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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传》名人传_第32节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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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书)"不识希腊文,不能有学问!这是一种疯狂:他自己亦承认。他重又经营着学校的事情,那么狂热,以致病倒了。一八七一年他到萨马拉地方巴奇基尔斯那里疗养。那时,除了希腊文,他对什么都不满。一八七二年,在讼案完了后,他当真地谈起要把他在俄罗斯所有的财产尽行出售后住到英国去。托尔斯泰伯爵夫人不禁为之悲叹:"如果你永远埋头于希腊文中,你将不会有痊愈之日。是它使你感着这些悲苦而忘掉目前的生活。人们称希腊文为死文字实在是不虚的:它令人陷入精神死灭的状态中。"托尔斯泰伯爵夫人的文件。

放弃了不少略具雏形的计划之后,终于在一八七三年三月十九日,使伯爵夫人喜出望外地,托尔斯泰开始写《安娜·卡列尼娜》。《安娜·卡列尼娜》完成于一八七七年。在他为这部小书工作的时候,他的生活受着家庭中许多丧事的影响变得陰沉暗淡,三个孩子夭殇(一八七三年十一月十八日,一八七五年二月,一八七五年十一月终)。塔佳娜姑母,他的义母(一八七四年六月二十日),彼拉格娅姑母(一八七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相继去世。他的妻子亦病了。"家庭中没有完满的幸福……"一八七六年三月一日致费特书。

