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头游走，帮助一切可以帮助的中国人。

据幸存者李世珍回忆：“有一个家族里的37个人，被日本兵抓住了，全被绑好了跪在地上。（日本兵）准备砍头的时候，拉贝刚好经过，他就和日本兵交涉，最后把这37个人都带走了。后来这个家族的人都说，如果没有拉贝，他们整个家族就灭亡了。”

无论如何，安全区的设立，毕竟给当时人间地狱一般的南京保留了更多生存的可能。拉贝四处奔走，利用纳粹党的身份和多重政治力量向日本方面施压，最终迫使日军打开封锁，允许安全区能运进粮食等生活必需品。

在拉贝后来写给希特勒的报告中，他这样说：“日本人有手枪和刺刀，而我……只有纳粹党标志和我的袖章。”

6

1938年2月，应西门子公司的要求，拉贝还是要回国了。拉贝回国的时候，还将一个中国飞行员乔装成佣人，转道上海送到香港。

而拉贝回国有自己更重要的目的：他想拯救更多的中国人。

回到柏林后没多久，拉贝就开始给希特勒写信，提交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告，并在德国放映他拍摄的反映南京大屠杀真相的一些电影胶片和展出照片。

拉贝很快等到了结果——盖世太保登门找到了他，没收了他的纪录片胶卷。

在盖世太保的“教育”下，拉贝只能写信给希特勒做出保证：“我将谨遵此项规定（指不得做报告、出书、放映有关日军南京暴行的影片），因为我并无意和德国的政策以及德国当局唱反调……坚定地追随和忠实于您！”

原本期待希特勒能对日本做出干预的拉贝，开始被迫陷入了沉默。

但等待他的厄运还没有结束。

1945年，德国战败，因为纳粹党员的身份，拉贝先后被苏联和英国逮捕，甚至被投入了监狱。

1946年，在证实拉贝完全没有参与纳粹的作恶后，同盟国法庭宣布他无罪释放。但是，那个时候西门子公司已经同拉贝解约了（应该和拉贝的纳粹党员身份有关），64岁的拉贝开始衣食无着，生活拮据。

拉贝开始当一个拆卸搬运工，每天工作12个小时，生活艰辛。因为缺钱，他甚至开始典卖从中国带回来的瓷器。

7

中国人没有忘记拉贝。曾经被拉贝庇护过的中国难民都站出来为拉贝说话。一位叫伍正禧的人说的话代表了大家的观点：“不管拉贝是不是一个纳粹党员，都改变不了我们对他的看法，因为他是我们的救星。”

1948年，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和一些南京市民，开始每月给拉贝寄钱和食物，南京国民政府甚至承诺：只要拉贝肯来南京，政府将终身为他提供住房和养老金。拉贝曾回过两封信，表示南京人民的友好支援使他得以重新树立起对生活的信心。

但没多久，1950年1月的一个晚上，因为中风，拉贝与世长辞。

拉贝的身后事，也让人感到有些凄凉。拉贝的墓地位于柏林威廉皇帝纪念堂墓地。1985年，由于墓地租用到期，无人续租，管理部门便拆除了拉贝的墓碑。中国方面曾与柏林市政府多次沟通，希望柏林能将拉贝墓地列为历史名人墓地予以免费长期保留，但被婉言拒绝。

南京的拉贝故居

2005年，一群中国留学生自发捐赠，为拉贝塑了一座雕像。后来，拉贝的长孙托马斯·拉贝与中国驻德大使馆联系，希望能在拉贝墓地的原址重修墓碑。为此，南京市政府特批105万元作为专项资金，用于40年墓地租赁和墓碑的制作及运输费用。

2013年12月11日，在柏林西郊，拉贝墓地的落成典礼举行。中国驻德大使史明德在典礼上表示：“我们今天站在这里，是为了共同缅怀中国人民的朋友和恩人，是为了共同回忆那场战争给世界各国人民造成的空前劫难，是为了共同纪念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为捍卫人类尊严和赢得世界和平团结奋战的历史壮举。”

在1937年的南京，贝拉家院子里的中国难民，称他们的恩人为“活菩萨”。而贝拉可能更喜欢后人给他的另一个称号：中国的辛德勒。

馒头说

毫无疑问，拉贝是伟大的。

但同时，他也是矛盾的。矛盾的根源，在于他的纳粹身份。

按照埃尔温·维克特所著的《约翰·拉贝——南京的德国好人》一书中的说法，拉贝在1934年为了在南京给西门子员工的孩子建一所德语学校，为争取经费才加入了德国工人党（即纳粹的前身），但事后的各种信件表明，他对希特勒还是忠心耿耿的——当然，当时德国像拉贝那样被蛊惑的人成千上万。

