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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8月，李济在《自由中国》杂志上发表了《关于在中国如何推进科学思想的几个问题》一文。他首先转述罗素关于中国人面子观念的印象：罗素说，他在北京教中国学生，也同在剑桥教英国学生一样，学生若有不用功者或作业不够标准的话，他总是尽责直率地教导他们。但中国学生的反应却有些两样，要是不努力而告诫他的话，他们总表现得忸怩不安，而不是恭敬受教；好像所教导的话，使他们失去了“面子”。在罗素看来，人与人相处，完全以直道而行，也许要使精神过分地紧张，人生乐趣减去不少；但是若把诚意隐藏一部分以将就面子，岂不有伤追求真理的精神？讲面子与追求真理，有时是不相容的。进一步地说，愈是讲究面子的人，愈不会对于追求真理发生兴趣；故重视面子的中国社会，同时就没产生真正的科学思想。李济认为罗素的看法切中肯綮，阻碍科学思想在现代中国推进的因素，主要表现在：以“礼”为核心培植的中国文化主流涵育了“有称”的等差，这就是中国社会最讲究“面子”的理论基础，这样就跟追求真理的科学思想日渐分歧。旧教育的核心是从写八股到对对子。沉浸在巧妙工仗对联中的心灵，不易接受逻辑思维。使用由对联塑定其结构和性能的文字，对推进科学思想会产生许多不便；现代科学思想不迷信文字威灵，注重官觉与外部的实物接触，文字始终只是工具；今后中小学的科学教育应以实物认识代替文字背诵；大学中近乎职业训练的教育应放在工厂内；做研究性质的科学，学生除本国文字外兼能用一种外国文字作思想工具，方够入学资格。14

1962年2月24日，“中研院”第五次院士会议（胡适去世的那一天）。李济向海外与会院士解说安阳出土器物的情景。左起：吴大猷、吴健雄、袁家骝、李济、刘大中、李光宇。

李济对中国传统文化与国民性充满忧患意识，但批评的目的仍是对未来抱有信心。1954年9月22日，李济在给张光直的信中写道：“中国学术在世界落后的程度，只有几个从事学术工作的人方才真正的知道。我们这一民族，现在是既穷且愚，而又染了一种不可救药的，破落户的习惯，成天的在那里排（摆）架子，谈文化，向方块字‘拜拜’，——这些并没什么‘要不得’——真正‘要不得’的是以为天地之大，只有这些。但是，每一个中国人——我常如此想——对于纠正这一风气，都有一份责任；所以每一个中国人，若是批评他所寄托的这一社会，必须连带地想到他自己的责任。据我个人的看法，中国民族以及中国文化的将来，要看我们能否培植一群努力作现代学术工作的人——真正求知识、求真理的人们，不仅工程师或医师。中国民族的禀赋，备有这一智慧；适当的发展，即可对现代科学工作作若干贡献。你们这一代是负有大使命的。”15

促进科学在中国生根，是李济一贯的思想主张和行为动力；而科学未能在中国生根也是他内心难以消除的紧张和焦虑。1962年1月，值蔡元培诞生九十五周年，李济作了《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的讲座。他说，“把中国上古史这五个字连缀在一起，就构成一大串与自然科学分不开的问题。”他向史学家提出三条参考意见：“第一，史学家应该充分地采用自然科学研究的成果，尤其是与研究人类有亲切关系的部门”；“第二，但是我们要小心，科学成绩的价值也是不相等的”（这里指的是伪科学以及借用科学理论发挥个人偏见的“不成熟的半调子的科学历史观”）；“第三，中国历史是人类全部历史最光荣的一面，只有把它放在全体人类历史的背景上看，它的光辉才更显得鲜明。把它关在一间老屋子内，孤芳自赏的日子已经过去了。”161962年2月，李济在亚洲史学家第二次年会上作题为《再论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的演讲。他主张“‘中国的思想和制度’问题这个当今在美国很时髦的研究计划，应当在一个严格人类学的基础上进行”，并且他倾向于认为，“这样独特的一类中国的人类学问题由中国学者来处理要容易些”。17在中国推进科学思想，可以说是李济学术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因此，发生在2月24日中研院酒会上的那件事，不是李济故意抢白胡适，蓄意跟他唱对台戏，而是他以自己独特的话语体系再一次警醒世人。

李济1954年摄于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

过去人们将李济归于科学家、考古学家一类，此后，人们发现李济的思想也异常深刻睿智。很多年后，陈省身在一篇文章中谈道，“香港中文大学有一位英国先生跟我说，你们中国还没有自己训练成的第一流科学家。李济之先生也说过，科学在中国没有生根，我都有同感。其实中国训练成的第二、第三流科学家有几人？日本汤川教授在做成meson（介子）的工作以前，没有离开过日本。相形之下，当知努力所在了。”18

20世纪80年代，台湾作家的一本畅销书《丑陋的中国人》在大陆走红。书中一篇题为《你这样回答吗？》的附录，以直陈弊端的深刻脍炙人口。那是柏杨夫人张香华跟一位传奇的神父司礼义19的对话录，谨节录两段：

