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就念不下去了，他手里的纸开始颤抖，还没念到“雪，沾湿她的脸庞”，他就已经泪流满面，毫不掩饰。他痛哭流涕，像只动物一样嚎啕起来。

“洛沙！”

克鲁索依然直挺挺地站着，他猛地摇摇头，束头发的皮筋掉了，长发散落在脸上。高大的克鲁索站在艾德房间正中，可怜的克鲁索，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单单靠声音，他的伙伴就把像耳鸣症一样盘踞在艾德脑袋中的那些背诵下来的存货变成了无尽的哀伤，被烧得硬邦邦的存货们变成了完全自我的，深渊一般的悲痛。

“谢谢，不管怎样还是要谢谢你。”克鲁索把纸举起来。

艾德想用胳膊搂住他，但这个人如此高大而且无法企及，所以他还是放弃了，像个手足无措的男孩儿一样站在克鲁索面前。

“我们不是一开始就住在这儿的。”克鲁索开口说，他渐渐平静了下来，但他说话的声音那么轻，轻得艾德不得不向前俯下身子，好离那个显得无比重要的声音更近一点。

“我们被带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六岁，我姐姐十岁。我母亲的一个姐姐嫁给了一个德国的物理学家，那人是个名人，他们俩是在莫斯科认识的，当时还在打仗。你看见过他的研究所，辐射研究所……”

克鲁索不再硬挺挺地站着，他们俩一起在艾德的床上坐下。“父亲把我俩送到那里的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以后要一直待在那儿，我是说，不知道这后来会变成个收养的故事……罗姆施塔德，我的姨夫，给他研究所里的所有东西和所有人都照了X光，包括我和我的姐姐，而且他最喜欢照的就是我们俩，我觉得是因为我们俩个子小，放在他那些仪器里大小刚好。能用我们做研究，这让他特别高兴，几乎算得上柔情脉脉。他不断抚摸我们的头，不过那只是为了让我们保持安静而已。我当时总有种感觉，好像他用手抹去了我的思想。

“来希登塞岛之前的岁月已经很遥远，就像是上个世纪里的某个被遗忘的大洲，我碰巧在那里活过一次而已，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我在那里经常坐在壁炉前。我首先想到的总是那个壁炉，在我父亲的书房里，那里还铺着一张骆驼皮，那是我最喜欢待的地方。父亲常对来拜访的人说：我骑过那头骆驼，当时我们住在咸海边。这些客人听到这儿，都会朝我看过来，冲我点点头，于是我也去骑那头骆驼。我是伟大的鞑靼将军，跟将军一样高大，骑着骆驼走在荒原上。经常有说德语的人到书房里来，有些人会在话说到一半的时候向我投来怀疑的目光，仿佛我会泄露他们那些低级的、令人费解的秘密一样。我骑着骆驼，盯着壁炉里面出神，因为国家在那里，辽阔天地在那里。我当时五岁，眼前是整个荒原，你明白吗，艾德？”他举起那张写着特拉克尔诗的纸，就像那上面写的是他自己的故事。

“那个壁炉是浅蓝色的——那就是荒原。壁炉里面是黑色的，那是我们，我和我的军队要奋力穿越的夜。持续不断的黑暗，始终保持敌意的火光。我记得非常清楚：壁炉的横眉上有一块浅蓝色脱落了，破损的地方就像冰一样闪闪发亮，冰和雪，荒原上总是很冷。我骑在骆驼上，身后是我姐姐，她叫……好吧，你已经知道了，她叫索尼娅。”握在他手里的那首诗又想要颤抖，但他抻住了纸，纸被抻得平平的。

“我们骑过荒原的时候，父亲突然冲过去，我们的将军——我不知道他当时是否已经是，或者他是否真的曾有过这样的军衔，但对我们所有人来说，他就是将军，他有那种宽宽的肩章，你知道吧，俄罗斯的那种肩章差不多跟肩膀一样宽——有的时候，父亲话说到一半会突然冲到窗户跟前，冲着外面的训练场，对着那些士兵吼几句。每天都要操练，星期天操练的时间最长。他通常都会表示不满意，我想，那的确很难，他们得走队列，按照画在沥青地面上的线条走圆圈或者正方形，看上去就像在跳舞。实际上从房间里看不到很多，因为他们把锅炉房的烟囱直接立在了他书房的窗户外面，也许是有意的。虽然看不见，但他能感觉得到。两百双皮靴，踩着节奏，整栋房子都在颤抖，我坐的镶木地板也在颤抖。假如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我从他身上就能看得出来，从他的脸上：那张脸会慢慢地绷紧，他会先忍一小会儿，然后就忍不住了。实际上，我平时很少看见他那样，他不是个暴躁易怒的人，可能对他来说，那就像是有人在大型交响乐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拉错了小提琴一样。

