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张学良对郭松龄佩服得五体投地,张作霖曾说:“我儿子除了不肯给媳妇,其他什么都肯给郭松龄。”
在郭松龄的辅佐下,张学良打了很多大胜仗,也树立了在奉军里的威望。张作霖对这对组合是很满意的。
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张学良在郭松龄的指导下获得了山海关大捷。郭松龄居功至伟,战后想要个“安徽督军”头衔,但张作霖最终把这个头衔给了姜登选。郭松龄立了大功,却最终什么也没得到。
张作霖觉得自己没做错什么。在他看来,东三省早晚是张学良的,而张学良和郭松龄那么好,“穿一条裤子都嫌肥”,所以早晚东三省什么都是他们俩的,还给什么给?
但他没想到郭松龄什么都不错,就是心胸狭隘,对这一次的分配,他怀恨在心。祸根就此埋下了。后来,郭松龄率7万奉军精锐起兵倒奉,大大挫伤了奉军的实力,也间接造成了后来的张作霖皇姑屯殒命。
6
说到皇姑屯,就要说到日本人。
关于张作霖究竟是“亲日派”还是“抗日派”,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
其实从做营长开始,张作霖就一直在刀尖上跳舞——逼着他跳舞的,不仅仅有日本人,还有俄国人。
1904年日俄战争开始,张作霖先是帮俄国人打仗,然后被日军俘虏,遂发誓要帮助日本人。所以日俄战争结束后,张作霖原来3个营的部队,在日本人的帮助下,扩充到了5个营。
但从此,张作霖也被日本人这块甩不掉的狗皮膏药黏上了。
当时日本人对张作霖的态度,分为两派。
一派认为,张作霖是日本策划“满蒙独立”的最大障碍,一定要除掉他。这一派的代表是日本参谋本部(二部)、日本关东都督和日本浪人川岛浪速等。
另一派认为,实现“满蒙独立”,应该利用张作霖,张作霖是日本最好的帮手,应该鼓动张作霖独立,日本便可兵不血刃地占领东北。这一派的代表是日本参谋本部次长田中义一、日本外务省和日本驻奉总领事等。
两派互不联系,各自活动。但能让日本人分为这样截然相反的两个派别,可见张作霖的手腕。
张作霖对日本的态度就是:表面答应,实则抗拒。事前承诺,事后反悔。实在不行,就去找俄国人说日本人要扩张势力,请求干预(受俄国压迫时也会去找日本人)。
一方面,张作霖非常希望得到日本的军火和军队协助,所以他确实也出让了不少东三省内的利益。但另一方面,他又不断教育子女:“成则王侯败做贼,都没关系,混出名堂就好。但就是有一点:坚决不能做汉奸!那是要死后留骂名的!”
东北老百姓一直流传着一个传说:张作霖有一次出席日本人的酒会,酒过三巡,一位日本的名流力请大帅题字——他知道张作霖出身绿林,识字有限,想当众让他出丑。
张作霖发妻赵氏带着张学良,与日本领事夫人们合影
但张作霖抓过笔就写了个“虎”字,然后题了落款,在叫好声中,掷笔回席。
那个日本名流一看落款——“张作霖手黑”,顿时笑出声来。张作霖的随从也很尴尬,忙小声提醒他:“大帅,是‘手墨’,不是“手黑”,下面少了个‘土’……”
张作霖瞪眼睛就骂:“妈了个巴子的!我还不知道‘墨’字怎样写?对付日本人,手不黑行吗?这叫‘寸土不让’!”
北伐战争时期,张学良曾劝张作霖不要和南方打仗,因为日本人会抄奉军的后路。
当时张作霖大怒,拍桌子叫道:“妈了个巴子的!我有30万东北军,我才不怕日本鬼子!他撑死了在南满有13000人,要想收拾他,我把辽宁各县的县长、公安局长召集起来开个会,三天就把他的铁路扒了。东北军先打重镇大连、旅顺,他13000人怎么跟我打?我怕什么日本鬼子?”
