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quote>兹有一事与兄商之。梁思成、思永兄弟皆困在李庄。思成之困是因其夫人林徽因女士生了T.B.，卧床二年矣。思永是闹了三年胃病，甚重之胃病，近忽患气管炎，一查，肺病甚重。梁任公家道清寒，兄必知之，他们二人万里跋涉，到湘、到桂、到滇、到川，已弄得吃尽当光，又逢此等病，其势不可终日，弟在此看着，实在难过，兄必有同感也。弟之看法，政府对于他们兄弟，似当给些补助，其理如下：一、梁任公虽曾为国民党之敌人，然其人于中国新教育及青年之爱国思想上大有影响启明之作用，在清末大有可观，其人一生未尝有心做坏事，仍是读书人，护国之役，立功甚大，此亦可谓功在民国者也。其长子、次子，皆爱国向学之士，与其它之家风不同。国民党此时应该表示宽大。即如去年蒋先生赙蔡松坡夫人之丧，弟以为甚得事体之正也。
梁思成（右一）林徽因（左三）及再冰、从诫与亲友摄于李庄月亮田家中。
二、思成之研究中国建筑，并世无匹，营造学社，即彼一人耳（在君语）。营造学社历年之成绩为日本人羡妒不置，此亦发扬中国文物之一大科目也。其夫人，今之女学士，才学至少在谢冰心辈之上。三、思永为人，在敝所同事中最有公道心，安阳发掘，后来完全靠他，今日写报告亦靠他。忠于其职任，虽在此穷困中，一切先公后私。总之，二人皆今日难得之贤士，亦皆国际知名之中国学人。今日在此困难中，论其家世，论其个人，政府以皆宜有所体恤也。未知吾兄可否与陈布雷先生一商此事，便中向介公一言，说明梁任公之后嗣，人品学问，皆中国之第一流人物，国际知名，而病困至此，似乎可赠以二、三万元（此数虽大，然此等病症，所费当不止此也）。 国家虽不能承认梁任公在政治上有何贡献，然其在文化上之贡献有不可没者，而名人之后，如梁氏兄弟者，亦复少！二人所作皆发扬中国历史上之文物，亦此时介公所提倡者也。此事弟觉得在体统上不失为正。弟平日向不赞成此等事，今日国家如此，个人如此，为人谋应稍从权。此事看来，弟全是多事，弟于任公，本不佩服，然知其在文运上之贡献有不可没者，今日徘徊思永、思成二人之处境，恐无外边帮助要出事，而帮助似亦有其理由也，此事请兄谈及时千万勿说明是弟起意为感，如何？乞示及，至荷。专此敬颂道安弟斯年谨上四月十八日弟为此信，未告二梁，彼等不知。因兄在病中，此写了同样信给咏霓，咏霓与任公有故也。弟为人谋，故标准看得松。如何？弟年又白9
以傅斯年的影响及他和朱家骅的交情，此事当不难解决。但事情并不顺利。1942年11月28日他又有一封信写给朱家骅和研究院总干事叶企孙：“梁思永君之医药费经本所第七次所务会议议决，拟由本所医务室收入中补助四千元，并以前之六千元共一万元，敬请惠予考量。”10这封信是公事公办的意味。看来，傅斯年代梁思永兄弟请筹的那笔款子或许拨下来了，但只是杯水车薪。
傅斯年的行侠仗义，让病中的林徽因感激涕零，她在信中写道：
孟真先生：接到要件一束，大吃一惊，开函拜读，则感与惭并，半天作奇异感！空言不能陈万一，雅不欲循俗进谢，但得书不报，意又未安。踌躇了许久仍是临书木讷，话不知从何说起！今日里巷之人穷愁疾病，屯蹶颠沛者甚多。固为抗战生活之一部，独思成兄弟年来蒙你老兄种种帮忙，营救护理无所不至，一切医药未曾欠缺，在你方面固然是存天下之义，而无有所私，但在我们方面虽感到lucky终增愧悚，深觉抗战中未有贡献，自身先成朋友及社会上的累赘的可耻。现在你又以成、永兄弟危苦之情上闻介公，丛细之事累及咏霓先生，为拟长文说明工作之优异，侈誉过实，必使动听，深知老兄苦心，但读后惭汗满背矣！尤其是关于我的地方，一言之誉可使我疚心疾首，夙夜愁痛。日念平白吃了三十多年饭，始终是一张空头支票难得兑现。好容易盼到孩子稍大，可以全力工作几年，偏偏碰上大战，转入井臼柴米的阵地，五年大好光阴又失之交臂。近来更胶着于疾病处残之阶段，体衰智困，学问工作恐已无分，将来终负今日教勉之意，太难为情了。素来厚惠可以言图报，惟受同情，则感奋之余反而缄默，此情想老兄伉俪皆能体谅，匆匆这几行，自然书不尽意。思永已知此事否？思成平日谦谦怕见人，得电必苦不知所措。希望咏霓先生会将经过略告知之，俾引见访谢时不至于茫然，此问双安。11
1942年11月初，美国驻华使馆文化参赞费正清在中研院社会所所长陶孟和的陪同下走进李庄，住进老朋友梁家。他在路上感染了呼吸道疾病，有好几天卧床发烧。他与林徽因的病房隔着一间过厅。梁思成在两个“病床”之间拿着食物、药品、体温表，忙得不亦乐乎。费正清这样回忆：
