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室里，在权力的地基中。这栋楼就修建在那上面，这个水泥的宇宙飞船，有一点很清楚，只要愿意，这艘船能吞没地球上的一切，包括那些死去的人，包括死亡……当时我脑子里就是这样的或者类似的想法。

“我有他的号码。”耶斯佩尔在上一封邮件里告诉我说。耶斯佩尔的线人是丹麦皇家警察刑侦技术中心的工作人员，是“跟这些档案有关的三个人中的一个”，他强调说，肯定知道这个，肯定清楚这些事的“失踪部”里“三个人中的一个”。我觉得耶斯佩尔给失踪人员办公室名称的这个翻译从各个角度看都很合适。这个失踪部就是我们要开始搜寻的地方，经历过之前所有的迂回曲折，这是其中最关键的信息。

在电话里，耶斯佩尔就已经给我讲过档案馆的分类原则：失踪部收录的不光是那些失踪的人，也收录所有没有姓名的死者。就算有人知道，或者像默恩岛港务长那样，因为熟悉洋流，所以能够很确定地判断说海滩上或者渔网里的那些残躯是东德的逃亡者，也从来没有过专门的名单，不会额外增加来源地一栏，没有备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这个档案馆里从来没存在过，不在它的分类名录、证物和死者名单中。在王国境内的发现时间和发现地点才是依据，一切都是按照这个依据来整理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再次被淹没了，那些死者，这次是沉没在无名者、失踪者、不明情况者的海洋中——失踪部。

根据我自己的经历和记在哥本哈根笔记里的那些内容（短暂的寻找之后，我第一次来这里的笔记本又找到了，现在我在继续记，记得更认真，并且，应该怎么说呢，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比当年更负责了，与二十年前相比），这是三重的失踪。

第一重：出发。因为有所顾忌，所以这些逃亡者没有跟任何人道别，也不会留下任何东西，没有告别信，没有信号。他留下证件和钱包，留下所有的东西，为的是保护自己最亲近的那些人，使他们免于包庇或者帮助逃跑的罪名，保全母亲、父亲、兄弟姐妹不受无休无止的审问、恐吓以及牢狱之苦。第一重失踪还包括，这些逃亡者会拆掉衣服上的标签，“马里莫”“时尚”等牌子，假如他在海上被那些灰狼（人民海军的边境巡逻艇）捉住，所有会暴露他东边人身份的东西。几个小时之后，这个逃亡者就失踪了，他成了失踪者。他常常还能巧妙地抹去自己留下的痕迹——没有嫌疑，或许直到今天都是如此。所谓的黑色数字——没有人会去研究这些“失踪者”里有多少是逃跑的。

然后是第二重失踪。跳进海里，企图逃跑。远海，寒冷，痉挛，只有海水，海浪，没有告诉任何人，没有人安慰，没有人在，只有绝对的形单影只，“什么样的侮辱，这他妈是什么样的侮辱？”然后就是溺水阶段（窒息），可以分为五级。第一阶段：逃亡者挣扎着不沉下去，慌乱地反应，动作剧烈，头还在水上（吸气阶段）。第二阶段：呼吸暂停阶段。逃亡者沉进水里，屏住呼吸。第三阶段：血液中二氧化碳的含量增高，迫使人重新喘气，由对呼吸中枢的强烈刺激引起。第四阶段：呛水，水和空气以及支气管里的黏液在呼吸道中混合成带小气泡的白色黏稠糊状物（呼吸困难阶段）。声门裂闭合，动作小，相对安静。然后，由于大脑缺氧，因窒息产生的抽搐开始。也就是说：剧烈的动作重新出现，呼吸肌撕裂，生死间的挣扎——逃亡者失去意识。第五阶段：死亡。死者躺在海底。他的新陈代谢脱轨，循环系统崩溃，心跳停止。

第二重的失踪里也包括死去的逃亡者一开始趴在水下漂过的那一段路。他的尸体就像一只疲倦的、四处嗅来嗅去的狗一样，在海底随波逐流，头垂着蹭着海底——摩擦着额头，摩擦着膝盖，摩擦着双手，一直擦到露出骨头。四肢垂着，就像一艘船的龙骨。死者会在那下面随着寒冷的洋流漂一段时间。然后是腐烂，腐烂后释放的气体，浮出水面，解体：鳗鱼咬出的孔洞，动物的啃噬，庞大的和细小的生物，不断分解。不少尸体保留了下来，成为潮汐的一部分，波罗的海的一部分，“和平之海”，终点站。有些人被冲上岸，冲到他们所痛恨的那一边，或者冲到他们所渴望的那一边。

