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如果不是爸爸提到的话，我永远也不会产生这样一个想法。这个想法让我很害怕。我悄悄地把手伸进口袋，将手机调成了静音。

当我购买车票准备返回市中心的时候，妈妈紧挨在我的身旁。我发现自己会不自觉地观察她，并用微笑来遮掩这份审视的目光。候车的时候她一直牵着我的手，这还是我成年以来的第一次。我现在的想法就是尽可能地不偏不倚，也不做任何猜测，只是为她准备好一块空白的画布，等着听她的故事。对于这样的事，我没有任何经验，因为爸爸妈妈也从来没给过我机会，让我在冲突中判断孰是孰非。但我想，在这个天平上，我略略倾向于我的妈妈，因为她和我更加亲密，也更加熟悉，而爸爸从来都听从于妈妈的判断。

上了火车，妈妈选择坐在车厢的后部，倚靠在窗户边。我意识到这是整个车厢最佳的座位，没人能偷偷地靠近她。她把挎包放在膝盖上，紧紧地抱着，就像一位看守重要包裹的密使。我问：

“这就是你的全部行李吗？”

她庄重地拍了下挎包的顶部：

“我需要的东西全在这里了。证明我不是疯子的全部证据，也是揭发那些罪行的全部证据。”

“罪行”和“揭发”——这样的字眼儿与我平凡的生活是如此格格不入，以至在我看来，它们听上去很荒谬。不过，她是认真的。

“我可以看一下吗？”

“在这儿不行。”

她竖起一根手指放在嘴唇上，示意我这不是一个可以在公众场合讨论的话题。这个手势非常奇怪，完全没有必要。我们已经相处了半个多小时，但我依然无法确定她的精神状态，我真想立刻知道。她变了，无论是身体上，还是性格方面都产生了微妙的变化。我无法确定，这变化是真实存在的，还是仅仅发生在她的脑子里。这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她会从挎包里拿出什么——那些她所谓的证据。

帕丁顿车站到了，我们准备下车。妈妈突然抓住我的手臂，带着明显的恐惧说：

“答应我，你会认真地听我说的每一个字，且不会有任何的成见，我就要求这么多。答应我，你会这样做，这就是我要来找你的原因。答应我！”

我把我的手放在她的手上。她在颤抖，似乎很害怕我会不答应。

“我答应。”

在局促的出租车后座上，我们的手紧握在一起，就像私奔的恋人，我闻到了她呼吸的气味。这是一种微妙的气味——金属的味道，我觉得像碎掉的钢铁，如果真有这种味道的话。我还注意到她唇边有一道细细的蓝线，就像因极度寒冷而冻的一样。妈妈察觉了我的想法，她张开嘴，伸出舌头来让我查看。她的舌尖是黑色的，墨鱼汁一样的颜色。

她说：

“恐惧的副作用。你能看见我的舌头，你闻到我的呼吸了吗？”

这不是一个明确的解释。我想知道，在瑞典，医生给她做了哪些检查，又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

出租车停在我的公寓楼外，几百米外，就是我昨晚扔掉购物袋的地方。她从来没有到过这儿，这是因为我的反对。我对他们说，我在与别人合租，父母的到访会让人家感到尴尬。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接受这样一个无力的借口，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想出这个理由的。暂时，我打算继续沿用自己编造的这个理由，不希望转移妈妈的视线。但是在带她进入公寓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任何人只要留心，就会注意到公寓里只有一间卧室，另一间卧室被我们布置成书房了。所以在打开大门后，我立刻向里走去。妈妈回家时总要先把鞋脱掉，这给了我足够的时间去关上卧室和书房的门。我转回身，说：

“我想看看是否还有人在家里，你来得正巧，家里没有其他人。”

妈妈也很高兴。不过，在走过那两扇紧闭的门时，她停顿了一下，她想自己检查一番。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不带一丝紧张，用手臂搂住她，扶着她上楼，我说：

“我保证，这里只有你和我。”

站在开放式厨房和客厅之间，也就是马克这套公寓的中心区域，妈妈对第一次参观我的家感到很着迷。她开始查看各种家具。马克以前总是称自己为极简主义者，一切由着性子来，所以当我搬过来的时候，这里几乎没有任何家具。毫无设计感的公寓，带给人一种空虚和忧伤的感觉。马克在这里睡觉，在这里吃饭，但这不是生活。我一点点地提出建议，清理他的私人物品，该打包的打包，该收拾的收拾，家具也逐渐多了起来。慢慢地，公寓对我们来说变得越来越重要。我看着妈妈逐一细细地查看着我的物品。她从架子上抽出一本书来，那是她送给我的礼物，她很高兴我把它放在显眼的位置上。