但同时，他在1937年南京城中的所作所为，却一点都不像我们想象中的纳粹。和拉贝一起在安全区工作的美国医生威尔逊甚至感慨：“因为拉贝，我居然开始对纳粹有点好感了！”

但也正是因为纳粹的身份，拉贝饱受折磨：一方面，他必须忠于自己的党员身份，将对南京大屠杀的愤怒压抑进心底；而另一方面，在战后清算时，他又因为曾经的纳粹身份而受到牵连。

1946年，宋美龄邀请拉贝出席远东军事法庭，以证人的身份为南京大屠杀作证，考虑再三，拉贝还是拒绝了。

那一刻，拉贝应该是痛苦的：自己希望世人得知的丑恶行径终于得到曝光，但因为党员的身份和对所谓“元首”的承诺，他却不能甚至不愿成为证人。

好在，《拉贝日记》还是完好无损地被他保存了下来。经后人公布，那些翔实客观的记录，成为控诉日本人在南京暴行的最有力证据之一。

这个关于拉贝的故事，感人却又耐人寻味——原本象征邪恶的纳粹党旗，却一度成了无数中国人的庇护，而拉贝一边行着纳粹礼，喊着“嗨！希特勒”，一边救下一个又一个即将遭受屠杀的中国人。

但事实上，也不用如此纠结。无论拉贝是不是纳粹党，无论他内心是否真的认同纳粹的理念，但在1937年，在南京，在那一个个真实的时刻，拉贝放下的是头衔和身份，遵从的是自己的内心——一个善良人的内心。

在南京那段让人不忍回忆的日子里，拉贝和很多留在南京的外国人士一样，展现的是普通却又伟大的情怀，展现的是人类面对残忍和血腥而被激起的善良和抵抗之心——在拉贝的身后，还有魏特林、辛德贝格、鲍恩典……还有后来悔过的，当时日本第十六师团二十联队上等兵东史郎。这些人用文字、口述、回忆录的形式，记录了当时禽兽军团的那些恶行，铁证如山，不容篡改！

感恩，与身份无关。

铭记，与宽恕无关。

猎杀山本五十六

不少人都认为，当“二战”中日本自不量力地去招惹美国的时候，军部中其实是有一批清醒的人的，他们认为日本这么做是自取灭亡。但是，这批人是真的热爱和平吗？是真的希望结束战争吗？

1

1943年4月18日上午，9点35分。

西南太平洋所罗门群岛的上空，忽然出现了两架“一”式陆攻机，以及呈拱卫态势的6架“零”式战斗机。看这群飞机的态势，是在寻找机场准备降落。

而就在此时，云层中忽然出现了8架美式的P–38“闪电”式战斗机。

在这个空域，美军飞机几乎从来没有出现过。

一瞬间，6架“零”式战斗机迅速爬升，勇猛地冲向了8架美军战机。

而这时候，下面的云层中忽然又钻出了4架P–38“闪电”式战斗机——它们并没有向“零”式战机扑去，而是开始向那两架“一”式陆攻机俯冲。

这4架“埋伏”的美军战斗机，显然就是冲着那两架陆攻机去的。

6架“零”式战斗机发现另外4架美机后，顿时队形散乱，其中有3架完全不顾会被美机击落的危险，不要命般地掉转机头，向那4架P–38“闪电”式战斗机扑去。

电光石火之间，已经晚了。

虽然其中一架舷号为“T1–323”的日本陆攻机迅速拉低飞行高度，贴着岛上的树林飞行，但还是被紧紧咬住它的P–38“闪电”式战斗机机关炮轻易击中，起火，随后坠落在丛林深处。

从日本“零”式战斗机拼死保护的架势来看，陆攻机上面，肯定坐着大人物。

只是除了美日双方的一些特定人员外，当时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当时坐在飞机上的，居然是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

没错，就是那个一手策划偷袭珍珠港的山本五十六。

2

山本五十六出生于1884年4月4日，是新潟县长冈市一个武士家庭的第六个儿子。他的父亲高野贞吉在得到这个儿子的时候，已经56岁了，所以就任性地给他取名为“高野五十六”——“山本”是这个儿子父母双亡后，因为母亲家没有子嗣，在29岁时继任的娘家的姓。

