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要立刻对日本宣战？如果宣战，是只对日本宣战，还是对轴心国所有国家宣战？

日本偷袭珍珠港的目的大家都了然于胸——不是日本真要去攻打美国，而是日本要夺取英美在东南亚的所有资源和利益。

而自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来，作为一个已经单独默默抵抗日本长达五年的国家，中国在1941年已经陷入了最艰苦阶段。在丢失了大陆的东南沿海之后，很多战略物资都需要从东南亚的缅甸等地输送进来。以日本偷袭珍珠港后全面进攻东南样的速度，万一英美在东南亚全面崩溃，中国就将彻底陷入四面楚歌、弹尽粮绝的困境——到时候，去找谁？

因为苏联和日本缔结了《日苏中立条约》，在苏联没有表态的前提下，12月8日那一夜，蒋介石其实也在苦苦思索。

当然，最终他还是做出了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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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2月7日之后的那一个星期，全世界报纸的头版，基本都被“宣战”的新闻挤满了：

12月7日，日本对美国和英国同时宣战；

12月8日，美国和英国向日本宣战；

12月9日，中国自1931年以来，经过十年的“战而不宣”，终于在这一天，对日本、德国、意大利三国同时宣战；

12月11日，德国和意大利对美国宣战；

同日，美国同时对德国和意大利宣战。

值得一提的是，整个“二战”期间，没有一个国家对中国宣战——因为当时中国存在两个政府：重庆的蒋介石政府和南京的汪精卫伪政府。

同盟国只承认蒋介石，所以不会对中国宣战；轴心国只承认汪精卫，所以同样不会对中国宣战。

不过无可避免地，1941年，一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战还是全面爆发了。

在整个过程中，唯一没有丝毫犹豫的，恐怕只有英国了。

当时手里几乎已经打不出牌的丘吉尔，在听到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消息后，激动地流下了泪水，然后说了一句：“好了，这下我们赢了。”

馒头说

说一个1941年12月8日，发生在美国国会的小插曲。当罗斯福发表完演说后，国会审议对日宣战唱名表决。投票结果是：联邦参议院82票对0票通过，众议院388票对1票通过。

没错，众议院居然出现了1票反对票。

投出这票反对票的，是女议员珍妮特·兰金。兰金也参加了美国国会决定是否参加“一战”的投票，她当时投的也是反对票。

因为兰金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她在决定美国是否参加“二战”时的发言是：“作为一个女人，我不能去参加战争，也反对把其他任何一个人送上战场，这不是必需的。我投票反对。”

国会现场对她响起了一片嘘声，当她走出众议院时，民众纷纷向她投掷杂物，以至她之后只能在警察的保护下上下班——当然，没多久，她的政治生涯也画上了句号。

现在回过头看，在国家遭受侵略的时候，反击是理所应当的选择，对已经急红了眼的日本宣战，绝不是兰金所认为的“这不是必须的”行为。

不过，虽然可以给兰金安上“圣母典范”的头衔，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无论观点对错，我们还是要捍卫一个人说话的权利。

1973年，美国国会大厦竖起了兰金的铜像——并不只是为了纪念她当年在“二战”中投出的这一反对票，而是她终身对和平运动的贡献。兰金后来还以86岁的高龄积极参加反越战的游行，并留下一笔遗产用作低收入妇女获得教育的基金。

无论如何，兰金对于和平的渴望，还是应该被承认的。

因为战争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屠杀，而是为了和平。

1944，刺杀希特勒

在诸多刺杀希特勒的行动中，1944年的这一次，应该是最著名的。关于这次刺杀行动，有各种版本的描述。这一次，我们从一个人的视角来感受一下——他就是克劳斯·冯·施陶芬伯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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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德国南部的施陶芬伯格家族，可以追溯到13世纪。

1907年11月15日，施陶芬伯格家族又添了一个男丁，他被取名为克劳斯·冯·施陶芬伯格。没错，他的名字中有一个“冯”字，那是德国贵族的标识——施陶芬伯格的父亲是一名将军，母亲是伯爵。

和所有的贵族孩子一样，施陶芬伯格到了读书的年纪，就被送入私立学校，接受精英教育。

在施陶芬伯格11岁的时候，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尝到了失败的滋味，德皇威廉二世被迫退位，德国成立了共和国，帝制时代结束了。