对这段话,当时不少在现场的奉军军官都有印象。这段话显示出张作霖无论是对日本人的军力判断还是应对措施,都明显有心理准备。
但1925年的郭松龄倒奉事变中,张作霖真的被逼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郭松龄虽然早就对张作霖心存不满,但直接的导火索,就是他在日本得知了张作霖准备答应日本人一系列出卖国家主权的条款(其实以张作霖的脾气,多半又是骗日本人),换取日本人军备去进攻冯玉祥的国民军。
郭松龄起兵倒奉之后,一方面是因为“郭鬼子”确实会打仗,另一方面又是因为他统率的都是奉军精锐,所以一路势如破竹,直逼奉天。
日本人当时觉得找到了机会。他们先是去找当时占据优势的郭松龄,承诺关东军出兵相助,但事成后要郭松龄听命日本。郭松龄断然拒绝。
但当时已经准备下野的张作霖,最终接受了日本人的一系列要求,签订了《反郭密约》。
结果,日本关东军一方面严格限制郭松龄部队,给张作霖以喘息之机,集结部队,到最后巨流河大决战的时候,日本人更是直接以炮兵部队介入。郭松龄最后兵败被杀。
郭松龄叛乱被平息,日本人拿着《反郭密约》来找张作霖兑现诺言,张大帅倒也毫不含糊——全部反悔,概不执行!
那一次,是真正惹恼了日本人。
三年后的1928年,军事失利的张作霖退回关外,日本人终于等来了暗杀的机会,旧仇新恨一起算。
皇姑屯一声巨响,张作霖身负重伤,送回官邸4小时后身亡。
年仅53岁的“东北王”,就此殒命。
馒头说
民国时期的大军阀,其实个个都很难一言以蔽之,无论段祺瑞、吴佩孚,还是冯玉祥。当然,里面比较突出的一个,是张作霖。
从土匪做起,到最后问鼎中原,张作霖的一生绝大部分是辉煌的。但是,依我个人来看,却也觉得他很可怜。
为什么可怜?因为他的一生,是充满矛盾的一生。虽然贵为“东北王”,却身处俄国和日本两个穷凶极恶的邻居夹击之下;不想做汉奸,但又不能不做出妥协让步,时时刻刻在刀尖上跳舞。
英籍澳大利亚人加文·麦柯马克(西方研究东北亚问题的专家),在他的著作《张作霖在东北》一书中说:“就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而言,张作霖比一个纯粹的傀儡还多些什么;但又比一个民族主义者少些什么。”
这正是张作霖尴尬的地方。
但有一点必须承认的是,在张作霖的治下,东三省拥有当时全国罕见的兵工厂、空军部队,并且在俄日两强的夹击下,没有使东北的一寸土地沦丧。
也正是因此,更凸显了他的可怜之处:在他一命归西后才三年,他苦心经营大半辈子的东三省的80万平方千米国土和所有财富,在不到半年之内,就全部落入日本人之手。
唉。
他当过两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你却未必了解他
这个人,我相信每个人对他的名字都挺熟悉的,但同时,又对他挺陌生的。在整个民国的前半段历史上,他可谓是个知名人物。但他到底做了些什么?他后来怎么样了?甚至,他是个好人还是坏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民国时期,我们最熟悉的陌生人。
1
1914年5月26日这一天,袁世凯决定成立一个叫“参政院”的机构。
为什么要成立这个机构呢?因为袁世凯在此之前,为了进一步集中自己作为总统的权力,已经解散了国会,在5月1日公布了《中华民国约法》。其中规定,国家的立法机关以后叫作“立法院”。立法院还没成立之前,由参政院代行职权。
这个参政院听上去挺厉害,其实没什么大用——直到袁世凯去世,立法院都没成立,在袁去世后,这个机构就被裁撤了。
但是,袁世凯任命的第一任参政院院长,却是大有来头。
他的名字叫黎元洪。
对于这个名字,读过中学历史教科书的人都很熟悉——武昌起义成功后,革命党从床底下找出了当时的新军协统(旅长)黎元洪,拿枪顶着他做了湖北军政府的都督。
黎元洪
在整个武昌起义乃至辛亥革命中,黎元洪就给人留下了这样一种印象:窝囊、骑墙、唯唯诺诺、一事无成。
但是,从一开始,这个逻辑链似乎就有点卡:革命党人抛头颅洒热血打下了武汉三镇,为什么要拿枪顶着一个窝囊废去做都督?他们不能推选自己人吗?
这个黎元洪,到底何德何能?
