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甲级战犯东条英机号召：“以必死的精神教育后方的妇女和儿童，令他们拿起竹枪实施训练，使美军认识到日本的战争决心！”

这是美国人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的。

于是，长崎（包括广岛）避免“被核爆”的第一次机会就消失了。

日本当时的《读卖新闻》。“玉碎”被认为是日本军人甚至老百姓的最终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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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1945年8月6日，3架美军的B–29重型轰炸机，携带着一颗名叫“小男孩”的5吨重的原子弹，飞到了日本城市广岛的上空。

开舱，投弹，核爆炸。

广岛当天就死了10万人，6万幢建筑灰飞烟灭。

整个世界震惊了：美国人掌握了一种可怕的全新的高科技武器！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博弈开始了。

美国希望，一颗原子弹投下去，日本就能接受无条件投降。

而日本也在赌博：美国只有一颗原子弹，只要挺住，让苏联进来调停，我们还能争取些有利条件。

于是，心怀希冀的日本政府对于广岛的核爆炸，他们给出了一个日本漫画情节一般的解释：广岛被一颗陨石击中了！

人类第一颗用于实战的原子弹——“小男孩”

人类第二颗用于实战的原子弹——“胖子”

依旧是“一亿玉碎”的计划！依旧是全民皆兵！

长崎避免“被核爆”的第二次机会就这样消失了。

3天后的1945年8月9日，又是B–29重型轰炸机，携带着另一颗名叫“胖子”的原子弹，从美军的空军基地飞向了日本本土。

原定投弹的目标，并不是长崎，而是小仓。

在美军的原子弹轰炸目标序列里，小仓作为日本的兵工厂，排名在长崎之前。

但是，天气救了小仓一命。

当美军的轰炸机飞临小仓上空，发现都是云层，能见度非常低。B–29重型轰炸机在小仓上空盘旋了三周，始终未能找到投弹的机会。

这时候，小仓的地面防空高射炮开始射击，而日本的战斗机也开始起飞拦截。

B–29重型轰炸机掉头飞向了长崎。

长崎避免“被核爆”的第三次机会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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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9日上午10点28分，美军的B–29重型轰炸机飞临长崎上空。那一天，长崎的上空也是云层密布，飞机盘旋了一圈，发现也很难找到投弹目标。

轰炸机上的指挥官斯威尼决定用雷达瞄准投弹。这个时候，长崎上空的两大块云团之间，忽然露出了一个大空隙，整个长崎暴露在了轰炸机的视野之中。

长崎避免“被核爆”的最后一次机会，消失了。

“拨云见日”这句话，在那个时候对长崎市民来说，成了死亡的征兆。

11点30分，相当于2.2万吨TNT（烈性炸药）当量的“胖子”离开了B–29轰炸机的机身，直奔长崎而去，在城市上空503米处爆炸。

那一天，长崎死亡2.3万人，伤4.3万人，全市60%以上的建筑被摧毁。

一周后的1945年8月15日，不愿意再赌美国是否还有第三颗原子弹的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馒头说

2006年8月6日，日本的广岛举行了纪念核爆61周年的仪式。

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亲手撞响了“和平钟”。他说：“作为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遭到原子弹袭击的国家，日本有责任不断地告诉国际社会自己的经历。”

而就在同时，日本的不少地方在举行示威游行，抗议政府修改和平宪法，忘记了日本过去惨痛的教训。

有责任告诉国际社会自己的经历，那么是否也有责任告诉国民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

2007年的时候，我第一次去东京，一个人去了一次靖国神社。

我想看看，从小到大报纸上提到的靖国神社，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出了地铁口，在靖国神社旁，我看到一名男子，手里拿了一块写了字的纸板，不断向过往的行人展示。

我不认识日文，但我认得上面写的汉字：“南京大屠杀，中国的谎言！”

我们这一代人，对日本的感情都很复杂：一方面，我们都无法摆脱日本动漫和文化给我们留下的烙印；去了日本之后，也亲身感受了日本人可怕的素质和敬业精神。他们的礼貌，他们的美食，可以说，日本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很多。