林徽因非常消瘦，但在我作客期间，她还是显得生气勃勃，像以前一样，凡事都由她来管，别人还没想到的事，她都先行想到了。每次进餐，都吃得很慢；餐后我们开始聊天，趣味盎然，兴致勃勃，徽因最为健谈。傍晚5时半便点起了蜡烛，或是类似植物油灯一类的灯具，这样，8点半就上床了。没有电话。仅有一架留声机和几张贝多芬、莫扎特的音乐唱片；有热水瓶而无咖啡；有许多件毛衣但多半不合身；有床单但缺少洗涤用的肥皂；有钢笔、铅笔但没有供书写的纸张；有报纸但都是过时的。你在这里生活，其日常生活就像在墙壁上挖一个洞，拿到什么用什么。别的一无所想，结果便是过着一种听凭造化的生活。我逗留了一个星期，其中不少时间是由于严寒而躺在床上。12
也许是为了让异国的朋友宽心，林徽因在1943年1月26日给费正清的信中乐观地写到，现在已“不发烧、不咳嗽、没有消化不良，睡眠和胃口都好，又有好的食物和克宁奶粉”。她特别喜欢专给她的床打的一付床架子。它把床抬高了，“使它空前地接近人类的高度，而不是接近地面，人们要给她什么东西就不需要把腰弯得这么低了。”善解人意，心存感激，林徽因的性格悄然在变。
1944年，病床上的林徽因流着泪写了一首长诗《哭三弟恒》：
啊，你别难过，难过了我给不出安慰。
林徽因的弟弟林恒（右）与航校的同学官招盛摄于昆明。
我曾每日那样想过了几回；你已给了你所有的，同你去的弟兄也是一样，献出你们的生命；已有的年青的一切；将来还有的机会，可能的壮年工作，老年的智能；可能的情爱，家庭，儿女，及那所有生的权利，喜悦；及生的纠纷！……你相信，你也做了，最后一切你交出。我既完全明白，为何我还为着你哭？只因你是个孩子却没有留什么给自己，小时候我盼着你的幸福，战时你的安全，今天你没有儿女牵挂需要抚恤同安慰，而万千国人像已忘掉，你死是为了谁！13
梁思成给费正清的信里谈到三弟林恒阵亡的情景：
徽因病倒了，一直卧床，到现在已有三个月。3月14日（1941年），她的小弟弟林恒，就是我们在北总布胡同时叫三爷的那个孩子，在成都上空的一次空战中牺牲了。我只好到成都去给他料理后事，直到4月14日才到家。我发现徽因的病比她在信里告诉我的要厉害得多。尽管是在病中，她勇敢地面对了这一悲惨的消息。14
那封给费正清的信封里有徽因的一个字条：“我的小弟弟，他是一个出色的飞行员，在一次空战中，在击落一架日寇飞机以后，可怜的孩子，自己也被击中头部而坠落牺牲。”
身边的一对小儿女再冰、从诫，是病床上林徽因的最大安慰。她在给费慰梅的一封信中写道：
再冰继承了思成的温和和我所具有的任何优点。她在学校里学习和交友成绩都非常出色。她容光焕发的笑容弥补了她承继自父母的缺少活力……另一方面，从诫现在已成长为一个晒得黝黑的乡村小伙子，脚上穿着草鞋。在和粗俗的本地同学打交道时口操地道的四川话。但他在家里倒是一个十足的小绅士，非常关心我的健康，专心致志地制作各种小玩意儿。我在继续扮演经济绝招的“杂耍演员”，使得全家和一些亲戚和同事多多少少受到一点好的照顾。我必须为思成和两个孩子不断地缝补那些几乎补不了的小衣和袜子……当我们简直就是干不过来的时候，连小弟在星期天下午也得参加缝补。这比写整整一章关于宋、辽、清的建筑发展或者试图描绘宋朝首都还要费劲得多。这两件事我曾在思成忙着其它部分写作的时候高兴地和自愿地替他干过。宝宝的成绩还是很好，但她要走这么长的泥路去上学可真是难为她了，而且她中午老是吃不饱。15
“宝宝”梁再冰后来这样叙述母亲：
在李庄时林徽因从史语所借过几张劳伦斯·奥列弗的沙剧台词唱片，非常喜欢，常常模仿这位英国名演员的语调，大声地‘耳语’：‘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于是父亲弟弟和我就热烈鼓掌……她这位母亲，几乎从未给我们讲过小白兔、大灰狼之类的故事，除了给我们买大量的书要我们自己去读外，就是以她的作品和对文学的理解来代替稚气的童话，像对成人一样来陶冶我们幼小的心灵。16
2005年8月8日，梁从诫在致笔者的信中写道：
李庄也曾为新中国培养过人才，当然这些人才与傅斯年、李济、梁思成等对中国文化事业的贡献不可同日而语，但我们这些“第二代”，包括李光谟、梁再冰、李文茂（李方桂的女儿，后在美国加州一大学任社会学教授）、董作宾的公子董小敏（现在台湾，曾回过李庄访问）和我本人等，都是在李庄上的小学或中学、大学，接受了最初的启蒙教育。我还记得我上的是李庄镇第一中心小学，我们有一位教自然课的女老师姓张，在她的课上，我第一次见到实验用的马德堡半球和聚电器。李庄小学的教学质量不低，我小学毕业后，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