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刘表是汉室宗亲，不可讨伐；又说孙权虎踞江东，不易攻取；甚至直言如果攻之就是兴无义之师，有失民望。曹操终于忍无可忍斥退孔融，并下令再有谏阻者一律处死。孔融走出曹府后，仰天长叹：“以无义之师讨伐仁义之师，岂有不败之理？”

曹操听闻如此狂言，加之此前被孔融一而再再而三地挖苦反对，盛怒之下，派人秘密搜罗孔融的狂妄之言，终于以不孝、谋反等罪名，置之于死地。

孔融一生声望再高，也不过是个有才无智、恃才傲物的书生。生逢乱世却无治世之才，名高于实却不知自省，难怪曹操在公诸天下的布告上写道：“融违天反道，败伦乱礼，虽肆市朝，犹恨其晚。”

房玄龄为什么能稳居相位20年

房玄龄，大唐开国名相，对唐朝初年“贞观之治”局面的形成可说是居功至伟，无人能及。虽经历宦海浮沉，三起三落，仍能稳居相位，后世流芳。其中的秘诀，耐人寻味。

自幼聪敏好学的房玄龄，博学多才不在话下，更难得的是他天生有敏锐的政治触觉。在秦王李世民还只是个年近弱冠的血气男儿时，房玄龄就察觉到其天命所在。当时，李渊父子起兵不过短短两个月，一切都还是未知之数，而房玄龄就认定了隋朝将亡、李家王朝将取而代之，于是毅然“杖策谒于军门”，投奔李世民。

房玄龄老成持重，目光长远。每次出征得胜，其他将领争先恐后地抢夺珍玩宝物，唯房玄龄尽心于为李世民招揽人才，收集各地民情民风、图书典籍，以备有朝一日治国之用。房玄龄的做法间接为李世民树立了求贤若渴的高大形象，在争取民心的斗争中把握先机。他的远见卓识，令李世民叹服。

房玄龄在“玄武门之变”的皇位斗争中，充当了李世民重要的谋士角色。当时李世民虽为次子，但因战功显赫，加号“天策上将”，位于一切王公之上。太子李建成对此心生疑忌，认定李世民会威胁到他继承皇位，便与四弟李元吉联合，妄图置李世民于死地。房玄龄力荐李世民效法周公，除掉李建成及其同党，这样才能巩固李唐王朝的统治，确保国家社稷的安定与昌盛。房玄龄的想法与李世民一拍即合，使他成为推动李世民发动宫廷政变的重要人物，从而也奠定了他在李世民登基之后的特殊地位。

李世民即位后，任命房玄龄为尚书左仆射，行宰相之职。在22年的宰相生涯中，房玄龄忠心耿耿，为贞观之治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他夜以继日地工作着，事无巨细，事必躬亲，甚至肯屈尊兼做“度支郎中”，亲力亲为地打理财政预算和账目。他的忙碌让李世民都难以承受，曾当面劝他不要总把自己弄得太疲累。可房玄龄依旧如故，不为所动。

房玄龄深知“满招损、谦受益”的道理。在李世民授予他“太子少师”的职衔时，上表请求解除机要职务退出权力中枢。李世民不仅不批准，还下诏命令他不得继续上表就同一问题再次请求。当太子准备仪仗队要正式拜见老师的时候，房玄龄始终没敢接受如此礼遇。纵使身居相位，仍谦恭礼让，谨慎维持君臣之道。

房玄龄是名副其实的“宰相肚里能撑船”，其宽大的胸襟，足以令同朝为官者拜服。有一次他重病在床，奄奄一息。一个特别尖酸刻薄的官员居然说：“一个人应该分得清轻重缓急，譬如宰相生病这件事，在我看来就很有区别对待的必要。一般情况下，如果房玄龄生的是小病，我们绝对应该前去看望，因为这样可以加深和宰相的感情，以后，宰相也会给我们点恩惠。如果宰相病得严重了，那就另当别论。因为一旦宰相病死了，你去看望他所付出的就永远没有收回来的可能了。”房玄龄知道后，不但没有大发雷霆还以颜色，还在那人来探望之时面带笑容地对他说：“谢天谢地，我知道我自己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了，因为你都来看我了！”

“孜孜为国，知无不为”，道出了房玄龄的为官之道；“虚怀若谷，德才兼备”，更彰显一朝盛世的名相风范。

“事四朝，相六帝”，冯道的套路是什么

纵观中国千年历史，正如《三国演义》开篇所言：“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历史的车轮滚动到最后一个分裂割据时代——唐末五代十国时期，纷争依旧，却少了些许英雄气概。然王朝更迭、江山代谢中，竟磨练出一个“乱世不倒翁”——冯道。