然后就是第三重的失踪。

耶斯佩尔在拱廊下面等着我，这是堡垒南边的一个前厅。我们还没来得及寒暄上几句，他的线人就来了。他引着我们上台阶，走到门卫那里。线人很瘦，惊人地年轻，看上去有些像个跑腿的，尽管他毫无疑问应该是职位比较高的。我往一个本子上登记名字和住址，然后拿到了一个塑料小卡片，一边的耶斯佩尔在问线人什么。他们开着玩笑，但就我所能辨别出来的，那里面更多是尴尬，虽然我一个字也听不懂。坐在棕色安全玻璃圈出的盒子里的门卫也说了些我听不懂的话，耶斯佩尔听到后，走到我身边，把那个小卡片固定在我衬衫胸前的兜上。直到这时我才看清楚他，他的头刚刮过，看到那个光头让我有些触动——他脑袋上的那种毫不做作跟他毫不做作的气质浑然一体（就好像头发只是为了伪装或者制造假象），至少在那一刻我是这样想的。他军绿色棉袄的扣子一直扣到脖子那儿，风帽高高地围在脖颈上，就像过去贵族们的那种领子。我在心里伸出手，摸了摸他的头：谢谢，耶斯佩尔。

我的卡片是14号，耶斯佩尔说这个卡片结束后还要交回去，之后再让门卫在那个本子上注销我的名字。他还补充说，我不用感到惊奇，就依着程序来。直到现在我才明白他并不会一起去。我身子一软。线人碰碰我的胳膊，我的目光落在他胸前的一个牌子上：一个名字，但我已经想不起来是什么了，下面写的是法律顾问。

让我吃惊的是，那个法律顾问并没有带我进堡垒里，而是进了斜对面的另外一栋楼。那也是广场上这个警察局建筑群的一部分，是一栋旧时汉萨同盟城市中常见的那种五层砖瓦房。我们穿过汽车入口的一段隧道，走进里面的院子，来到一扇雪白的窄门前。这个院子很出人意料地给人一种普通住家的感觉。我看见阳台上挂着衣服，一扇窗户上还挂着一串彩灯。

法律顾问输入了个密码，然后用英语对我说了些什么。我发出一个类似好奇的声音，那扇门开了。我们前后相跟着走下一段狭窄的、弯弯曲曲的台阶，钻进地下，然后是一道没有锁的防火门。这里分成一小段一小段的，地上还有些凸出的钢铁尖角得小心，尖角用黑黄两色标记出来，跟工厂一样。天花板下面盘着空调管，我听见压缩机低沉的嗡嗡声，不由自主地想到了雷鹑的机器。恐惧。

房间非常大，像一个厂房。不远处，一个小阁子间耸立在那些高大的架子上方，就像小船上的舱房，里面灯火通明。我们默默地在架子中间走了一会儿。我让自己平静了下来。黑色的封套，上面写着年代，结实的盒子。这些文件盒就像抽屉一样，每个前面都有一个金属把手或者一个灰色拉环。每一层都叠放着两三个这样的盒子，我又感到一种想伸出手去的欲望。法律顾问四下看看，然后喊了几声。

走到小舱房前，他直接弯腰钻回大厅里的那片昏暗中，不见了。我面前出现一个男人，就像从地底下冒出来的一样。他马上介绍了自己的名字，并让我跟着他。他穿着一件无袖的棕色薄大褂，胸前的口袋里插着一个眼镜盒和一支电压笔，这工具我曾经在父亲的工具里面见过。

我不知道亨利·梅德森（亨利或者亨得利克，梅德森或者迈德森，我太紧张，没有全听清楚）突然从哪儿冒出来的，可能他一直就在那些架子中间，可能他站在那儿，在隐蔽的地方，等着我们的到来。

一开始是一段有扶手的小木楼梯。这个小船的舱房比我想象中要宽敞许多。冲着前方的窗户前放着一张长条形的办公桌，看上去像工厂里的工作台，确切地说那就是一个工作台。两盏工作灯，一个电脑显示屏。奇怪的是那里还有工具，很好的工具，都干干净净的，各种钳子，螺丝刀，一台电钻，一些铁丝。房间的后面还连着另外一个小一些的房间，没有灯。他睡觉的舱房，我胡乱地想着。

亨利是个大高个，样子就像个上了年纪的重量级拳击手，他的体重肯定远远不止一百公斤。他让我在工作台前的一个凳子上坐下，然后问我是什么地方人。我当时心都快跳到嗓子眼了，一时间竟没发现他说的德语一点口音都没有。我回答的时候，他只是点点头。

“1945年，我祖母带着我母亲从德国逃了出来，当然，我母亲那会儿还是个孩子。她们坐的是最后那一批船，从东普鲁士过波罗的海，一直到哥本哈根。很多难民都死在了这儿，在战争结束后，多半都是些孩子。有些葬在战争阵亡者墓地里，标着姓名和生卒年月，在那儿是可以这样做的，一岁，两岁，不到一岁。只要有德国士兵的地方，您就能找到这样的坟墓，也就是说，全世界各地都有。维护这些德国战争阵亡者的坟墓，本德勒先生，意味着要有很多的钱和条件优厚的合同——这对您的那些死者来说都是奢望，对吗？”

