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荷兰大使馆避难。

第12天，溥仪再次宣布“退位”。

这一年，溥仪还不满12岁。第二次“落”就这样来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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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意义上讲，被张勋“顶”上王位12天后退位，也不算什么“落”。因为溥仪本来就已适应了紫禁城“逊清小朝廷”的生活。

真正的第二“落”，是“落”在1924年。

张勋的复辟，与其说是让溥仪的清廷皇室得到了一个上位的机会，倒不如说是给了各大军阀一个借口：哦！原来你们还不老实，那么就别怪我们不客气！

1924年10月22日，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的直军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突然率军杀回北京，软禁了我们历史书上著名的“贿选总统”曹锟。

这事情，本来和溥仪也没什么关系。但冯大将军不知道怎么就忽然决定，去他的《皇室优待协定》，老子要进紫禁城！

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派兵进入紫禁城，直接对溥仪下了“逐客令”。

这个事件，史称“北京政变”。

这一年，溥仪18岁。他真正体会到了流离失所的感觉。11月29日，溥仪逃进了日本公使馆。这一次逃离，对溥仪一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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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25年2月开始，溥仪先后住在天津租界的张园和静园。这时候的溥仪，就有点像金庸《天龙八部》里的慕容复了，整天满脑子的念头，无非“复国”二字。

为此，溥仪花了大价钱开始打扮自己，从头到尾，全盘西化，开始带着自己的一妻一妾——1922年，溥仪立了婉容为“后”，立了文绣为“妃”——开始频频出入各种社交场所。

溥仪和婉容

从中国国内的军阀吴佩孚、段祺瑞，到各国的公使，对溥仪都很客气，都尊称他为“皇帝”。但过了一段时间，溥仪就渐渐发现有些不对：大家都对我很客气，但都只是表面的寒暄而已！他们都有自己的目的！客气能当饭吃吗？客气能复国吗？

这时候，溥仪想起了一个国家。这个国家，从他被赶出紫禁城开始，就不断在自己国内刊发各种报道他的文章，不断表示对他的遭遇的同情。

这个国家，名字叫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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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其实早就盯上溥仪了。为此，他们特地派出了最得力的特务“王牌”——土肥原贤二。（关于他的故事可见《历史的温度2》中《“土肥圆”和“土肥原”》一文）

土肥原贤二找到溥仪，游说他的理由只有一个，但非常有力：你不是想复国吗？我给你一个帝国，你来当皇帝！

对那个时候的溥仪来说，很难再找出比这更有诱惑力的条件了。对于身处租界的他，无权，无势，无兵，也就有点从紫禁城带出的珍宝，凭什么对得起列祖列宗，把丢失的江山再拿回来呢？

1935年，溥仪以“满洲国”皇帝身份访问日本，与日本天皇同乘阅兵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国东北沦陷在日本的铁蹄之下，时机终于成熟。

1931年11月，溥仪在土肥原贤二的帮助下，一路潜行至东北。

1932年，“满洲国”建立。两年后的1934年2月28日，溥仪成为“满洲国”的执政。

3月6日，溥仪与日本签订了《汤岗子温泉密约》：“满洲国”的治安和国防靠日本，铁路、港湾、水路、航空路靠日本，“满洲国”中央和地方的官署任用日本人。“满洲国”就是一个赤裸裸的傀儡国。

自左上顺时针方向依次为：日本裕仁天皇、溥仪、蒋介石、斯大林。这四个人，被《时代》周刊评为当时“最能影响亚洲格局”的四个人

但溥仪不管这些。1934年，“满洲国”改称“满洲帝国”，溥仪成为“满洲帝国”的皇帝，兼任陆海空军大元帅。

这一年，溥仪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迎来了人生的第三次“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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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起”维持了11年，又该轮到“落”了。

转眼就到了1945年，日本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1945年8月10日，离日本无条件投降还有5天，溥仪被通知：赶紧从长春紧急转移至中朝边境城市通化。