冯道自号“长乐老”，瀛洲景城（今河北沧州西北）人。观其一生，处乱世、历巨变，历经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侍奉唐庄宗、明宗、闵帝、末帝，晋高祖、出帝，汉高祖、隐帝，周太祖、世宗，三入中书，担任三公、三师等职，六任宰相，为官31年，几度处于权力顶峰而不倒。政权和皇帝轮替更迭，冯道却一路官运亨通，不但长年位极人臣，死后更被追封为瀛王。

冯道究竟有何过人之处，能够事四朝，相六帝？究其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为官不作为，圆滑应对。冯道为官，“临难不赴，遇事依违两可，无所操决，唯以圆滑应付为能事”。侍奉后晋石敬瑭时，石敬瑭曾以用兵之事询问冯道，冯道答：“陛下历尽艰险，创成大业，神武睿略天下无有不知。兵伐之事，陛下一定要自己决断。臣下本是一书生，为陛下在中书，守历代成规，不敢有一丝一毫的差错。臣下在（后唐）明宗朝时，明宗曾以兵事相询，臣也是这样回答他的。”冯道将皇帝夸得龙颜大悦，并表明自己行宰相之职，忠心耿耿，对于用兵之事，并未提出良方妙计，不仅不被怪罪，反而深得石敬瑭欢心。

第二，处事不执着，见风使舵。冯道不执着于大德大义，在朝权更迭的关键时刻，恰如其分地见风转舵，依附于最有实力的当权者，尽己所能表现出对新主的“赤胆忠心”。后唐明宗死后，愍帝即位，冯道仍为宰相。其时潞王李从珂在凤翔起兵造反，愍帝闻之逃往卫州。冯道一看愍帝大势已去，便“视其君如路人”，亲率百官迎接潞王李从珂入城，拥立李从珂为后唐末帝，自己继续担任宰相一职。

第三，做人不败德，洁身自好。冯道为人宽厚，不拘小节。从不结党营私，也不与人争权夺利。

冯道为官清廉，生活俭朴。后唐庄宗时，冯道任翰林学士，其父去世后，冯道回乡丁忧。当年庄稼歉收，冯道便把自己的俸禄拿来赈灾，地方官赠送的粮食布匹也一概不收。

冯道不好女色，济世为怀。辽灭后晋时，冯道随耶律德光北归至常山，见到为契丹所掳掠的中原女子，便私下出资将她们赎回，寄于尼姑庵中，之后再为她们寻找家人。

纵使冯道不算英雄，然而他一生经四朝淘洗，相位依旧，无论天下有何是是非非，如何变化莫测，他都稳坐钓鱼台。如果没有一定的手腕，是没办法做到的。

司马光为何极力反对王安石变法

宋神宗赵顼在位年间，宋王朝出现严重的内在危机。国家亟待改革，这时王安石顺势而为，让宋王朝迅速掀起了熙宁变法的改革之风。而此时的司马光正值青年，在欧阳修的推荐下晋升为翰林学士兼御史中丞，在改革风中本可以做一番事业，但是他却与王安石站在了截然不同的立场。王安石的变法，激进革新，忽略了一些传统固有的情况，几乎颠覆了赵氏王朝祖宗留下来的所有治国规矩，但在司马光看来：“先王之法，不可变也。”

站在百姓的角度，司马光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变法理应减轻农民负担，但是王安石变法中的许多政策反而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使他们的生活更加困苦。许多贪官污吏利用变法，趁机搜刮地皮，私下做尽坏事。一时间变法大失民心，百姓怨声载道。

王、马二人的争执，就从此处开始。王安石认为变法可增加财政收入，减少农民负担，因为善理财者，可以使“民不加赋而国用足”。但司马光却认为：“天地间物产总有一个定数，不在民，便在官，所谓的善理财只不过是盘剥百姓罢了。”言下之意就是王安石非但没有减少民之负担，反而加重了民众的困苦。

司马光这样说也是有根有据的。首先，我们必须要了解王安石变法的内容以及其运行机制。在经济方面，施行方田均税法、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募役法、市易法；军事上施行保甲法、裁兵法、将兵法、保马法、军器监法；科举选材方面，施行太学三舍法、贡举法。撇开其他政策不谈，单一个“市易法”，就足以表明王安石变法的不足之处。

熙宁五年（1072）三月，国家颁行市易法。由政府出资一百万贯，在开封设“市易务”（市易司），在平价时收购商贩滞销的货物，等到市场缺货的时候再卖出去。同时向商贩发放贷款，以财产作抵押，五人以上互保，每年纳息二分，以达到“通有无、权贵贱，以平物价”的目的。