这个变故，对贵族出身的施陶芬伯格打击颇大，直接改变了他的人生选择——1926年，19岁的施陶芬伯格决定参军，他希望以自己的实际行动，重新振兴家族和国家。

施陶芬伯格

施陶芬伯格加入的是德国拥有悠久历史传统的第十七骑士兵团。三年后，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在一年后升任少尉。

在施陶芬伯格的人生进入上升通道的时候，他所热爱的祖国，却境况不佳：

一方面，德国作为“一战”的战败国，在《凡尔赛和约》的约束下，承受着各种束缚乃至屈辱。但在英法两强同样也只是惨胜的背景下，德国民众认为这不是一种公平的生存状态，民族主义情绪开始慢慢滋生。

另一方面，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开始横扫全球，德国的中产阶级开始大幅度萎缩，大量的工人失业，人们都开始感到迷茫：我们的未来究竟在哪里？

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施陶芬伯格和他身边的很多同胞一样，开始热切地期盼有一位带领德国人民走出泥潭困境的领袖出现——他们真的找到了这样一个人。

1933年，施陶芬伯格和无数热情乃至近乎疯狂的德国民众，用民主的选票，把他们认为的那位“救世主”选上了德国总理的宝座。

那个人，就是阿道夫·希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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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陶芬伯格对希特勒的情感，一开始就有点复杂。

一方面，他非常认同希特勒宣扬的“国家社会主义”，以及高度赞扬希特勒在废除《凡尔赛和约》对德国不合理条款上做的努力。但另一方面，他很反感希特勒在公开场合宣扬的对犹太人的镇压乃至清洗，同时也对希特勒几乎疯狂的作战计划感到无比担忧。

为此，当时的施陶芬伯格虽然加入了冲锋队，但没有加入纳粹党。不过，作为一名军人，他在1939年被从第六装甲旅调到了德军总参谋部，更进一步接近了整个纳粹军队的神经中枢。

也正是在1939年，希特勒一声令下，德国百万大军闪击波兰，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序幕。在德国和苏联的两面夹击下，波兰在一个月后沦陷。

施陶芬伯格对希特勒的这一举动是感到吃惊的，尤其是之后德国直接和英法开战，更让施陶芬伯格感到心慌——他认为自己的祖国并没有做好这样的战争准备。

但和当时很多德国民众及军人一样，德军初期超乎想象的巨大“胜利成果”，让很多人都暂时闭住了嘴巴，施陶芬伯格也把质疑埋在了心里。

虽然德国军队胜利的消息一个接一个地传来，但1941年6月22日的那个消息，还是彻底击碎了施陶芬伯格对希特勒的所有幻想：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出动500万大军，全面入侵苏联。

1933年，施陶芬伯格结婚。他坚持在婚礼上穿军装，因为他坚信军人在任何时候都要穿军装

在西线还没安定的情况下，德国又在东线开辟了一个全新的炼狱战场，施陶芬伯格终于清楚地认识到：疯子希特勒，正在把德国拖向毁灭的深渊。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施陶芬伯格彻底参与了德军秘密反希特勒的地下组织——这个密谋集团其实从希特勒下令吞并捷克斯洛伐克时就已存在，只是施陶芬伯格一直不是核心成员。

在一次德军伤亡惨重的战役之后，施陶芬伯格终于忍不住向自己的一位密友发出了哀叹：“希特勒的大本营里，难道没有一位军官能够用枪杀了那头野兽吗？”

3

事实上，想杀希特勒的人不是没有，而是一直在失败。

从1938年开始，密谋暗杀希特勒的德国军官团体进行了不下10次暗杀行动，但每一次不是发生了意外，就是因希特勒的生性警惕而躲过——希特勒身边不仅戒备森严，而且他经常临时改变自己的行程。

1943年，渴望有人能取希特勒性命的施陶芬伯格，自己差点儿丢了性命。

那是在1943年春天的北非突尼斯战场，几架美国战斗机扫射了一条海岸公路上的一列德军卡车编队，而施陶芬伯格正好就在其中一辆卡车上。

施陶芬伯格从战友的尸体堆中爬了出来，被当时德军的北非军团总指挥隆美尔派人紧急送往医院抢救。他幸运地保住了性命，但失去了自己的左眼、右手，以及左手的两个手指，并且双腿落下了残疾。

