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医学博士今川知和医生。攻克义县后，第一批伤员就送到医院。义县的伤员刚处理完，攻打锦州的伤员又下来了。两个月内收治了三千多名伤病员，而医院的工作人员不足500人。医院分散在十几个村子，医生、护士查房和换药还要骑马。空中敌机袭扰，地上狼群威胁，全院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的。今川医生和手术室的同志连续十几天不下手术台。内田护士长几次为伤员输血，累计千余毫升。山本护理员由于日夜工作过于劳累，一次在打饭途中摔倒在雪地上，昏睡了好久。被人发现时，她的棉衣已冻在地上，用十字铁镐把她刨起来，还直抱歉耽误了伤病员开饭。

日本医生、护士

东北解放后，第四野战军入关。第10后方医院的浅野芳男医生从北满的克山南下到锦州兴城，随第39军行动。部队徒步行军，每天走四十多公里。头一天，浅野穿着沉重的日军皮靴，累得筋疲力尽。第二天穿上部队发的布鞋，走起来轻便多了。浅野医生和解放军战士一样，吃小米、青菜等大锅饭，腰里挂着搪瓷缸，用来吃饭、喝水、刷牙，根本看不出他是日本人。经过这次长途行军，浅野完全融入到解放军队伍之中了。

平津战役中，第29后方医院先后收治了四千多名伤员。国民党飞机的轰炸，前方伤员无法在白天往下撤，伤员到医院的时间多在晚上。医护人员严阵以待，只要伤员一到，立即进行检查和分类，或送进病房，或立即手术，几乎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他们有时实在太困了，就靠着墙根打个盹，醒了后继续干。他们的工作不仅有序，还创造了一些新方法。伤员多，消毒敷料供不应求，消毒员岩本自制了土高压消毒锅。在空汽油桶上安装密封式高压，高压灭菌一次只需30分钟。解决了换药、手术的敷料问题。为此，岩本立了大功。

四野南下进入湖南，酷暑季节使得大量病员得了疟疾、痢疾、中暑等疾病。很多日本医务人员都是带病坚持工作的。江南的蚊子十分厉害，被它叮过就会患上疟疾。元木光子护士回忆：“在南方工作时，无论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几乎都得了疟疾，看护患者的人手不够，发烧38度以下的人都不准休息，只好摇摇晃晃地拿着注射器工作，酷热的夏天里却冷得直发抖。由于药物的副作用，脸、身上都变成了黄色。”[6]

回首6年参军历程，日本医生、护士用双脚从东北走到华南，行程万里。第29医院司药铃木雅子将她们从参军到南下的行程绘制成地图，真实地体现了她们的战斗历程。随解放军进行的万里长征，给他们留下了太多的回忆。在漫长的征途中，他们赢得了中国战友的尊敬，他们与中国战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铃木雅子绘制的行军地图

在解放战争中，许多日本医生、护士以勤奋的工作，立功和获得了上级的表彰。他们在战斗中救死扶伤，多次为解放军伤员输血，精心护理，将大量伤员从死亡线上挽救回来。他们的功绩赢得了中国战友的尊敬。1950年3月，四野13兵团后勤部举行庆功大会，百余名在兵团各医院工作的日本医生、护士榜上有名，记大功的今川博士、中岛护士的事迹作为典型刊登在《功臣专刊》上。东北野战军中的日本医护人员与中国战友一样，参加解放东北的干部战士荣获一枚“解放东北纪念章”；参加解放平津、华北的同志荣获一枚“解放华北纪念章”；参加解放华中（中南）的同志荣获一枚“解放中南纪念章”；参加解放海南岛和西南的同志荣获“解放海南岛纪念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一年参军的同志还荣获“胜利奖章”一枚。