“那些皮靴的声音就像大海的波涛声一直在我耳边。还有唱歌的声音。警卫员的营地在训练场的另外一边，几乎紧挨在我们房子的后面。整个那片地方全是木制的小瞭望塔，外面围着一圈围墙，拉着带刺的铁丝，错综交叉。那个地方叫俄罗斯城七号[2]。小时候我常常想这个数字的意思，还自己想象出其他六个俄罗斯城。那些小城跟我们的这个一模一样，有大别墅、训练场、射击场、公寓楼、土豆仓库、煤炭仓库、监狱和操场，还有一个像我一样在壁炉前骑在骆驼身上的小男孩儿，七个德国境内的俄罗斯小城里的七个勇敢的壁炉将军，这简直就是一支军队，当然，我是他们的头儿……”克鲁索端详着那首诗，就像在看一幅画。过了一会儿，他把诗放到一边。

“听说，我们那栋房子里以前住过一个普鲁士王子，我想，父亲就是因为这个才要把那里当作他的指挥部。他不是最高指挥官，他是副手，那些人把他叫作政委，我到今天都不知道那个词是什么意思。他有的时候会提到奥斯卡王子[3]，单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像是杜撰的，但是他，那个伟大的政委，却非常严肃地宣称自己很想见见这个奥斯卡。他经常会喊‘霍亨索伦城堡的最后一个莫西干人’，我当时虽然小，但也已经觉得很奇怪了，可能也是因为我不懂其中的含义吧。他其实还是懂一些历史的，也会提到其他一些在我们这个七号城里生活过的人的名字，其中总有兴登堡，奥鹏和奥斯卡。[4]我想，他很希望能让奥斯卡看看当年的果园变成了怎样一个宽敞漂亮的训练场，还有他们现在把到处都刷上了多么美丽的浅蓝色和俄罗斯绿，还有他亲自下令建造的桑拿室，就在奥斯卡的地下室里，还有我们的猪圈——当时我们还自己养了一头猪，就养在阳台上的隔板后面……我想，这些说到底都可以归结为，我父亲并不是真的痛恨德国人，他能懂那些人，我是说理解。

“因为我父母亲都是讲德语的，我想，他们也是红军里唯一讲德语的人，所以他们经常负责跟机构之间的谈判，或许这才是将军本来的工作。我想，去他办公室的人里真的有搞谍报的，这些人在学校里学了六七年俄语，但还是说不出一个像样的句子，这让我父亲很生气，虽然他很喜欢展示自己漂亮的德语。他的母亲是德裔俄罗斯人，跟我母亲一样，他父亲是俄罗斯人。如果碰到问题，遇到困难，他们就来找他。他要调停，解释，还要道歉，以指挥部的名义，或是以军队的名义，或者直接以苏维埃共和国的名义，这要根据事情的严重程度决定。总会不断有事，树林里发现了死人，有逃兵，有人被误击毙了，打死了，强奸了，抢劫了，被坦克轧了，这种事不断——当然，我当时小，并不太明白，但是他们在那儿，在将军办公室里说的每一句话，我都会立刻用在我的壁炉里，用在辽阔的荒原上，之后还会翻腾出一些来编在一起。壁炉里什么都保存着，艾德，整个故事，真理壁炉，也许你会这样称呼它。

“有些人会试图回避那种兄弟般的亲吻，但我父亲不允许。我看见他把嘴唇紧贴在那些人的脸上，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这就已经败了。那些人鼓了半天的勇气才踏进俄罗斯城七号，现在这些勇气一下子都被他吸走了，最后就剩下军队内部的惩罚措施。等来访的人走了，事情的处理速度会很快。如果那个犯错的人在我们小城里，父亲会马上让人把他带过来。外面是行进中的皮靴的海洋，里面是我的父亲，他说‘萨哈林岛[5]三年’，或者‘鄂木斯克[6]十年’。我没有亲眼见过那一幕，宣判都是在奥斯卡朝向花园的那个大厅里进行的，在隔壁。但应该差不多是那样的。”

克鲁索一口气喝干了杯子里的酒。

“骑过荒原，遭遇各种各样的难题，只有真正的将军才能应付那一切，一个像这样的自称我父亲的将军，恐怕到今天他还是顶着这样的称呼，虽然……”克鲁索顿了顿，“他的情绪能够非常平静，但有的时候……有的时候还是让我害怕，倒不是怕他，更多是害怕那个通向上面烟囱的黑色深渊。我把身子朝前俯一下，就能看见他，将军在怒吼，我把身体朝壁炉里面探过去一点，再过去一点，直到脸上感到那股气流，巨人的黑色大嘴张开，冒出一股酸气。有时，我还会设想未来，在未来，我在那里登上王位，在壁炉前，带着一本自己写的书，四百页上全是各种命令，我朗读那本书，声音轻而从容，仿佛那是一本小说，房间里全是将军，站满了善良、果敢的骑士。”

