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工厂。整个火车上的人都可以被“处理”掉，然后空荡荡的火车就开回了西部，整个过程大约只需要3—4个小时。当奥斯威辛二号的所有毒气室和火葬场都投入运转时，24小时内最多可以杀死9000人。奥斯威辛城中还有个莫洛维茨（Monowitz）集中营，犯人为法本公司在德沃里（Dwory）的布纳新工厂工作。奥斯威辛集中营还为克虏伯、博尔西希、西门子等公司提供劳动力。这个集中营并不是在荒无人烟的地方，也没有遮遮掩掩，许多波兰人和德国人都非常清楚这是个什么地方。第三帝国既然能够运作起来，互相串通的绝对不止一小撮纳粹恶棍和罪犯。

图33 波兰拉多姆（Radom）犹太人居住区。一张公告上写着未经警察允许不得入内，并警告来访者，内有传染病蔓延。居住区内的犹太人被降等为危害健康的怪物，甚至被比喻为国家体内的“病菌”、“癌症”，遭到犹太“污染”的国家必须接受净化。慕尼黑巴伐利亚州府档案馆藏。

纳粹在组织上、技术上都力求完美，在短时间内杀害了超过600万的犹太人，几乎灭绝了欧洲的吉普赛人，还杀死了大量纳粹主义的政治敌人以及其他“不配活着的”人。这些人的文化背景、政治背景和国籍背景多种多样，包括共产党、社民党、保守派、新教徒、天主教徒、耶和华见证人等。这个屠杀行为的始作俑者，正是这个拥有巴赫的音乐和歌德的诗歌的国度，这让人们内心充满了疑问，而这些疑问让人不忍去想，更别提回答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应当脱离真正的历史解释。不管因果关系，只是谴责，只是感到骇人和耻辱，这样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却不能逃脱罪责。希特勒创造出这样一种氛围，推动了大屠杀的发生。这甚至和德国的其他目标相冲突，比如战争中对奴隶劳动力的需求。一些人解释说这只是因为德国落入了一个特别邪恶的个人手中，但这是不对的，希特勒不是唯一有罪的人，也不能让一小撮围绕着希特勒的狂热分子负全责。希特勒的掌权不是偶然，其政权也不是光靠恐怖和压迫手段来维持的。很多德国人以不同的方式，或是用行动推进了大屠杀，或是什么也不做，放任大屠杀的发生。犹太人被集中起来送到东部，直接在用于中转的特雷津（Theresienstadt）等集中营被处死，或间接地被处死，而不是重新安置。至少到1943年末，已经有相当一部分德国人知道了这一情况。许多中立国家和与希特勒作对的国家政府也知道，但英美等大国，出于一系列或好或坏的原因，选择无视这一问题，只集中注意力在军事上打败德国。

