆。事实上，英文中的holiday（节日）可以被解读为holy day（神圣的日子），也就是说节日是一种“神圣时间”，不管这种神圣性是源自于古老的宗教、传统的习俗还是现代的国家。

革命者开天辟地，自然有理由制定节日庆祝人类的新生。但是这与恢复端午、清明、中秋这些传统节日毫不冲突，因为即便在一个“其命维新”的现代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