“这套公寓真的很棒，你一定混得不错。”

“这不是我买的。”

“那它的租金也一定很贵。”

我说了很多年的谎，这对我来说并不困难，但今天我感到非常痛苦，就像用扭伤的脚去跑步一样。

妈妈拉起我的手说：

“带我去看看花园吧。”

马克雇了我工作的那家公司来进行屋顶花园的设计和施工。他声称自己一直想做一个这样的花园，而且这对我有好处，属于另外一种形式的赞助。我的父母总是对我的职业选择感到很困惑，因为他们相信我理应做一些不同的事情。他们俩十六岁就离开了学校，而我上完了大学，却从事了和他们一样的工作，除了获得盖有橡胶印章的学位证书，以及两万英镑的债务。当然，我的园林设计图可比他们的专业多了——他们从来都是在脑子里制订计划，万不得已，才会画在餐巾纸的背面。我的整个童年都是在植物和花卉当中度过的，我继承了父母在种植方面的天赋，我精通它们的搭配，而且，在从事这份工作的过程中，我感到很快乐。向我妈妈展示这个花园应该是一个值得骄傲的时刻。她说：

“这里很美。”

坐在屋顶上，远眺伦敦的景色，身边绿意萦绕，蜜蜂飞舞，你很容易就忘记一切烦扰。我想永远这样，沐浴在阳光下，肩并着肩，谁也不说话。然而妈妈看了看她的手表，脸上浮现出很不耐烦的神色：

“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

在听她讲述事情的经过之前，我提出先吃点东西。妈妈礼貌地拒绝了，希望按照她的计划来：

“我有太多的话想要告诉你。”

我依然坚持。就算有很多的事情还不明确，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她瘦了很多。我不知道她上次吃东西是在什么时候——妈妈回避了这个问题——当我把香蕉、草莓和蜂蜜混合在一起做成饮料的时候，她就站在我身边，仔细观察着整个过程：

“你相信我，对吧？”

她的内心非常谨慎，疑神疑鬼，只允许我使用她查验过的水果。为了证明这杯草莓和香蕉的混合液体是安全的，我在端给她之前自己先尝了一口。她尽可能小地喝了一口。当我们的视线相对时，她明白了我正在评测她的精神状态。于是她改变了态度，开始急促地大口吞咽。喝完饮料之后，她告诉我：

“我要上厕所。”

我担心她可能有些恶心，但我不能坚持陪她一起去。

“在楼下。”

她离开厨房，紧紧地抱着那个从不离身的挎包。

我拿出手机，发现上面有三十个或者更多的未接来电，都是爸爸打来的。我打电话给他，低声说：

“爸爸，她在这里，她很安全。我不能再多说了……”

他打断了我：

“等一下！我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告诉你。”

对我来说，和他通话如同一次冒险，我害怕被妈妈发现。我转过身来，打算走到楼梯旁边，这样我就能够听到妈妈上楼的脚步声。但她已经在那里，就在房间的门口，看着我。她不可能这么快就从洗手间回来，她一定是撒谎了，她也在考验我，想看看我如何利用这段时间。如果这是测试的话，我失败了。她以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方式凝视着我，仿佛我不再是她的儿子，而是一种威胁、一个敌人。

爸爸在电话里说：

“丹尼尔？”

我进退维谷。

妈妈说：

“是他，对吧？”

形势急转直下——她变得咄咄逼人。那种嗤之以鼻的态度对我来说是如此陌生，让我有些喘不过气来。爸爸在电话里听到了她的声音：

“她在那儿吗？”

我一动也不能动，两难的境地让我濒临瘫痪，手机还放在耳边，但我的眼睛一直盯着妈妈。爸爸说：

“丹尼尔，她可能会变得很暴躁。”

听到他这样说，我摇了摇头，不，我不相信。一直以来，我的妈妈从未伤害过任何人。她不会那样的，是爸爸错了。妈妈走上前来，指着手机：

“挂掉电话，否则我就离开。”

我做出了决定：

“我得挂了。”

父亲的声音仍然在手机里响着，我挂断了电话。

就像缴械投降一样，我把手机交给妈妈。我用颤抖的声音为自己辩护道：

“我答应过爸爸，你一到这儿就给他打电话。只是为了让他知道你是安全的，就像我答应你的一样。”

我向前迈出一小步，抬起双手，像和平谈判时经常出现的姿态一样：

“拜托，妈妈，让我们坐下来。你不是要告诉我你的故事吗？我要听。”