不管人们对纳粹政府的可怕行为了解多少，大多数德国人选择无视，或干脆不信这件和他们并不直接相关的事情。这些不胫而走的消息被政府封锁得比较好。在纳粹德国，一些勇敢的团体和个人试图反对希特勒并终止他的统治，其中包括许多在地下活动的左翼反对团体。20世纪30年代，尽管社民党领袖被流亡，共产党成员也往墨西哥或欧洲西部疏散，但这些团体仍然持续会面、讨论并组织活动。也有很多人很绝望，觉得什么也做不了，只能以象征性的方式表达他们的不满，比如“雪绒花海岛”（Edelweis Pirates）或摇摆乐文化等持不同政见的青年团体。对于那些拒绝同意或遵从纳粹政府要求的人们来说，他们几乎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和具有相似想法的人们一起坚守信仰。其中，一些地位较高的人进入了精英圈子，试图影响外国的观点，或改变事件的进展，比如亚当·冯·特罗特（Adam von Trott）。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努力都没有获得成功。一些人只是运气不好，而希特勒运气极佳，总能避开刺杀。施瓦本的木匠乔治·艾尔塞（Georg Elser）单枪匹马成功掏空了慕尼黑啤酒馆的柱子，往里面安装了一颗炸弹，并预计在希特勒进行啤酒馆政变纪念演说的时候爆炸。不幸的是，1939年11月9日至10日晚，慕尼黑起了雾，希特勒最后决定不按预定计划飞回柏林，而是提早离开酒馆，搭乘夜里的火车。因此，当炸弹爆炸的时候，他早就离开演讲厅了。艾尔塞在逃亡瑞士途中于边境被捕。战争期间他一直被关押在集中营，并于1945年4月在达豪被射杀处决。慕尼黑的一个天主教学生团体同样勇气可嘉。这个团体名为“白玫瑰组织”（White Rose），由汉斯·朔尔（Hans Scholl）和苏菲·朔尔（Sophie Scholl）领导。他们印制、分发批判纳粹政权的传单，试图鼓动大众，并和其他反对团体建立联系，共同反对纳粹政权。然而，他们能做的，不过是在铺天盖地的自私、盲从与冷漠之中让良心与道德的火苗不至于熄灭。最后，适值青春韶华的他们，年仅20多岁就被抓捕处决。许多像他们一样的人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战后，最吸引西德公众注意的反抗运动是1944年西德发生的“七月密谋案”。这对后来的西德民主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史学家们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许多参与“七月密谋案”的人曾在20世纪30年代帮助纳粹政权上台并维持其统治。大多数保守派的民族主义者对希特勒的修正主义外交政策十分赞同，对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说，直到1938年，他们才开始对希特勒产生怀疑。要想颠覆希特勒并让保守派上台，可以说是困难重重。军队已经对希特勒宣誓效忠了，早期战争的胜利也让政变凶多吉少。到1944年夏，战争的败势越来越不可逆转，人们谴责军队的抵抗只不过想让德国免遭彻底的毁灭和占领。另外，民族主义反对派对希特勒下一届的政治体制并无定论，大多数人实际上反对民主制，他们想要精英统治的集权政府，不希望回到魏玛共和国的宪政，不希望公民参与政府决策，对新政权如何取得合法性也没有一点概念。无论如何，他们希望的新政府形式永远不可能实现。施陶芬贝格试图谋杀希特勒，最终失败了。他把装有炸弹的公文包放在“狼穴”的大桌子底下，希特勒和其他人当时正在讨论军事计划。炸弹成功爆炸了，施陶芬贝格在离开大楼后看到炸弹爆炸的一幕，回到柏林宣告刺杀成功。然而，公文包上面的大桌子却成了防护屏，在爆炸的时候保护了希特勒，他只受了轻伤。而在此之后，恐怖统治就达到了最高峰。这个事件的主要参与者被捕，并被以最残酷的方式处决，盖世太保还抓捕了上千人监禁和拷问，大多数人最后都被处决。1944—1945年，最轻微的“反政权罪”也要遭到惩罚，成千上万的德国人由于听外国广播、开政治玩笑被处决，这些都记载在柏林普伦岑湖（Pl?tzensee）监狱的详细档案中。

图34 虽然铁路线基本被荒草覆盖，毒气室的遗迹也成了杂草丛生的瓦砾堆，波兰农民还是默默走向他们劳作的地方，只不过当年还伴随着火葬场的浓烟。奥斯威辛—比克瑙集中营是德国历史上无法擦除的一道阴影。照片由本书作者于1988年所摄。

尽管1944—1945年冬，德国在军事上作出了一些反抗，但德国的高层还是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必输无疑。希特勒的“焦土政策”让德国毁坏得更加彻底，他命令自己的人民战斗到最后一刻，不许投降，也不能给胜利者留下任何东西。希特勒认为，既然德国人没有强大到赢得战争，那么他们也不该活在这个世上。希特勒和遭他破坏的德国一起走到了尽头。1945年4月29日，在瓦格纳式的“诸神的黄昏”中，随着苏联军队的逼近，希特勒在柏林废墟下的地堡中与一直以来忠实于他的女友爱娃·布劳恩结为夫妇，并于4月30日双双自杀。两人的遗骸被希特勒的随从焚毁。5月2日，柏林向苏联投降。5月7日至8日，德国无条件投降。德尼茨（D?nitz）领导的临时政府只存在了短暂时间，就于5月23日解体，占领国控制了德国。希特勒的千年帝国最后成了一堆废墟和尘土，十二年以来对世界历史造成了重大的影响。纳粹的“民族觉醒”和“革命”最终只不过是种族屠杀和自杀。战争造成了死伤无数，损失巨大，人们对德国的旧精英阶层失去了信心，从德意志帝国起就一直存在的各种社会矛盾此刻暂时消失。然而，从1945年5月德国的荒凉境况来看，未来德国的样子还远未清晰。