克鲁索站起身，把最后一点葡萄酒倒在艾德的酒杯里。艾德感到一阵纯粹的、温暖的感激之情。

“我想，我父亲的俄罗斯德语让他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不可或缺的人，本来军官过三四年就调回是很常见的，但我们一直没有被调回去。别人都走了，就我们留了下来。这是红军这个庞大体系中的特殊现象，似乎超出了它的词汇范围。我母亲是很想回国的，她想念自己的家人，他们的马戏场，在俄罗斯城七号，她从来就没有过家的感觉。”克鲁索哽咽了一下，但他又平复了自己的情绪，慢慢地把那首特拉克尔的诗叠起来，就好像这一部分的故事已经彻底结束了。

“父母亲一直跟我们说两种语言，德语和俄语，有时甚至还说哈萨克语，好像跟房间有关，比如在厨房里就说俄语，所以我到今天都觉得厨师迈克应该是俄罗斯人，但那儿又有维奥拉，没完没了地播着德语节目……”

他停下来，好像在思考。

“找机会切断维奥拉的电源可能会比较好，它太吵了，在屋子里制造了太多的废话，大陆上的那种无聊话，跟我们上边这里没有关系，没有任何关系，跟我们，还有我们的生活……”

“那样会很可惜，”艾德小心翼翼地反驳道，“毕竟维奥莱塔，我是说维奥拉，是克劳斯纳最老的住户，而且它还有个女人名字，这个名字……我是说，你知道的，是《罪与罚》里的。”

克鲁索朝艾德这边呆呆地看了两秒钟，就好像不存在他这个人，然后他继续讲了起来。

“父亲认识母亲的时候，母亲在卡拉干达[7]的一个马戏团里做助理。那儿有很多住在俄罗斯的德国人，曾经的德裔俄罗斯人。那是个有固定演出场所的马戏团，在市中心，有一栋很大的建筑，她给我们看过照片，照片上的她穿着亮闪闪的浅色演出服，看上去很小，像个孩子，马戏团的孩子。我母亲很受大兵们的欢迎，她给所有的军团都表演过。玛莎，玛婕什卡，小吉祥物，走钢丝的，这种表演，高奏凯歌的苏联红军队伍里的每一名士兵这一辈子都至少得看上一次，你知道的，俄罗斯人热爱马戏表演。她还教会了我几样本事，几招小魔术，虽然我当时还太小，不那么灵巧。索尼娅不一样，她很快就学会了很多。

“生了我以后，我母亲身体就很不好，所以有一段时间没有登台。她不想再参加巡回演出，根本不想去了，这是后来索尼娅告诉我的，但她还是又复出了。我确信是因为将军，那个在我们面前扮演父亲角色的人说服了她，因为那对他有好处，有利于他在部队里的声望。由于不是每个部队都有高大的大厅，所以她的表演经常在露天地里，在训练场上，地上铺着沙子或者士兵们窄窄的床垫，安全起见，他们还拉起了防护网，就挂在训练场的路灯杆上。这些灯总是亮着，不管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地方。军官们就像是参加节日或者检阅部队一样坐在主席台上，士兵们按照命令从不同方向入场，一个连接一个连……”克鲁索的声音变了，他现在换成了妈妈这个词。

“他们利用我妈妈表演的机会来宣布对军官和士兵的奖励，有的时候也宣布处罚决定。军官摊开手掌扇士兵的脸，左边，右边，其实也就是这些而已。有一次，我忘记是在哪儿了，妈妈突然也被叫到了前面。她看上去很意外，当然也很害怕，穿着白色芭蕾舞鞋的脚从士兵们臭气熏天的床垫上迈着碎步走过，看上去就像来自另外一个星球。她被授予苏联军队的特殊贡献勋章，这本来是给士兵的荣誉。我们的将军父亲亲手给她挂上勋章，我还记得他把别针从缀着银色亮片的演出服上别进去费了多大的劲儿，也记得我对她的担心。他最后还是别上了，并且敬了一个军礼，在他穿着银色演出服的娇小妻子面前行军礼，后来还亲吻了她，结果碰歪了头上的军帽。整个演出过程中，帽子都那么歪着。那顶歪斜的军帽，他尴尬的微笑，还有四周成百上千的士兵，绽放在那些孩子气的脸上的喜悦，我想，她就是为了这些才做那一切的……

“我总是坐在最前面，第一排。司令员给我准备了糖果，包在蓝白纸里的米什卡巧克力。纸上有一幅小小的画，三个小熊宝宝和熊妈妈。有的时候还有冰激凌吃。从军装上散发出的大蒜味儿让我恶心，但那也可能是因为我的恐惧。我不太明白她为什么非要不断往那上面爬，爬到悬在高空中的那根钢丝上，为什么她总要去面对那种危险，当着我的面。我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