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本来已经昏昏欲睡。但在听到外电报道庄则栋在班车上和科恩讲话、送礼物的时候,他突然说起话来。吴旭君听了一会儿才听出,大意是:“打电话……美国队……访华!”
当时毛泽东自己规定:吃安眠药后讲的话不算数。吴旭君想,主席刚刚还圈阅不邀请美国队访华的报告,现在怎么又变卦了?所以她不敢动。
看吴旭君没动静,毛泽东生气了:“小吴,你怎么还不去办?”吴旭君故意说自己没听清。毛泽东又一字一句、断断续续地说了一遍。听清楚了之后,吴旭君还是不放心,问毛泽东吃安眠药后说的话算不算数。毛泽东急了,一挥手,说:“算!赶快办,来不及了!”
就这样,一场大家都知道的“小球推动大球”的“乒乓外交”就此拉开帷幕。
后来,在周总理身边工作的熊向晖对庄则栋说:“小庄,你这件事办到毛主席的心坎儿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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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庄则栋在这场改变中国乃至世界格局的外交中,成为一个“符号人物”。
这样一个“符号”,放到“文革”的历史背景中,必然会产生不同寻常的故事。
其实在“文革”开始的时候,庄则栋因为属于“保皇派”(反对批斗国家体委副主任荣高棠)而被批斗,在那段三个多月因为各种原因而被批斗的日子里,一批庄则栋的教练和队友,都不堪受辱,选择了自杀,其中就有新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容国团。
但是,那场“乒乓外交”,一下子改变了庄则栋的命运。1971年的“乒乓外交”后,入驻在乒乓球队的军管会领导被撤离,周恩来所调的三十八军政委王猛出任国家体委主任,国家体委从总参回归国务院领导。
1972年,庄则栋任团长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访问美国,回国后,庄则栋成了国家青年队的领队兼总教练,同时兼任国家体委党组副书记。庄则栋后来回忆:“副书记就是挂个名,还是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
但他自己可能还没意识到,作为一个运动员,他已经不知不觉地跨入了政坛。
1973年,庄则栋被派到“中央读书班”学习。“学的第一个文件就是《毛泽东致江青的信》。”庄则栋后来回忆,当时这封信对他影响很大,让他认为,听毛主席“亲密爱人”的话总是没错的,“要跟对人”。
在试图拉拢王猛失败后,江青开始指挥庄则栋批斗王猛。在王猛被调离后,作为“奖励”,34岁的庄则栋成了国家体委主任(相当于现在的国家体育总局局长,正部级)。
就任体委主任后,江青、王洪文接见了庄则栋,告诉他:“你年轻,很多事情不懂,什么时候有问题找我们,都见。”
在“四人帮”的授意下,庄则栋提出了“不要专业,要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开始大规模调整体委人事,大批地提拔“自己条线”上的人。根据庄则栋后来自己回忆,他当时选人的主要标准就是“可靠”,他也承认,大规模调整人事,得罪了很多人,“得罪的人不是一般的多”。但他也始终坚持一点:“我没打干部,更没整死人。”
庄则栋的儿子庄飙后来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表示,在那个年代,父亲肯定也参与了“整人”,只是肯定没有“血淋淋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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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庄则栋的命运也急转直下。
首先,他被免去了国家体委主任的职位,然后被关到北京卫戍区审查,一审就是四年。审查结束后,庄则栋被安排到山西乒乓球队等候审查结果(据说当时对处理庄则栋有两种意见,一是按“敌我矛盾”处理,判刑,另一个是“犯严重错误”,考虑到他曾为国争光,只是一时误入歧途,先进行冷处理,不判刑。持后一种意见的,恰恰是当年庄则栋竭力要打倒的王猛)。