“医生给我做了检查，这个他告诉你了吧？他们给我做了检查，又听了我的故事，然后就让我离开了。那些专业人士相信我，他们不相信他编的瞎话。”

她向我走来，把她的包——她的证据递向我。我走到屋子中间，接过那个破旧的皮包。妈妈松开了手，看得出她完全是用意志在克制。挎包的沉重出乎我的意料，我把它放在餐桌上，这时手机又响了，是爸爸，他的照片出现在屏幕上。妈妈看到他的脸，上前一步说：

“你可以选择接电话，或者打开这个包。”

我无视了手机，把一只手放在皮包的顶部，按下纽扣，皮革发出吱吱扭扭的声音，我掀开上盖，向里面看去。

妈妈把手伸进挎包，拿出一个小化妆镜，给我看我的样子，仿佛这就是她的第一份证据。镜子里的我看起来很疲惫，但是妈妈的观察却不一样。

“你在怕我，我看得出来。我知道你的脸色比我的好，我也知道这听起来感性得有点夸张了，但是你想想看，我曾经多少次擦掉你脸上的眼泪或者看着你的微笑。丹尼尔，这么多年以来，你从来没有像这样看着我……”

“你自己看看！”

“但我不能感到不安，因为这不是你的错。我被陷害了，不是作为一个罪犯，而是作为一个疯子。你的本能让你站在了你父亲那边。不用否认，我们必须彼此坦诚，有好几次我都发现你在紧张地盯着我。我的敌人说我很危险，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别人，甚至是对你，我的儿子。他们就是这样不择手段，为了破坏我生命中最珍视的亲情，他们准备做任何事来阻止我。”

“我必须告诉你，指控一个女人精神上有问题是让她闭嘴的最有效方法，几百年来他们一直是这样做的，每当我们站起来争取权利、反抗虐待的时候，它就会被拿来当作诋毁我们的武器。”

“我承认我现在看起来很吓人。我瘦得像鬼，衣衫褴褛，我没有修剪指甲，我还有口臭。我一辈子都在努力打扮自己，可是今天在机场，你上下打量我的时候，你一定以为——‘她肯定是病了！’”

“那不是真的，无论我看上去什么样，我的脑子从未像现在这样清楚。”

“有时，你会发现我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异样，就此你可能会认为我不太正常。但是假如你不相信我，你怎么能指望我轻轻松松地和你谈论如此严肃的话题呢？你怎么能指望我直奔主题，三言两语就告诉你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如果我只是简单地说个大概，你会被吓坏的。你会摇头，会质疑，却得不出任何的结论。你只会听到像‘谋杀’和‘阴谋’之类的字眼儿，你能接受吗？不能，我必须挨个地给你讲述细节，你必须了解整件事情发生的前前后后，否则的话，你也会认为我疯了。你也会把我送到那些维多利亚时代建造的收容所里去，天知道它们在这座城市的哪个角落。你会告诉医生我的脑子出了问题，然后他们把我当成罪犯一样关起来，直到渴求自由的意愿压倒一切，直到我在药物的作用下变得麻木，直到我承认即将告诉你的一切都是谎言。记住，你的力量比我大得多，我应该害怕你。看着我，丹尼尔，看着我！我很害怕。”

这已经脱离了正常谈话的范畴，更像是一种情绪的宣泄。从她大脑中迸射出来的那些句子在我周围轰然崩碎，令人猝不及防，却又觉得似乎理所应当。她说得很对：她的声音确实和往常不一样了——声调忽高忽低，带着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奇怪感觉，时而听起来像煞有介事，时而又像是在闲聊天。在机场和回来的火车上，她的说话方式不是这样的。无论是力度、语速还是表达方式，都和我之前熟悉的截然不同。它更像是一次表演，而不是对话。

她真的在怕我吗？

她哆哆嗦嗦地把镜子放在桌子上，而不是放回包里，这说明她会把那里面的东西一件件地掏出来。如果说方才我没有害怕的话，现在我多少有些恐慌了。某种程度上，我非常希望能够找出一种简单的解决方案，就在这间屋子里，无须任何的医生或者侦探——只要一个平静的结局、一次安稳的着陆，让我们可以回到原来的生活节奏当中。然而，妈妈的情绪是如此激动，如此不同寻常，所以要么是她病得很严重，要么就是在瑞典发生了某些真正可怕的事情，让他们俩都变得如此不安。

“我要的就是公正。我承认，在这件事上，利用我们之间的关系，利用你的感情，这会对我很有利。但是，我不会这样做的，因为我有自己的证据，有事实做依据，我不需要你的怜悯。所以，你不用把我当成你的母亲，而是指控者蒂尔德译者注：蒂尔德为小说中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