东北军事工业的技术骨干

东北解放战争期间，还有一批日本技术人员，虽然没有参加解放军，也在军事工业和后勤的不同岗位上，为解放战争服务。1945年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根据地部队奔赴东北时，其中也有从事军工生产的技术人员。中共中央要求他们依靠东北的工业基础，建立人民军工企业。进入东北后，这些干部在大连、佳木斯、牡丹江等地接管和建立军工厂，生产炮弹、子弹和枪械。在大连，依靠苏军占领的便利条件，来自延安、华北和华中的军工干部建立了新公司。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期间，兵工厂条件都极为简陋，比铁匠作坊大不了多少。没有高炉，没有车床，基本上都是“土法上马”，只能制造手榴弹和少量的迫击炮弹。华东野战军打潍县的时候，用自造的迫击炮攻城。炮弹出膛后，尾翼在飞行中脱落，剩下个光秃秃的弹体失去平衡，半截就掉到地上。这样的质量怎么能保证战斗的胜利呢？为此，毛泽东在1947年夏天指示林彪和罗荣桓：“东北军事工业应全力接济关内，目前开始的一年内，你们必须用大力建立大规模的军事工业”，“将大量的山野炮弹及黄色炸药向南线各军输送，他们对此如大旱之望云霓。”但是军工生产水平不是短时期内就能提高的。新四军技术人员吴屏周、吴运铎创建的炮弹厂，因技术水平低，底子差，最初制造的炮弹质量不过关，在一次试验炮弹时意外爆炸。吴屏周当场牺牲，吴运铎负重伤。事后分析，原因是引信撞针质量不过关。当绳子拉下后，毛刺把撞针挡了一下，他们过去一动，撞针撞上引信引起炮弹爆炸。如果当时技术水平高一些，制作工艺讲究一些，这次惨痛的事件是可以避免的。

掌握生产技术的是遗留的日本技术人员。当时他们都失业了，在大连过着贫困的生活。炼钢厂厂长李振南是山东来的老军工，为了炼出制造炮弹的优质钢材，他请冶金博士福岛政治讲授冶金基础理论，并起用技师伊藤寅视，终于炼出了制造炮弹用的中碳钢和制造引信用的镍铜合金。李振南对日本技术人员采取人格上尊重、技术上重用、生活上照顾的政策，以诚相待，调动了日本技术人员的积极性。炮弹头需要进行机械加工，金属切削的硬质合金当时属于新技术。技师荻原三平掌握硬质合金的研制技术，李振南亲自做荻原的思想工作，为他配备助手，提供实验条件。荻原全力投入，试制成功硬质合金的冲压子弹、炮弹的冲头和金属切削工具，大大提高了生产率。为此，伊藤记大功一次，荻原被评为特等功臣。

化学厂在延安干部秦仲达带领下，把厂内留用的四十多名日本技术人员组织起来，试制硝化甘油、无烟火药。他们改进化学成分和配方，1948年底生产出110吨发射药，满足了炮弹生产的需求。

到1948年，大连建新公司形成了完备的炮弹生产体系。到年底，公司完成了生产20万发炮弹的任务。炮弹从大连海运到烟台，再由陆路运送到山东解放区。华东和中原野战军有了炮弹，部队的战斗力发生了质的变化。在济南战役和淮海战役中，解放军用猛烈的炮火消灭了国民党军的重兵集团。粟裕将军感慨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要感谢山东老乡的小推车和大连的大炮弹。”

当年的建新公司，位于现在大连甘井子区靠海边的一座小山下。当年的炮弹厂早已荒废，只剩下几排低矮的平房，合抱粗的大树见证着历史的沧桑，厂门口竖立着吴运铎的半身像。那些为解放战争军事工业做出贡献的日本技术人员，他们的业绩被记载在大连建新公司的史料中。

参与创建解放军航空学校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首创于东北，日本技术人员发挥了重要作用。1945年10月，王弼、常乾坤从延安去东北，收集航空器材和人员，为创办航空学校做准备。原驻辽东侵华日军航空大队三百余人，在大队长林弥一郎（后改中国名字林保毅）的率领下，归降东北人民自治军。当时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彭真和东北人民自治军参谋长伍修权非常重视，把林弥一郎等请到沈阳，希望他们留下来，为筹建航空学校工作。为了表示共产党的诚意，伍修权把自己佩带的手枪赠给林弥一郎，这使林弥一郎深受感动，带领自己的部下与王弼等会合，在通化开始了航校的筹建工作。

国民党军进攻东北，迫使航校一再转移。中日同人用火车、卡车、马车拉着飞机和器材，长途转运，从通化到密山、牡丹江，创建了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为解放军培养飞行员和地勤技术人员。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所航空学校，又称“东北老航校”。飞行主任教官有林弥一郎、黑田正义、平信忠雄、长谷川正等人。