但另一方面，日本右翼的所作所为，就像一根鞭子，不断地刺激着中国人对那段历史的记忆。

在靖国神社里的一家书店，我随手翻了一本漫画。那是一本画风非常柔美的漫画。一名日本男子，“二战”时响应天皇号召，加入了日本空军。他驾驶着“神风特攻队”的飞机，最后一头撞向了美国的一艘巡洋舰。火光爆燃中，这名飞行员微笑着化成了一只仙鹤，飞向了美丽的晚霞。

画风美得让人陶醉，甚至让所有的孩子觉得，那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

2014年7月28日，美国老兵西奥多·范·柯克逝世，享年93岁。他是“广岛原子弹”投掷机组最后一名逝世的飞行员。

他临终的态度是：不道歉，不后悔。

刺杀汪精卫

一名曾经被全国敬仰的刺客，却在自己的后半生中频频遭遇刺客，这会是怎样的一种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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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1月1日，南京，湖南路10号。

这一天，是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召开的日子。上午9点半，在湖南路10号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大楼，大会的开幕式已经结束了。

按照惯例，开幕式结束后，中央委员们要离开大礼堂，到中央政治会议厅的门前合影留念。由于人比较多，合影需要分五排站立，大家互相谦让，互相换位，人声嘈杂，一片混乱。

坐在第一排的，是林森、张静江、孙科、戴季陶、阎锡山、张学良、张继这些国民党内的大佬，而正中的位置，空着。

那个位置，是属于蒋介石的。

人群站定，但蒋介石一直没有出来。

应该坐在蒋介石身旁的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决定进去请蒋介石出来。过了一会儿，汪精卫走了出来，身旁并没有蒋介石。

人群一阵小声议论。

汪精卫向大家传达了蒋介石的意思：蒋委员长身体忽然有点不舒服，就不参加合影了，我们自己拍就行了。

镁光灯闪过，摄影很快就完成了。大家纷纷转身，准备进礼堂的时候，一个人突然从记者人群中跳了出来，大喊一声：“严惩卖国贼！”，然后从大衣中掏出手枪，朝拍照的人群连开三枪。

一阵惊呼中，汪精卫倒在了血泊之中。

湖南路10号。该楼民国时期先后为江苏省谘议局、南京临时参议院、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等机构的所在地，现为江苏省军区司令部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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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倒地，众人才反应过来：有刺客！

第一个反应过来的，是当时站在第一排的国民党元老张继。

在众人还在慌乱的时候，当时已经53岁的张继，第一个跳了出来，拦腰死死抱住了开枪的刺客。

张继的这个行为让当时在现场的张学良印象深刻。在张学良后来的口述回忆录中，他这样说：“这个张溥泉（溥泉是张继的字）他怎么这么大胆子，那家伙拿着枪，他那个枪没有子弹了，有子弹他就把张溥泉打死了。”

张继

第二个反应过来的，就是当时站在第三排的张学良。他在回忆录中提到：

“哎哟！这张溥泉，我就喊他，就下去帮他忙去了。我从前学过武，学过一点，不是学得很好，我就上去对凶手先给个绊脚，啪！他就倒下了，张溥泉就扑到了他身上。”

第三个反应过来的，是汪精卫的卫士。卫士掏出枪，对着刺客开了两枪。张学良后来对他这个举动充满怀疑：“这是汪精卫的一个卫士干的，打他一枪，踢他一脚。本来我们要把刺客抓住，因为这个差点儿没把张溥泉给打死，这个家伙过去就给他一枪。我说你怎么回事？张溥泉都抓住他了，你还给他一枪，你把他打死？我非常怀疑这个人，当时我在报告里说我怀疑这个人。要查处这个人，我说都要活捉了，你还打他干什么？”

这时候，偌大个场地，人都跑光了，连警察也跑了，只剩下张学良他们这几个人。

之后，看到刺客被擒，人又陆陆续续跑了回来。听到枪声，蒋介石也在护卫的簇拥下，走了出来。

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这时候也冲了过来，抱住在血泊中的汪精卫，哭着对蒋介石说：