2
黎元洪出生于1864年10月19日,老家是湖北汉阳府黄陂县木兰乡。
按照后人的记载,说黎元洪“素怀大志,富有革命思想”,但这个恐怕也只是黎元洪成名之后的一种说法而已。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黎元洪幼年贫苦,饿肚子的时候,甚至要到别人家地里偷萝卜吃。不过吃完后,细心的黎元洪和别人不一样——他会把萝卜叶子重新插在地上,做成伪装。
在那个考科举还是唯一成功道路的时代,黎元洪对“考功名”却没什么兴趣。1883年,19岁的黎元洪凭借读过几年私塾的底子,考上了天津水师学堂。
天津水师学堂是李鸿章创办的一所新式学校,目的就是给北洋舰队培养人才。1888年,24岁的黎元洪毕业,到北洋舰队的“来远”舰上实习。
也正是在那个时候,当时的两广总督张之洞觉得,广东作为中国的门户,也应该有一支自己的舰队。于是他就向福州船政局订制了4艘军舰,第一艘下水的军舰叫“广甲”舰。有了船,没人开可不行,张之洞和李鸿章一商量,从天津水师学堂要来一批学员,其中就有黎元洪。
“广甲”舰虽然也号称巡洋舰,却是木头壳子的
1890年,26岁的黎元洪因为学的是轮机管理,于是成了“广甲”舰上的“三管轮”。“广甲”舰原来的任务挺轻松的:负责在天津到广东一带沿海巡逻。1894年,“广甲”舰受命往北方运送一批物资,到了北方,立刻就被李鸿章以“战事吃紧”而征用。
黎元洪和他的“广甲”舰,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参加了悲壮的甲午海战。
3
“广甲”舰和黎元洪的命运,在甲午海战中甚是离奇。
甲午海战是一场中日铁甲舰之间的较量,作为以木壳为主的“广甲”舰,本来参战就是不合适的,战端一开,“广甲”舰管带吴敬荣就未战先怯了。
当和“广甲”舰一起编组行动的“济远”号率先掉头逃跑的时候,“广甲”舰也决定掉头就跑,结果因为太匆忙,居然在大连口那里触礁搁浅了。等日舰追上来的时候,管带吴敬荣决定炸掉舰船后分头逃命,船上的人只能纷纷跳海,各自逃生。
“广甲”舰触礁的地方,离岸边还有相当长一段距离,一般人哪怕是水手,也挺难游过去的。当时和黎元洪一起跳下水的,一共有12个人,结果淹死了8个,黎元洪是4个幸存者之一。
倒不是黎元洪的泳技高超或体力惊人,而是他在此之前就和别人想得不一样——他自费买了一件救生衣。
上岸之后的黎元洪从大连跑回了天津,结果立刻被相关部门关押,隔离审查。
审查了三个月,实在查不出什么,因为不是黎元洪带头逃跑的,他也没做错什么事,而且“广甲”舰本来就是被“拉壮丁”来帮忙的。最终,黎元洪被无罪释放。
但是,北洋舰队已经全军覆没,水师学堂出身的黎元洪再也没有了用武之地,从此就告别了海军。
4
甲午一败,惊醒诸多梦中人。
“自强练兵”的观念,终于开始成为晚清政府各个阶层力量的共识。当时的张之洞决定在南京编练“自强军”,发文招纳水师学堂的人才,当时31岁的黎元洪在天津听到这个消息,赶到南京去应聘。
黎元洪从水师学堂毕业,又有实战经验,做事稳妥,很快得到了张之洞的赏识。张之洞一开始让黎元洪监工炮台的建设(也算是从海军过渡到陆军),黎元洪完成得非常出色,随后张之洞又任命他为炮台的总教习官。
等到张之洞要回任湖广总督的时候(他当时是接替刘坤一代任两广总督),已经练成了2000名完全按照新式方法训练的新军。张之洞向刘坤一表示,自己要带500名“种子”回到湖北继续编练新军,而作为其中一枚重要的“种子”,黎元洪随着张之洞回到了湖北。
位列晚清名臣之一的张之洞
张之洞确实堪称黎元洪的领路人。他欣赏黎元洪,也一直在着力培养他,表现之一就是从1898年开始,派黎元洪去日本学习、考察。从1898年到1901年,黎元洪曾三次考察日本,其中有一次是专门去日本学习军事。
在考察日本之外的时间里,黎元洪就在不断地编练湖北新军。当时张之洞编练新军其实就靠手下的两个人,一个是张彪,另一个就是黎元洪。
张彪的业务能力不强,级别虽然比黎元洪高,但整个湖北新军的编练,靠的就是黎元洪。
那么,黎元洪编练出来的湖北新军,水平究竟如何?
1906年,清政府在河南彰德举行了一次秋操,派了袁世凯和铁良(当时的兵部侍郎)前来校阅。演习的双方,一方是由河南和湖北新军组成的“南军”,由张彪和黎元洪统领;另一方,是赫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