我不知道梅德森是怎么看我的，他怎么评价我，对我的动机又了解多少。他不笑，脸始终板着。尽管如此，我还是马上就对他产生了信任感，也许是因为那些工具，因为他是一个使用工具的男人。并且他毫不迟疑地就开始聊起来，就好像对他来说，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要发生的事情早就已经确定好了。

他的家族（德国分支，亨利继续说）跟弗雷德里希·冯·哈登伯格[9]是远亲。他自己的先祖也曾经在矿山上干过活儿，跟那个诗人哈登伯格一样。“我们这家人总是会被吸引到地下”，亨利说。他讲了起来。我看出，我知道谁是哈登伯格，这让他很意外（也很高兴），他马上背了《颂歌》[10]里的几句：“你也垂青于我们吗，黑色的夜？你的斗篷下掩藏着什么……”

听见诺瓦利斯的诗，在地下室的这个大厅里，从失踪部档案管理员的嘴里，一切都那么不真实，我不由伸出手抓住了木头的工作台。那木头很光滑，边缘处是圆的，或者是磨成了圆的，不过最关键的是：它是存在的。我朝外看去，望过一排排的架子，架子的尽头在看不见的远方。我回答说，在据说是哈登伯格在地上钻出最后那些空洞的地方，也就是蔡茨和格拉的中间，我的父母亲到现在还在那儿有一个花园。

“很可惜，我对东德没什么了解。”亨利说。他打开工作台下面的一个抽屉，从里面抽出一张纸。（一下子就拿出来了，他把什么都准备好了。）那张纸上全是架号，分成好几列，用手整齐地抄写在一起。他的手指轻轻在上面点点，看着我。他浓密的金发在耳朵上方的地方已经发白了。

“说老实话，这儿没有人相信您会来。我是说，任何人——会来。过了这么长时间。”

“您这儿不好找。”

亨利慢慢地摇了摇头。

“这是一栋很大的建筑，本德勒先生，就在哥本哈根市中心，而且我们一直都在这儿。”他摊开手掌放在桌子上，再次标记出了这个地方。

我又恍惚了：丹麦王国的失踪部。但是在丹麦，根本没有人会找这些死去的人（我的死者，梅德森是这样说的）。这个国家没有任何人会提出要回他们的尸体，在这儿也不会有人登能够让人找到当年这些逃亡者的寻人启事，根本不可能。他们只有这个档案馆，失踪部。第三重的失踪。

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亨利已经站起身，打开他的舱房里后面的灯。“以前我在这儿搞了一个工作台，用来做研究。一个显微胶片阅读器，一台电脑，康懋达牌的，当然现在已经老了。”他摸摸金属灰色的电脑屏幕，然后我们回到了长条工作台那里。“柏林墙倒掉的时候，我还提议扩充了阅读区，并且起草了使用者须知。当时还谈到要搞一个小的阅览室。”他的眼睛朝大厅里看过去。“请原谅，如果有些语法问题的话……我对德语拿不准，到底过了那么多年。”他从桌子上朝我推过来一张纸，《使用者须知》。

我利用这个机会，几乎像是作为回答，也把那个夹着索尼娅的照片和我收集在一起的一切信息的纸夹递了过去。他打开纸夹，久久地看着那张照片。

“正如我说过的，本德勒先生，您没有得到批准。”

他到现在都没有说过这个。

“您先得报失踪，在您自己国家的警察局登记寻人，最好是在您国家的政府部门那里，然后由您国家的政府跟丹麦政府取得联系，丹麦政府会跟凡卢瑟[11]法医部门我的同事联系。此外，要提出查阅申请的话，还得有详细的资料，跟可能的逃亡时间有关的更加详细的信息，可以用的照片，细节，如果可能的话，如此等等。”

他慢慢地合上我的纸夹，把两根手指放在上面。

“这是一条非常漫长、非常困难的路，本德勒先生，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您明白我的意思吗？”

他清清嗓子，我们一起盯着外面的架子看了一会儿，肩并肩，就像是迷路的船上的两个军官，站在毫无用处的指挥台上。

“我想说的是，您是第一个到这儿来的人，二十四年了，这谁又能想得到？就好像没有任何人要找他们，我们的这些死者。”

他补充说，当然事情不是这样的，从来就不是这样，正相反，完全不是的。事实上是五十二年——从柏林墙建起开始。不过，他自己在地下的这个地方也才三十年。

梅德森站起身。

我的拜访结束了。

我也想站起来，但他的手按住了我。不止如此：他的手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