“你认为是什么样的观念影响中国人生活形态最大？”我（张香华）接着问。

李济在办公室研究安阳出土文物。

司神父直截了当针对我所盼望听到的主题说：“我认为造成中国社会落后，有一个原因来自中国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太大。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这句话支配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行为，使中国人的知识无法实验，知识和技术无法运用在日常生活上。而西方的学者，往往是手拿钉锤、斧头的人。在西风东渐之前，中国学者是不拿工具，不在实验室中做工的。西方的知识、技术，却在实践的过程中，获得不断的修正和突破。而中国人纵有聪明的思考力，精于算术，很早能发明火药、罗盘、弓箭，却没有办法推动科技，发展机械文明。因为，在儒家思想影响之下，高级知识分子的领导阶层，轻视用手做工。机器的发明与运用只限于末流的平民阶级，大大地阻碍了知识的发展。”

身居领导地位的知识分子，高高在上，和大众生活脱节。知识的断层，使中国人思考与行为分家，严重妨碍中国社会的进步。司神父提起已故的中国考古学家李济，他说：“其实，以上意见是李先生说的，我只是同意他的意见而已。”

一个洋神父的话，与李约瑟、爱因斯坦的观点相似，经他们的嘴一说出，仿若金科玉律。而李济深邃的思想，即使在胡适及其朋友眼里也悲观得不合时宜。我们民族的面子观念，又一次不幸被言中了……

（本文照片由李光谟、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提供。）

注释

国立中央研究院迁台前后

1　陈存恭、陈仲玉、任玉德，《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版，302页。

2　郭宝钧，《山彪镇与琉璃阁·引言》，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1页。

3　1948年11月15日，《夏鼐日记》卷4，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215页。

4　转引自岳玉玺等，《傅斯年——大气磅礴的一代学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291页。

5　王叔岷，《慕庐忆往——王叔岷回忆录》，中华书局，2007年版，74页。

6　岳玉玺等，《傅斯年——大气磅礴的一代学人》，292页。

7　《北大又面临灾难胡适自认“逃兵”在京校友校庆会中沉痛致词》，载《申报》1948年12月18日。

8　《申报》1949年1月14日。

9　何兹全，《李庄板栗坳·史语所——我终身难忘的地方》，《新学术之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年版，819页。

10　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史语所档案（以下简称“所档”）：台2-88、92。

11　王富仁、石兴泽编，《谔谔之士——名人笔下的傅斯年傅斯年笔下的名人》，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194页。

12　转引自李东华，《从往来书信看傅斯年与夏鼐的关系：两代学术领袖的相知与传承》，《古今论衡》第21期，2010年12月。

13　1949年5月4日，《夏鼐日记》卷4，238页。

14　全汉升，《回首来时路》，《新学术之路》，487页。

15、16　《竺可桢日记》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1260页。

17　《欢迎李四光归国抵沪科学院华东办事处盛会》，载《申报》1950年4月11日。

18　《中国博物馆》2000年3期。

19　1950年6月21日，《夏鼐日记》卷4，305页。

20　1950年7月29日，《夏鼐日记》卷4，313页。

21　1954年4月11日，《夏鼐日记》卷5，83页。

22、23　赵俪生，《篱槿堂自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24　1952年8月2日《夏鼐日记》卷4，498页。

25　1952年12月31日《夏鼐日记》卷4，526—528页。

26　葛剑雄整理，《谭其骧日记》，文汇出版社，1998年版。

27　《人民日报》1954年1月15日，作者张沛。

28　朱正，《1957年的夏天——从百家争鸣到一家争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29　陈存恭、陈仲玉、任玉德，《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319—320页。

30　1949年7月10日，《夏鼐日记》卷4，249页。

31　所档：李6-1-16。

32　所档：台2-2。

33　俞大綵，《忆孟真》，聊城师范学院历史系等合编，《傅斯年》，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323页。

34　俞大綵，《忆孟真》，聊城师范学院历史系等合编，《傅斯年》，322页。

35　原载1950年1月30日《台大校刊》第55期，欧阳哲生编，《傅斯年全集》卷7，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376页。

36　陈寅恪，《陈寅恪集·诗集》，三联书店2001年版，74页。

37　聊城师范学院历史系等合编，《傅斯年》，244页。

38　所档：北16-7。

39　所档：北16-9。

40　张春树，《温旧业、念恩师——附论民国史学》，《新学术之路》，975页。

41　李扬编著，《国立中央研究院史》，中国科学院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1998年版。

董作宾携女友田野调查风波

1　在美国主要研究印第安人小语种，归国后主要研究藏缅语、马来语、倮倮语等民族语言。

2　所档：元234-9。

3　所档：Ⅲ：202。

4　所档：Ⅲ：205。

5　旧称彰德。

6　所档：元23-32。

7　指民国政府首都南京。

8　傅斯年致史语所电，欧阳哲生编，《傅斯年全集》卷7，145页。

9　参看本书《至刚至柔至情至性——傅斯年与家人》一文。

10　“如”字疑为“尚”字之误。

11　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23册，245—246页。

12　同上，244页。

13　1935年4月7日，《夏鼐日记》卷1，310页。

14　所档：元23-33。

15　所档：考4-6-11、12。

16　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3册，247—248页。

17　所档：考4-8-5。

18　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3册，249—252页。

19　同上，181—182页。

20　同上，253—259页。

21　所档：元23-35、36。

22　所档：元16-1。

23　董作宾，《关于丁文江先生的〈爨文丛刻〉》，《丁文江这个人》，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183页。

至刚至柔　至情至性

1　俞大綵，《弟弟：你去得太突然了》，《联合报》，1977年6月2日。另外，关于俞大綵的生年，多说1904年，据此文中述她比大纲长一岁，大纲生年为1908年，故俞大綵应为1907年生人。

2　俞大綵，《忆孟真》，聊城师范学院历史系等合编，《傅斯年》，317页。

3　罗家伦，《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