乍看“市易法”很像是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可是却与宏观调控大不相同。宏观调控管理市场，国家本身是不参与经营的，只是平抑物价。但“市易司”从事的却是买卖生意，这其中自然牵涉到利益问题。“市易司”虽然不能像商人奇货可居一样牟取暴利，但是为了盈利，在收购和发放时就会有回扣的问题存在。“市易司”本来作为国家机构存在，如今却打上了商业垄断组织的标签，商人们为了能从“市易司”那里获得收益，就必须贿赂司中官员。如此一来二去，市易司产生了大量的贪官污吏，百姓不仅得不到实惠，反而更加受到政府的剥削。官方经商，竟成了祸国殃民之举。

“市易法”刚出台没多久，苏轼就曾上书王安石，并陈述了以上弊端，许多官员也对变法颇有微词，司马光也在其中。但王安石非但不听，还以“人言不足恤，天变不足畏，祖宗之法不足守”为由，令近臣蔡京等人将神宗挡在了变法的舆论之外，屏蔽了朝内上下反对的呼声。

王安石变法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实施中却有不周全的地方。不过司马光的反对，也有其刻板的一面。在司马光看来，治理天下就好比对待房子，坏了就加以修整，不是严重毁坏就不用重新建造。改革要稳妥，因为“重建房子，非得有良匠优材，而今二者都没有，要拆旧屋建新房的话，恐怕连个遮风挡雨的地方都没有了”。司马光的这些观点未免迂腐，但这也是时代和社会给士大夫的心理束缚，在所难免。

一开始，司马光只是对新法持反对态度，后来才用激烈的言辞弹劾王安石。两人由莫逆之交，发展到互相攻击，用司马光的话来说，两人最后的关系便是“犹冰炭之不可共器，若寒暑之不可同时”的死对头，在无休止又无效益的争论中同归于尽。王安石戴上“熙丰小人”的帽子被千夫所指，司马光则作为反对王安石的元祐（宋神宗之子宋哲宗第一个年号）守旧党，背上了“元祐奸党”的罪名。

司马光用一辈子维护了帝王宗法，却落得骂名，然其政治生涯，也不见多么痛快。王安石下台了，司马光最后也下台了。一场天翻地覆的变法，就在二人面红耳赤的争斗中结束了。

宋太祖誓不杀大臣和言官的原因何在

历代帝王能真正做到虚心纳谏、从善如流的人是少之又少，宋太祖便是其中的典范之一。

据陆游的《避暑漫抄》记载，宋太祖在建隆三年，即公元962年，曾立下秘密誓约。誓约里的内容共三条：一是“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二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三是“子孙有逾此誓者，天必殛之”。誓约中明确指出宋朝皇帝不得杀大臣和言官，否则必遭天谴。此誓约自宋太祖设立开始，便通过秘密方式由一代代帝王不断向下传承和延续，直到北宋末年才被公布于世。

宋太祖立下的“秘密誓约”在整个北宋历代都得到了相当严格的执行，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正如誓约所说的那样，宋朝正直的官员受到了很好的待遇，极少被杀，所受的最重的处罚也不过是流放海南岛。就算是在士大夫受惩最多的宋高宗三十六年，宋高宗也仅开三次杀戒。宋太祖这一不杀大臣和言官的“秘密誓约”，可以说为整个封建君主专制时代带来了一股清风、一缕阳光。宋太祖的宽容和开明令后人称颂。

欣喜和称颂之余，我们是否应该仔细思考一下，当年是怎样的原因促使宋太祖立下“秘密誓约”，不杀大臣和言官？

设立“秘密誓约”主要缘于宋太祖的个人素质和政治远见。身为一朝君主，通过对之前各朝各代的发展情况做了认真的分析和研究后，他深知虚心纳谏、疏通社会舆论渠道的重要性，并将其及时地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之中。于是，立下“秘密誓约”，通过这种非正式制度的方式，增大约束力，以保障“征言纳谏”不流于纸上，而真正得到实施。

以上说法只是一般性的原因分析。除此之外，当年宋太祖立下“秘密誓约”，不杀大臣和言官，还有没有其他特殊的原因，时至今日，仍尚无定论，已是历史的又一桩疑案。

逃回家的妹妹被皇帝哥哥处死

南宋高宗时期曾经有一宗真假公主案，虽然官方的结论是真正的公主早已亡故，在朝堂之上的确实是他人假冒的，最终这名假公主被皇帝赐死了。但是民间一直有公主为真，只是因为一些原因才导致皇帝不得不杀她灭口的说法。

事情的起因可以追溯到靖康元年的冬天，那时东京汴梁第二次被金兵围攻。徽、钦二帝以及众多的妃嫔、皇子、公主、宗室贵戚、大臣都成了金兵的阶下囚，一律被押送回北方。在这些金兵的俘虏中有很多女子，这些女子大多身份显赫，其中有宋徽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