作品上便稍稍留着这惨淡的经验与幻灭的热情的痕迹。"女人是男子的事业的障碍石。爱一个女人同时又要做些好的事业是极难的;要不永远受着阻碍的惟一的方法便是结婚。"(《安娜·卡列尼娜》第一册——阿谢特法译本)除了在讲起列文订婚的几章的美丽的文字外,本书中所讲起的爱情,已远没有《战争与和平》中若干篇幅的年青的诗意了,这些篇幅是足以和一切时代的美妙的抒情诗媲美的。反之,这里的爱情含有一种暴烈的,肉感的,专横的性格。统制这部小说的定命论,不复是如《战争与和平》中的一种神克里希纳,不复是一个运命的支配者,而是恋爱的疯狂,"整个的维纳斯"在舞会的美妙的景色中,当安娜与沃伦斯基不知不觉中互相热爱的时候,是这爱神在这无邪的,美丽的,富有思想的,穿着黑衣的安娜身上,加上"一种几乎是恶魔般的诱惑力"。《安娜·卡列尼娜》法译本第一册。当沃伦斯基宣露爱情的时候,亦是这爱神使安娜脸上发出一种光辉,——"不是欢乐的光辉。而是在黑夜中爆发的火灾的骇人的光辉。"同前。亦是这爱神使这光明磊落、理性很强的少女,在血管中,流溢着肉欲的力,而且爱情逗留在她的心头,直到把这颗心磨炼到破碎的时候才离开它。接近安娜的人,没有一个不感到这潜伏着的魔鬼的吸力与威胁。基蒂第一个惊惶地发现它。当沃伦斯基去看安娜时,他的欢乐的感觉中也杂有神秘的恐惧。列文,在她面前,失掉了他全部的意志。安娜自己亦知道她已不能自主。当故事渐渐演化的时候,无可震慑的情欲,把这高傲人物的道德的壁垒,尽行毁掉了。她所有的最优越的部分,她的真诚而勇敢的灵魂瓦解了,堕落了:她已没有勇气牺牲世俗的虚荣;她的生命除了取悦她的爱人之外更无别的目标,她胆怯地、羞愧地不使自己怀孕;她受着嫉妒的煎熬,完全把她征服了的性欲的力量,迫使她在举动中声音中眼睛中处处作伪;她堕入那种只要使无论何种男子都要为之回首一瞥的女人群中。她用吗啡来麻醉自己,直到不可容忍的苦恼,和为了自己精神的堕落而悲苦的情操迫使她投身于火车轮下。"而那胡须蓬乱的乡人",——她和沃伦斯基时时在梦中遇见的幻象,——"站在火车的足踏板上俯视铁道";据那含有预言性的梦境所示,"她俯身伏在一张口袋上,把什么东西隐藏在内,这是她往日的生命、痛苦、欺妄和烦恼……""我保留着报复之权。"书首的箴言。上帝说……这是被爱情所煎熬,被神的律令所压迫的灵魂的悲剧,——为托尔斯泰一鼓作气以极深刻的笔触描写的一幅画。在这悲剧周围,托尔斯泰如在《战争与和平》中一样,安插下好几个别的人物的小说。但这些平行的历史可惜衔接得太迅骤太造作,没有达到《战争与和平》中交响曲般的统一性。人们也觉得其中若干完全写实的场面,——如圣彼得堡的贵族阶级与他们有闲的谈话,——有时是枉费的。还有,比《战争与和平》更显明地,托尔斯泰把他的人格与他的哲学思想和人生的景色交错在一起。但作品并不因此而减少它的富丽。和《战争与和平》中同样众多的人物,同样可惊地准确。我觉得男子的肖像更为优越。托尔斯泰描绘的斯捷潘·阿尔卡杰维奇,那可爱的自私主义者,没有一个人见了他能不回答他的好意的微笑,还有卡列宁,高级官员的典型,漂亮而平庸的政治家,永远借着讥讽以隐藏自己的情操:尊严与怯弱的混合品;虚伪世界的奇特的产物,这个虚伪世界,虽然他聪明慷慨,终于无法摆脱,——而且他的不信任自己的心也是不错的,因为当他任令自己的情操摆布时,他便要堕入一种神秘的虚无境界。但这部小说的主要意义,除了安娜的悲剧和一八六○年时代的俄国社会——沙龙,军官俱乐部,舞会,戏院,赛马——的种种色相之外,尤其含有自传的性格。较之托尔斯泰所创造的许多其他的人物,列文更加是他的化身。托尔斯泰不独赋与他自己的又是保守又是民主的思想,和乡间贵族轻蔑知识阶级的反自由主义;在本书的结尾中,还有明白攻击战争、国家主义、泛斯拉夫族主义的思想。而且他把自己的生命亦赋予了他。列文与基蒂的爱情和他们初婚后的数年,是他自己的回忆的变相,——即列文的兄弟之死亦是托尔斯泰的兄弟德米特里之死的痛苦的表现。最后一编,在小说上是全部无用的,但使我们看出他那时候衷心惶乱的原因。《战争与和平》的结尾,固然是转入另一部拟议中的作品的艺术上的过渡,《安娜·卡列尼娜》的结尾却是两年以后在《忏悔录》中宣露的精神革命的过渡。在本书中,已屡次以一种讽刺的或剧烈的形式批评当时的俄国社会,这社会是为他在将来的著作中所不住地攻击的。攻击谎言,攻击一切谎言,对于道德的谎言,和对于罪恶的谎言同样看待,指斥自由论调,抨击世俗的虚浮的慈悲,沙龙中的宗教,和博爱主义!向整个社会宣战,因为它魅惑一切真实的情操,灭杀心灵的活力!在社会的陈腐的法统之上,死突然放射了一道光明。在垂危的安娜前面,矫伪的卡列宁也感动了。这没有生命,一切都是造作的心魂,居然亦透入一道爱的光明而具有基督徒的宽耍一霎时,丈夫,妻子,情人,三个都改变了。一切变得质朴正直。但当安娜渐次回复时,三人都觉得"在一种内在地支配他们的几乎是圣洁的力量之外,更有另一种力量,粗犷的,极强的,不由他们自主地支配着他们的生命,使他们不复再能享受平和"。而他们预先就知道他们在这场战斗中是无能的,"他们将被迫作恶,为社会所认为必须的"。"对于社会,罪恶是合理的。牺牲爱,却是不健全。"(《安娜·卡列尼娜》法译本第二册)列文所以如化身的托尔斯泰般在书的结尾中亦变得升华者,是因为死亦使他感动了之故。他素来是"不能信仰的,他亦不能彻底怀疑"。出处同前。自从他看见他的兄弟死后,他为了自己的愚昧觉得害怕。他的婚姻在一时期内曾抑住这些悲痛的情绪。但自从他的第一个孩子生下之后,它们重复显现了。他时而祈祷时而否定一切。他徒然浏览哲学书籍。在狂乱的时光,他甚至害怕自己要自杀。体力的工作使他镇静了:在此,毫无怀疑,一切都是显明的。列文和农人们谈话;其中一个和他谈着那些"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上帝生存的人"。这对于他不啻是一个启示。他发现理智与心的敌对性。理智教人为了生存必得要残忍地奋斗;爱护他人是全不合理的:"理智是什么也没有教我;我知道的一切都是由心启示给我的。"《安娜·卡列尼娜》法译本第二册。

从此,平静重新来临。卑微的乡人——对于他,心是惟一的指导者——这个名辞把他重新领到上帝面前……什么上帝?他不想知道。这时候的列文,如将来长久时期内的托尔斯泰一般,在教会前面是很谦恭的,对于教义亦毫无反抗的心。

"即是在天空的幻象与星球的外表的运动中,也有一项真理。"同前。

托尔斯泰传十

列文瞒着基蒂的这些悲痛与自杀的憧憬,亦即是托尔斯泰同时瞒着他的妻子的。但他还未达到他赋予书中主人翁的那般平静。实在说来,平静是无从传递给他人的。我们感到他只愿望平静却并未实现,故列文不久又将堕入怀疑。托尔斯泰很明白这一层。他几乎没有完成本书的精力与勇气。《安娜·卡列尼娜》在没有完成之前,已使他厌倦了。"现在我重复被那部可厌而庸俗的《安娜·卡列尼娜》所羁绊住了,我惟一的希望便是能早早摆脱它,愈快愈好……"(一八七五年八月二十六日致费特书)"我应得要完成使我厌倦的小说……"(一八七六年致费特书)他不复能工作了。他停留在那里,不能动弹,没有意志,厌弃自己,对着自己害怕。于是,在他生命的空隙中,发出一阵深渊中的狂风,即是死的眩惑。托尔斯泰逃出了这深渊以后,曾述及这些可怕的岁月。见《忏悔录》(一八七九年)。全集卷十九。