“你不要汪先生干，汪先生可以不干，为什么派人下此毒手？”蒋介石此时脸色铁青，一言不发。要证明自己的清白，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下令：不惜一切代价，救活那个刺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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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负责抢救刺客的，是中医院的院长刘月衡。

按照张学良的回忆，当时刘月衡和刺客之间发生了这样一段对话：

“你不要误会，别怀疑我，我是医院的院长，我不是跟你过不去的，是医生，是给你治病的。你现在不能活了，明天你就要死了。”

“死就死么。”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问问你，你死了你家人怎么办？家里有什么人，谁给你收尸？”

“我没有什么人。”

“那你老婆呢？”

“我干这个还要老婆啊？”

“你姓什么？”

“我死了你随便给我扔哪儿，叫狗吃了算了，我家没人。”

这个垂死的刺客，思路清晰，口风很紧。

为了留个活口问出些什么来，蒋介石下令每小时给刺客注射强心剂——这是极其损害身体的，但那时候，蒋介石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

不过，凭借当时进场的通行证，刺客的身份还是很快被查出来了：他叫孙凤鸣，是南京晨光通讯社的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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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记者，孙凤鸣为什么要刺杀汪精卫？

这还得从他自己的身世说起。孙凤鸣，原名孙凤海，1905年出生于江苏铜山县一个贫苦农家，16岁随父闯关东。“九一八事变”之后，孙凤鸣参加了国民党第十九路军。

国民党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十九路军后来在1933年公然反蒋，史称“福建事变”，后失败

十九路军在国民革命军序列里是一支比较特殊的军队，总指挥是蒋光鼐，军长是蔡廷锴——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奋起与日本军队真刀真枪干的，就是这支部队。这支部队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要抗日，二是要反蒋。

孙凤鸣在十九路军一路做到代理连长，以枪法准闻名。后来因为十九路军被蒋介石调往江西，孙凤鸣不愿意去，就脱下了军装。

在放弃从军之后，孙凤鸣遇到了一个重要的人，那就是后来被称为民国“百变刺客”的华克之。华克之原来是国民党的左派人士，后来因为一系列事件，走上了反蒋的道路。

1929年，华克之迁居上海，身边聚集了一群包括孙凤鸣在内对蒋介石不满的人，经过几次讨论，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他们下定决心要刺杀蒋介石。

没错，其实他们一直想杀的是蒋介石，而不是汪精卫。

但要刺杀蒋介石，谈何容易？

思前想后，他们想出了一个点子——成立一家通讯社。

1934年11月，晨光通讯社在南京陆家巷23号挂牌。社长为化名胡云卿的华克之，身份是华侨富商，总务兼编辑部主任是张玉华，采访部主任是贺坡光，而孙凤鸣，就成了一名记者。

别小看这家通讯社，经过半年多的运作，居然在南京有了“小中央社”的别号。在大家的帮忙下，孙凤鸣也很快成了一位名记者，可以独立进出国民党各大机关、出席各种招待会——这就是他们成立通讯社的目的。

在有了“通讯社”这块牌子做掩护之后，孙凤鸣他们一共策划过三次针对蒋介石的暗杀。

第一次是在1934年12月，当时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在南京召开。那是孙凤鸣第一次携枪采访，但由于当时人群拥挤，蒋介石等政要匆匆退场，孙凤鸣根本就没机会出手。

第二次是1935年春天，蒋介石在江西庐山主持军官训练团，华克之前去打探，但发现警戒实在太严，放弃了行动。

华克之

而第三次，就是他们得知国民党要在1935年11月1日召开四届六中全会。

他们认为，这是最好的一次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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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凤鸣是自愿要求成为刺客的。

其实孙凤鸣当时已经有了与自己情投意合的妻子，他的妻子名叫崔正瑶。他把妻子送去了香港躲避，以表示自己的决心。华克之后来回忆，当时孙凤鸣非常坚决，是以“荆轲”来自比的。

而当时，孙凤鸣也是“铁血锄奸团”的成员。他的这个行为，也得到了锄奸团老大的认可和支持，那个老大，就是“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关于王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