溥仪开始亲自监督“打包”——那些从紫禁城带出来的珍贵文物，一共装了57只大木箱。

8月17日，溥仪乘飞机抵达沈阳机场，准备飞往日本，但一直耽搁到了8月19日——所以后来有一个说法，说其实是日本人把溥仪“出卖”给了苏联人。

但不管怎么说，8月19日凌晨，苏联的空军“神兵天降”沈阳机场。

在候机厅，苏联士兵发现有20多人坐在那里。候机厅的桌子上，有果汁、啤酒，甚至还有威士忌。看到苏联士兵出现，所有人都紧张地站了起来，除了一个人。

那个人，就是溥仪。

他是“满洲国”的皇帝嘛。

但最终，溥仪还是站了起来。在苏联士兵的缴械要求下，他从沙发垫下摸出了一把手枪——当时在场的人以为他要自杀，但事实上他并没有。

溥仪被苏军带走时的情景

在确保自己不会被当场枪毙之后，溥仪明显镇定了很多。他向苏联军官介绍了他的“内阁”成员，以及说出了“满洲国”政府文件藏匿的地方。

然后，他人生的第三次“落”又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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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0日，在苏军的押送下，溥仪等9人前往苏联，先后被关押在赤塔的莫罗科夫卡收容所、伯力红河子看守所、第45特别战俘收容所等处。这一关押，就是五年。

其实，在苏联的“囚禁”生活并不差。莫罗科夫卡收容所甚至专门为溥仪举行了一个小型宴会。

在吃的方面，溥仪这些人每天有四餐，早餐有面包和各种点心，配咖啡和茶；午餐至少两菜一汤；下午三四点钟有“下午茶”；晚餐常吃西餐，内容更为丰富，有牛舌、牛尾、果酒、点心等。

当苏联人知道溥仪会弹钢琴后，还特地给他搬来了一架钢琴。

当然，能得到这样的待遇，溥仪不是没付出过代价。溥仪有一块白金外壳的长方形手表。刚到苏联时，一位苏军军官伸出了自己的手腕——上面空空如也——朝溥仪笑了笑。溥仪立刻心领神会，把表摘下，送给了这名军官。

在伯力红河子看守所，必须让苏方代管物品。登记时，看守所所长看到溥仪的一条项链非常漂亮，他说了一句：我如果能送给我妻子这样一条项链，那该多好啊！

溥仪二话没说，就把这条项链送上了。

当然，溥仪也有自己的诉求：“共产党和国民党谁战胜了谁，都对我没有什么好处。我只能留在苏联。”所以，他一直申请留在苏联。

可是，苏联拒绝了他。理由是：“如果中国内战国民党战胜了，我们还有理由把你留在这儿。现在共产党赢了，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了。”

1950年8月1日，溥仪被遣送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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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遣送回国后，溥仪最担心的，是被直接处决。让他心中石头落地的，是1956年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溥仪这些人，在处理方式上，只能逐步地改造，而不能简单地处决。”

这句话，让溥仪一下子放心了。随后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他安心度过了三年。在这三年里，他写了自己前半生的自传《我的前半生》。

1959年9月，刘少奇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特赦令》。这是新中国的首批特赦。对于这次的特赦，溥仪根本没抱任何希望，因为他觉得，只有“官小的，罪恶小的，才有可能被首批特赦”。而他认为自己属于“罪大恶极”。

因为他是皇帝嘛！

然而，溥仪怎么也不会想到，在1959年12月4日公布的首批特赦名单上，“爱新觉罗·溥仪”居然是特赦的001号。

不仅如此，1964年，溥仪担任了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原以为人生已经跌到谷底的溥仪，居然迎来了第四次“起”。

哪怕是1966年开始的十年浩劫，因为周恩来特地把他列为保护对象之一，所以溥仪没有遭受到任何冲击。否则，以他的身份，没有人敢想象会遭遇怎样的下场。

因为他是皇帝嘛！

只是，溥仪随即遭受了人生第四次“落”，不是因为任何人为因素，而是来自病魔。

1967年，溥仪被诊断患有尿毒症。周恩来亲自打电话指示，一定要把溥仪的病治好！

然而，天命如此。

1967年10月17日，经历了反复和挣扎，61岁的溥仪，以中国的最后一位皇帝的身份，告别人世。

馒头说

1988年，由贝托鲁奇导演，尊龙、陈冲、邬君梅、彼得·奥图出演的电影《末代皇帝》，成了第60届美国奥斯卡金像奖的最大赢家——囊括了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等在内的9项大奖。