人生大起大伏,庄则栋首先失去的是爱情。
在1959年的维也纳世界青年联欢节上,庄则栋认识了一位年轻的钢琴演奏家,叫鲍蕙荞,两人情投意合,很快就坠入爱河。
1967年,庄则栋与鲍蕙荞结婚。但“文化大革命”很快就改变了这个家庭的命运:鲍蕙荞的工程师父亲首先被打为右派,随后庄则栋又因为不肯批斗荣高棠,每天挨批、挨斗、挨揍,鲍蕙荞被流放到干校,那段日子过得非常艰难。
随着庄则栋的“翻身”,鲍蕙荞也被江青从干校调到北京,为样板戏伴奏。一开始,鲍蕙荞非常感激江青,但后来发现周围人其实都对江青有意见,于是开始告诫她的丈夫:“她是整人的人,你要和她保持距离。”但庄则栋不以为意。
更让鲍蕙荞伤心的是,随着做了国家干部,庄则栋似乎慢慢变了。鲍蕙荞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道:我生第二个孩子斓斓的时刻,庄则栋已是体委主任。在分娩前,他匆匆地对我说:“我还要去会见外宾,我先走了。”一个下午,迟迟不见他来,后来,他终于出现在产房里。他背着手,不像在看自己的妻子,倒像一个大干部在巡视工作,身后还跟着一位最能标志首长身份的随从。
“文革”结束后,庄则栋在被隔离审查期间,鲍蕙荞也受到牵连,不准上台演出。那段时间,鲍蕙荞不仅撑起了那个家,还来回奔走,为丈夫上访。但是,夫妻俩的感情裂痕已无法弥补,1985年2月2日,双方协议离婚。
庄则栋与鲍蕙荞在“文革”晚期的合影
受到影响的,还有他的孩子。
1987年,庄则栋的儿子庄飙去考中央音乐学院,之后接到学院电话通知:“你没考上,把自己的档案取回去吧。”他拿着档案突然很想知道:这里面到底装的是什么?拆开一看,街道办写了一张条子:
“该生的父亲在‘文革’中犯有严重政治错误,望你校在录取时予以认真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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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则栋后来一直在练书法
人生低谷时,鼓励和支持庄则栋前行的,还是他的老本行:体育。
1984年,庄则栋得到了调回北京的机会,但他婉转地表示:鉴于以前在体育系统犯过的错误,以及人事关系上的不便,不希望回到体委工作,而愿意去北京少年宫担任青少年教练。
庄则栋没想到,他这个请求,很快得到了批准,北京市委还特地关照,给庄则栋安排离家近的少年宫,“让他心情愉快地工作”。
于是,30年后,那个当初在少年宫崭露头角的世界冠军,又回到了起点。
在少年宫担任教练期间,庄则栋遭遇了妻离子散,每月的收入只有100元(其中包含世界冠军津贴,一个冠军10元,他拿过3个),其中30元给老母,40元作为孩子抚养费,自己留30元生活费。
也正是从那时候开始,庄则栋开始真正体会到人间的真情冷暖。
有一次,食堂里一位头发花白的胖老头叫住了庄则栋:“你就是庄则栋?食堂里有规矩,吃完饭不准带走饭盒,知道吗?”
当时已经是惊弓之鸟的庄则栋唯唯诺诺,立刻留下了自己的饭盒。
第二天吃午饭,庄则栋去拿自己的饭盒,忽然发现饭盒变得沉甸甸的,打开一看,里面装满了肉和鸡蛋。
那位老头递给庄则栋一支烟,和他说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话:“你过去来这儿打比赛,那会儿你刚得了世界冠军,每次吃完饭,人家抹抹嘴都走了,只有你,帮我们收拾碗筷,你还到厨房里跟我握了握手,一点儿没有大冠军的架子。想起当年的你,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
1980年,庄则栋在家中与儿子和女儿合影
体会到了人间真情,庄则栋还收获了新的爱情。
1984年,庄则栋正在少年宫带小朋友训练,突然一位日本女球迷来拜访,她的名字叫佐佐木敦子。
出生在中国的佐佐木敦子,一直是庄则栋的球迷,两人在1971年的名古屋世锦赛时就认识了,在过去的13年里,佐佐木敦子一直单身。
两人确立了恋爱关系之后准备结婚,却碰到了麻烦:因为个人政治原因,庄则栋不可以和外籍女子结婚。
怎么办?佐佐木敦子做出了自己的决定:为了嫁给庄则栋,放弃日本国籍,加入中国国籍。面对依旧存在的阻力,庄则栋最后决定给邓小平写信,这封信一路上传,最终真的到了邓小平手里,邓小平大笔一挥:同意!