"那时我还没有五十岁,"他说,在此我把《忏悔录》中一部分作概括的引述,只保留着托尔斯泰的语气。"我爱,我亦被爱,我有好的孩子,大的土地,光荣,健康,体质的与精神的力强;我能如一个农人一般刈草;我连续工作十小时不觉疲倦。突然,我的生命停止了。我能呼吸,吃,喝,睡眠。但这并非生活。我已没有愿欲了。我知道我无所愿欲。我连认识真理都不希望了。所谓真理是:人生是不合理的。我那时到了深渊前面,我显然看到在我之前除了死以外什么也没有。我,身体强健而幸福的人,我感到再不能生活下去。一种无可抑制的力驱使我要摆脱生命。……我不说我那时要自杀。要把我推到生命以外去的力量比我更强;这是和我以前对于生命的憧憬有些相似,不过是相反的罢了。我不得不和我自己施用策略,使我不至让步得太快。我这幸福的人,竟要把绳子藏起以防止我在室内的几个衣橱之间自缢。我也不复挟着槍去打猎了,恐怕会使我起意。《安娜·卡列尼娜》中有这样的一段:"列文,被爱着,很幸福,做了一家之主,他亲手把一切武器藏起来,仿佛他恐怕要受着自杀的诱惑一般。"这种精神状态并非是托尔斯泰及其书中人物所特有的。托尔斯泰看到欧罗巴,尤其是俄罗斯的小康阶级的自杀之多不胜讶异。他在这时代的作品中时常提及此事。我们可说在一八八○年左右,欧洲盛行着精神萎靡症,感染的人不下数千。那时代正是青年的人,如我一般,都能记忆此种情况;故托尔斯泰对此人类的危机的表白实有历史的价值。他写了一个时代的悲剧。我觉得我的生命好似什么人和我戏弄的一场恶作剧。四十年的工作,痛苦,进步,使我看到的却是一无所有!什么都没有。将来,我只留下一副腐蚀的骸骨与无数的虫蛆……只在沉醉于人生的时候一个人才能生活;但醉意一经消灭,便只看见一切是欺诈,虚妄的欺诈……家庭与艺术已不能使我满足。家庭,这是些和我一样的可怜虫。艺术是人生的一面镜子。当人生变得无意义时,镜子的游戏也不会令人觉得好玩了。最坏的,是我还不能退忍。我仿佛是一个迷失在森林中的人,极端愤恨着,因为是迷失了,到处乱跑不能自止,虽然他明白多跑一分钟,便更加迷失得厉害……"他的归宿毕竟在于民众身上。托尔斯泰对于他们老是具有"一种奇特的,纯粹是生理的感情",《忏悔录》。他在社会上所得的重重的幻灭的经验从没有动摇他的信念。在最后几年中,他和列文一样对于民众接近得多了。这时代的他的肖像证明他的通俗性。克拉姆斯科伊的一幅画像(一八七三年)表现托尔斯泰穿着工衣,俯着头,如德国的基督像。在另外一幅一八八一年的肖像中,他的神气宛如一个星期日穿扮齐整的工头:头发剪短了,胡须与鬓毛十分凌乱;面庞在下部显得比上面宽阔;眉毛蹙紧,目光无神,鼻孔如犬,耳朵极大。他开始想着,他那些自杀、自己麻醉的学者、富翁,和他差不多过着同样绝望的生活的有闲阶级的狭小集团之外,还有成千成万的生灵。他自问为何这些千万的生灵能避免这绝望,为何他们不自杀。他发觉他们的生活,不是靠了理智,而是——毫不顾虑理智——靠了信仰。这不知有理智的信仰究竟是什么呢?

"信仰是生命的力量。人没有信仰,不能生活。宗教思想在最初的人类思想中已经酝酿成熟了。信仰所给予人生之谜的答复含有人类的最深刻的智慧。"

那么,认识了宗教书籍中所列举的这些智的公式便已足够了吗?——不,信仰不是一种学问,信仰是一种行为;它只在被实践的时候,才有意义。一般"思想圆到"之士与富人把宗教只当作一种"享乐人生的安慰",这使托尔斯泰颇为憎厌,使他决意和一般质朴的人混在一起,只有他们能使生命和信仰完全一致。

他懂得:"劳动民众的人生即是人生本体,而这种人生的意义方是真理。"

但怎样使自己成为民众而能享有他的信心呢?一个人只知道别人有理亦是徒然的事;要使我们成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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