解放军空军是在白手起家的基础上建立的。学员都是从部队和学校招来的，从没接触过飞机。林弥一郎作为总教官，亲自飞行示范。有一次飞机着陆时发生故障，林弥一郎身负重伤。航校领导让医生抢救，并亲自看护他。当林弥一郎苏醒后，看到身边看护他的校领导，感动得流下眼泪。他说：“过去日本侵略中国，真是罪过。现在你们这样厚待我，真是受之有愧。”痊愈后，他全身心地投入教学和飞行训练中，得到学员的尊敬和爱戴。

航校中的飞行教员也像林弥一郎那样，为培养解放军的飞行员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有一次，教员内田元五看到一个学员驾机着陆时，竟然在跑道上跳了三下。他告诉学员，飞机着陆时应该三个轮子一齐落地，这叫“三点着陆”。没想到翻译误会了，翻成了在跑道上蹦三下。内田听了哭笑不得，耐心地帮助学员纠正了这个错误。

东北老航校的日本教官，中坐者为林弥一郎

东北老航校转移器材

1949年开国大典，老航校的飞行员和技术人员奉命进京。受阅的飞机是经过改装的螺旋桨战斗机，上天的是中国飞行员，地勤保障的技术人员则以日本人为主。当解放军空军的飞机飞越天安门广场上空时，朱德总司令高兴地说：“今天我真的是三军司令了。”日本技术人员一直在南苑机场为飞行保障日夜忙碌，从没休息过一天。等阅兵任务结束，首长慰劳他们，问他们有什么要求。他们提出到北京城里看看。

当年在东北老航校工作的日本飞行、地勤、机械维修技术人员有三百余人。到1949年底，该校先后共培养飞行员126名，机务人员322名，领航员24名，场站、气象、通信、参谋人员88名。这些人员后来大多成为建设人民空军和创办新中国航空事业的骨干，其中包括后来的空军司令员王海、空军副司令员林虎、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刘玉堤，以及曾经击落美军王牌飞行员戴维斯的张积慧等人。

为阎锡山打内战的“蚂蚁部队”

在1954年回国的日本侨民中，有一千余人是被解放军关押的战俘。他们原是日本华北派遣军第一军的官兵，1945年被国民党山西第二战区长官阎锡山留用，号称“蚂蚁部队”。

日本战败后，投降的日军绝大部分都被遣返回国，为什么“蚂蚁部队”没回去呢？1945年8月31日，阎锡山返回太原。抗战期间，阎锡山在晋南与共产党打的交道最多，也最了解共产党。抗战胜利后如何保住自己的地盘，是他最关心的问题。阎军的战斗力是比不上八路军的，要提高部队作战能力，需要日本军队的帮助。刚回太原，阎锡山就亲自上门拜会日本华北派遣军第一军军长澄田徕四郎中将，劝说他把第一军留下，作为阎锡山的雇佣军同共产党作战。战胜国的将军主动拜访战败国的将领，令澄田非常震惊。第一军装备精良，是华北日军中战斗力很强的部队。两人密谈后，阎锡山还亲自去日军营地视察、演讲，允诺种种优厚待遇，如日军官兵待遇在现有级别上提高三级，希望大家留下来。澄田中将与部下密谋，感到回国可能被当作战犯审判，不如留在这里，起码生活上有着落。当时宫崎参谋提出异议，根据南京国民政府关于遣返日俘的命令，第一军官兵应该全部回国。但是澄田和岩田、山冈等将领同意留下来，这些将领的密谋决定了士兵的命运。2600名日本官兵被改编为“暂编独立第10总队”，收入国民党第二战区（后为太原绥靖公署）阎锡山部队编制。澄田中将本来是榜上有名的战犯，在阎锡山的庇护下不但没有受到惩罚，反而摇身一变，担任了阎锡山的军事总顾问。板津旅团长任太原市警备司令。

在澄田和阎锡山策划下，第一军来了个假解散。大部分安排遣返回国，留下来的宣布去修铁路。既然军队解散了，日本方面认为这些军人是“现地除役”，即解除军籍，变成百姓了。实际上日本军人并没有去修铁路，而是分配在国民党军中担任技术兵，如炮手、坦克手、机枪手、军械修理等。

这些秘密交易普通士兵是不知道的。部队中有个学生兵奥村和一，1944年才应征入伍。日本投降后，士兵都想回家。当时谁走谁留，都是长官说了算，士兵只有服从命令，所以奥村等人都糊里糊涂地留下来。比起那些回国后生活贫困的同僚，他们在阎锡山部队里待遇优厚，当时的日子要好过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