这次的死里逃生彻底改变了施陶芬伯格。

在整个治疗过程中，施陶芬伯格拒绝使用任何镇痛剂，他学会了自己穿衣服、洗澡，以及用左手的三个手指写字。1944年春天，他提出要求，希望能返回部队。

施陶芬伯格如此坚毅的表现，在德军后方传开了，也传到了希特勒的耳朵里。希特勒随后就把施陶芬伯格调到了本土兵团担任参谋长——在德军东西两线明显已转到下风的情况下，希特勒需要这样的军人表率。

而施陶芬伯格如此急着返回部队，并不是要继续效忠希特勒，而是通过一次生死关口的考验后，他已经下定了决心：他不想再等别人去终结这个德国的“瘟疫”了，他要亲自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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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任本土兵团，确实给了施陶芬伯格一次机会。

本土兵团的士兵全部驻扎在德国国内，除了负责警戒工作外，还负责德军的征兵和训练。更重要的是，为了防止国内出现叛乱——可见当时已经出现了这样的苗头——本土军团制订了一个以北欧神话中奥丁战神婢女名字命名的“瓦尔基里行动”计划。这个计划具体来说，就是一旦国内发生叛乱，本土兵团有权控制政府的各个部门，以及包括电台在内的通信设施、包括火车站在内的交通设施。

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帮助本土兵团制止发生叛乱的计划，但关键是，如果叛乱就是本土兵团发起的呢？

施陶芬伯格开始物色同谋者。

本土兵团的副司令奥尔布里希特将军表示愿意一起铲除希特勒，但总司令弗洛姆将军不置可否——他不是支持希特勒，而是担心叛乱失败后，遭到希特勒的报复。而那些一直对希特勒心存不满的德国军官也分成了两个阵营：一方毫不犹豫地加入了施陶芬伯格的谋杀集团，而另一方害怕遭到报复，表示拒绝。

为此，施陶芬伯格甚至还去找过在北非共过事的隆美尔。隆美尔和施陶芬伯格是同一天生日，两人算是有缘。但隆美尔并没有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

不管怎样，德军的内部早已不是铁板一块。

就在筹划酝酿的时候，1944年的夏天来到了，战局对德国而言越来越糟糕：在东线，苏联红军已经攻入了波兰，逼近德国本土；在西线，盟军通过诺曼底登陆，已经在德国人的后院站稳了脚跟。

斯大林格勒战役是整个“二战”欧洲战场的转折点，德军与其仆从国折损150万兵力，苏军由此开始转入攻势

施陶芬伯格知道，不能再等了。

1944年7月11日，施陶芬伯格第一次决定实施暗杀。

当时，他得到了一个和希特勒待在一起的机会，他的身上带了一个炸弹，和希特勒与戈林一起待了半个小时。但是，施陶芬伯格没有拉响炸弹，因为当时党卫军头子希姆莱不在场——施陶芬伯格希望一次性将这三个人一起炸死。

从左至右依次是：希姆莱、希特勒、戈林

7月15日，施陶芬伯格决定实施第二次暗杀。

在那场会议中，戈林和希姆莱都不在。施陶芬伯格离开房间打电话通知伙伴，说不管另外两人是否在场，他都决定要炸死希特勒。但是，当他返回会议室时，希特勒已经离开了。

两次失败后，施陶芬伯格有点心急了。

但好在，他毕竟是暗杀集团中唯一可以近距离接触希特勒的人，机会还是有很多的。

7月19日，施陶芬伯格接到了通知：7月20日下午1点，到希特勒当时藏身的地穴“狼堡”，汇报编组新的“人民步兵师”的进展情况。

这张照片摄于1944年7月15日，地点就在希特勒总部“狼穴”。由左至右分别为施陶芬伯格、希特勒和威廉·凯特尔，与希特勒握手者为卡尔·博登沙茨。此时施陶芬伯格的公事包里便放有炸弹，但这次他并未引爆

这一次，施陶芬伯格决定，无论如何都要下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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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7月20日，施陶芬伯格期待改变历史的一天，终于来到了。

这一天的上午10点15分，施陶芬伯格和副官哈夫登抵达“狼穴”附近的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