庄则栋与佐佐木敦子
1987年,47岁的庄则栋和43岁的佐佐木敦子结为夫妻。佐佐木敦子放弃了在日本公司的优厚待遇,从此陪着庄则栋过起了清贫的生活,成了一位“胡同大妈”。
迟来的收获,还有当年的友情。粉碎“四人帮”后,因为当年的那些事,庄则栋从一些活动中“蒸发”了。有一次,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来到中国,问庄则栋到哪儿去了,得到的回答是“出差去了”。
1996年,某省主办一场乒乓球比赛,请庄则栋来颁发冠军奖杯。打到决赛,主办方突然想起庄则栋跟体育系统的“文革”宿怨,立刻担心起来:马上要打全运会,万一影响到省体委和国家体委的关系怎么办?结果只好去跟庄则栋说谎:“今天下午停电,没法打决赛了。”他们临时买了一张回京的软卧车票,当天晚上把他送回了北京。
但是,时间毕竟还是能冲淡一切的,何况,大家还是明事理的人。
2002年,庄则栋成立了一家以他名字命名的乒乓球俱乐部,他给过去的队友、同事,现在已经是国家体育总局的领导们写了一封信:
中国乒协徐寅生、李富荣等领导:
借北京庄则栋乒乓球国际俱乐部成立之际,我诚恳地邀请并期待你们的光临……过去我们是战友,在“文革”中由于我犯了错误,造成了隔阂,伤害了我们的感情。经过这么多年风风雨雨,回想起来深感遗憾。我希望把我们的隔阂结束在上一世纪,这样对历史也是积极的交代。
2002年12月20日,庄则栋的俱乐部开张,徐寅生、李富荣都如约出现在开业典礼上。
三人的手握在一起的时候,媒体用了那个老掉牙但还算贴切的标题:
“相逢一笑泯恩仇。”
参加第27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团体赛的中国男子队选手(从左至右):张燮林、庄则栋、李富荣、徐寅生、王家声(黄景达摄,图片选自《庄则栋自述》,庄则栋、佐佐木敦子著,新华出版社2014年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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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能带来很多东西,但也会带走很多东西。
2006年,庄则栋出现血便等症状,一度被误诊为痔疮。2008年,他被确诊为癌症晚期。之后,他得到北京、上海多所医院的全力救治,“走到哪里都是绿色通道”。
在庄则栋患病期间,徐寅生、李富荣、张燮林那些昔日的队友和同事,包括当时刚刚担任乒协主席的蔡振华,都去看望了他。
2013年2月8日中午,庄则栋病情急转直下,院方通知家属考虑准备后事。
病床前,庄则栋闭着眼睛,紧紧拉着妻子佐佐木敦子的手,同时伸出另一只手,让儿子庄飚握住。
守在身边的人问道:“你拉的是谁的手?”庄则栋回答:“是我前妻。”站在旁边的鲍蕙荞赶紧上去,从庄飚手里接过庄老的手:“我是蕙荞。”
在家人的陪伴下,73岁的庄则栋最终合上了眼睛,走完了自己不平凡的人生旅途。
馒头说
我和庄则栋老先生,算是有过两次交集。
一次是在考大学的时候。我那年考的,是复旦大学的“文科基地班”,提前招生,提前录取,在预先考完“3+1”的笔试后,我进入了面试。
面试由复旦大学的文史哲三系选派教授一起面试。满分150分,前50分是抽一道题目,主观陈述15分钟(后100分为三系的教授自由出题,我记得第一个教授上来叫我从蒙古开始,把和中国接壤的国家顺时针说一遍,另一个教授叫我把从明朝建立到灭亡,所有我觉得值得一说的事情说一遍)。
我当时抽到了两个题目(可以二选一),一个是:“试论述秦朝的建立对中国两千年以来的影响”,第二个是:“谈一谈你理解的‘小球推动大球’”。
虽然第二个题目答题范围非常广,但我想了想,还是把“小球推动大球”的那张纸条扔回了抽签箱。
其实那个时候我很喜欢打乒乓球,也熟悉那段外交历史,但到现在也没想明白为什么没选那一道题。
然后就到了2005年,上海,第4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我作为一名记者,参加了大赛开幕前的一个中国乒乓元老的聚会。
那场聚会,云集了几乎所有新中国成立以来还健在的乒乓名宿。我发现,全场有两个人有那么一点尴尬,一个是小山智丽,一个是庄则栋。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庄则栋的真人。
当时给我留下两个深刻的印象:第一,他文质彬彬,给人非常儒雅的感觉;第二,他的字写得非常漂亮(当时我有个报社给我的任务,带一块乒乓板,请所有的乒坛名宿签字)。
当时的庄则栋和小山智丽,给我一个比较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