溥仪的一生之所以能拍成电影，电影能囊括那么多奖项，绝不仅仅是因为他“末代皇帝”的特殊身份，更在于他跌宕起伏的一生。世界各国，各朝各代，那么多末代皇帝，为什么溥仪那么受关注？因为他恰恰经历了亚洲乃至整个世界最风云多变的年代。

说他无辜吗？确实无辜。不到3岁即位，从来就没有过实权，怎么可能掌控偌大的大清帝国？

说他真无辜吗？其实也未必。当成年后有了判断能力，为何又甘心当个“儿皇帝”？

或许，还是用周恩来那句总结比较合适：“你当皇帝的时候才两三岁，那时的事不能让你负责。但在伪满时代，你是要负责的。”

双面张作霖

在中国近代史上，张学良获得的关注度远远超过张作霖，但谁都认可一件事：没有这个老子，就不会有那个儿子，这绝不仅仅是指生理遗传上。张作霖这个人物，从小小土匪做起，最终成为中国实际的最高掌权者，仅仅用一个“军阀”来形容他，肯定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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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张学良的说法，他们张家的祖籍是河北大城。

据《大城县志》记载，张作霖祖籍河北省大城县南赵扶镇冯庄。直奉大战期间，张作霖曾返乡认祖，但族中老人反对。

一个说法是，因为张作霖年轻时当过“胡子”（土匪），有辱门风。另一个说法是，当时正值直奉大战，族中老人担心万一直系失败，吴佩孚会迁怒族人。总而言之，张作霖未能归宗，他一直对此耿耿于怀。

其实，张作霖的生活，和河北并无关系。因为生活困苦，张作霖的先祖张永贵从河北跑到了东北，从事农业开垦。到了祖父张发时，已经比较富裕了。但传到张作霖的父亲张有财一辈，张有财好赌、吸毒，最终因欠赌债，被债主害死。

张作霖与第五个儿子张学森（左）、第六个儿子张学浚（右）合影

1875年出生的张作霖，那一年13岁，家境破落。

此后的张作霖，流浪过，当过兽医，后来从了军，参加过中日甲午战争。再后来做过土匪，被招安后开始从副营长做到营长、旅长、师长、奉天督军、东三省巡阅使等。

在第二次直奉战争胜利后，张作霖作为“奉系军阀”首领打进北京，任陆海军大元帅，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成为实际上的国家最高统治者。

对张作霖这个人，其实存在不少争议。

之所以有争议，是因为这个人身上，确实表现出了两个不同的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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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首先来看看张作霖的匪气——作为土匪的张作霖，以及剿匪的张作霖。

按照张家老一辈的人说法，张学良上一辈的张家人，没有一个是“正经死在床上”的。

这当然也和东北的彪悍民风有关。

张作霖从小就显示出了彪悍的本性。上私塾的时候，一次老师在学堂的一个门后面发现了一杆小扎枪（类似红缨枪），就问是谁的，张作霖说是他的。老师问干什么用，张作霖回答：我昨天看见你拿板子打别人的屁股，今天如果你打我，我就给你两下子。吓得老师去找张作霖的母亲：你这个孩子我不敢教。

甲午战争结束后，原本当兵的张作霖没事干，做起了兽医，经常给马贩子医治他们的马。按照张学良的回忆，当时的东北，凡是有马的人，“大多数都是有问题的”（指他们是土匪或偷马贼）。经常跟这些人接触，一来二往，张作霖也结交了不少“绿林朋友”。

1900年前后，正赶上闹“义和团”，沙俄趁机染指东北，清朝的盛京将军逃走，东北成了一个没有人管的地方，无奈之下，很多村庄只能选择自保。

那时的张作霖，凭借自己的岳父、地主赵占元的帮助（赵占元的次女赵春桂是张作霖的发妻，也是张学良的生母），组成了一个20多人的“大团”，也就是武装组织，来保障村庄的安全。

保障安全，是要收费的，也就是所谓的“保护费”。而保障安全，也难免要和其他来侵扰的土匪交火，乃至互相争抢地盘，张作霖当“胡子”的经历，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必须承认的是，无论如何，张作霖把自己的“辖区”保护得相当不错，手下人也很守规矩。在那个乱世，反而有很多村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