山本出身的家庭是一个典型的武士家庭，他父亲的一言一行，对他的性格养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比如山本五十六10岁那年的“元服”仪式（日本男子的成人礼），父亲用武士刀划伤他的双腿12次。

1893年，9岁的高野五十六（中）与五哥高野季八（左）和大他18岁的姐姐高野（高桥）嘉寿子（右）合影

武士家庭出身的山本五十六，“从军”肯定是第一志愿，只是他没有进陆军学校，进的是海军学校。

1901年，17岁的山本五十六以第二名的成绩考入江田岛海军学校。三年后毕业，以少尉军衔上了“日进”号装甲巡洋舰，参与了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

在那场奠定日本海军所谓“荣光”的日俄“对马海战”中，山本五十六左手的食指和中指被炸飞，从此留下了一个“八毛钱”的绰号——日本的艺伎会给客人剪指甲，一个指头收费1毛钱。一般人需要付1元，而山本只需要付8毛。没错，就是因为山本五十六经常出没于烟花柳巷，才会让这个绰号在日本海军中传开。

事实上，如果不是因为山本五十六后来有过好几段重要的留洋经历，他很可能就走上了和很多其他日本海军军官差不多的轨迹：平时严格训练，闲时狎妓取乐，以身为大日本帝国的海军为荣，但同时也未必知道海军未来的发展方向究竟是什么……

1901年11月至1904年11月，山本五十六（二排左六）在江田岛海军学校学习，这是与同学和教官的合影

山本五十六与别人不同的第一个特点，是他开过眼界。

1919年，35岁的山本五十六被公派到美国哈佛大学学习。这段留美的经历，包括后来他在美国做日本驻美大使馆海军武官的三年，都给山本五十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社会地位方面，美国女性居然也可以读大学；富足程度方面，美国的白砂糖居然不是配给制，可以随便买；工业化程度方面——这是给山本印象最深刻的——从汽车工厂到炼钢厂，从矿山到油田，他深刻领教了美国强大的工业能力。

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这段留美的经历，就没有后来的偷袭珍珠港。因为一般人被震撼，也就震撼了，但山本肯动脑子。

3

肯动脑子，是山本五十六的第二个特点。

当时野心勃勃的日本海军，正受到《华盛顿海军条约》的束缚。当时的海军依旧是战列舰称霸大洋的时代，各国战列舰的主炮口径和船的吨位都越造越大，使得建造和维护成本到了大家都难以承受的地步。

为此，1922年在美国华盛顿会议上，当时的世界海军五强——英国、美国、日本、法国、意大利共同约定：大家造的主炮口径都不能超过16英寸（约合40.64厘米），战列舰吨位不能超过35000吨，而且英、美、日、法、意五国舰队的主力舰（战列舰和战列巡洋舰）的建造数量比例为10∶10∶6∶3.5∶3.5。

就像现在核强国约好大家等比例削减战略核武器一样，当时日本的海军被牢牢框死在“6”上。

别人被框死也就框死了，但当时已经官至海军大校的山本五十六，把眼睛瞄上了海军航空兵——你们没有限制我们发展空军啊。

虽然山本五十六一直是强硬的“舰队派”，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当时全世界第一批注意到飞机在现代海战中作用的人。为此，他还把自己的炮术专业改成了航空兵专业，并在日本的霞浦航空队做教官兼副队长——当时已经40岁的他以身作则，自己每天都做飞行训练，而且水平很高，整个霞浦航空队的战术水平一下子就被提了上来。

1929年，45岁的山本五十六已经升到了少将军衔，并且以海军第一航空队司令官的身份参加了在伦敦召开的第一次伦敦海军军备会议。在那次会议上，英国和美国再一次对包括日本在内的海军五强的战列舰吨位做出限制。

当意大利还在抱怨英国和美国不想让自己发展战列舰的时候，山本五十六已经暗地里向德国购买制造俯冲轰炸机的技术，并且给当时的海军次长末次信正提出明确建议：“被迫接受劣势比例的帝国海军，在同优势的美国海军作战一开始，就只能以空袭的方式给敌人一记痛击。”

到了1934年，第二次伦敦海军军备会议召开预备会议的时候，50岁的山本五十六已经成为海军中将，并成了日方的全权代表。在那场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