[1]Zyklon B，氰化物化学药剂，原本用于杀虫剂。——译者注

第七章 东西德时期（1945—1990年）

两德的建立

1945年，德国一片废墟。德国人被战争拖垮了，他们担忧着不确定的未来，在帝国的断壁残垣中竭力求生。所有人，包括占领国，此时都无法确定德国将面临怎样的未来。在随后的四十年中，出现了两个彼此迥异的德国。西边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发展成了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东边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发展成了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中经济最为繁荣的国家，直到20世纪80年代晚期戈尔巴乔夫执政时，还是苏联最为可靠的支持者和盟友。过去失控的德国发展成为现在这样两个政治和社会经济体系如此不同的国家，着实令人惊讶。

最初，同盟国在计划德国的未来时产生了分歧，无法达成一致。战争期间，同盟国曾在德黑兰（1943年）和雅尔塔（1945年2月）讨论过这一事项，当时与会国一致同意德国应该被划分成几个占领区，而在雅尔塔会议上，与会国又认为除了英国、美国和苏联外，法国也应当拥有自己的占领区。在赔款和战后波兰的西部边界问题上，苏联和西方国家已经有了明显的分歧。1945年7—8月召开的波茨坦会议掩盖了这些分歧，美国、英国和苏联在会上通过了对德政策的总策略，即德国必须去纳粹化、去军事化，同时民主化。但三国并未通过具体的、可行的提议，因此，不同占领区仍然无法实施一致的计划。5月8日，德国无条件投降，因其为没有政府的被占领国，此时无法达成任何和约。在等待和约签订期间，为方便管理，波兰的西部边界暂时划定为奥得河（Oder）和尼萨河（Neisse rivers）西段。德国疆土因此西移，东部边疆则划归波兰和苏联。波兰的国土也因此西移，并失去了东部的领地。由四国控制的柏林同盟国管制委员会负责协调不同占领区的政策。赔款则由每个占领区的国家分别制定，而苏联由于损失巨大，可以获得西部占领区的额外赔偿，其中一部分实际上是为了从大部分从事农业的苏联占领区人民手中换得一些粮食。会议最终以《波茨坦会议议定书》作结。法国虽然获得了一个占领区，但没有出席波茨坦会议，后来并没有被这些决定牢牢束缚。然而，由于会议达成的决定大部分相当模糊而笼统，占领国可以对其做出很多种不同的解释。

地图7.1 1945年德国被分为四个占领区

占领区之间的分歧也越来越明显。苏联占领区最先发起了最为激进的变革。为了将德国共产党（KPD）的积极政治活动合法化，苏联在占领区内迅速开始推行政治党派的许可证制度。在瓦尔特·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的领导下，在莫斯科受训的德国共产党已经于1945年4月底抵达柏林。他们迅速控制了地方的政治事务，并在驻德苏联军事管理委员会（SMAD）的支持下，拥有了比其本身更强大的影响力。他们起初拒绝了社民党的合作提议，但在1945年秋，形势却变得越来越明晰。德国共产党发现，光靠自己的力量是无法获得大量群众基础的。1945年秋，他们被迫与社民党进行商讨，并于1946年4月合并为所谓的德国统一社会党（Socialist Unity Party,SED）。德国统一社会党最初支持所谓的“通向社会主义的德国之路”，并希望以大众民主的形式团结所有的“反法西斯力量”。到1948年，统一社会党变成了共产主义者主导的斯大林主义的“新类型的党”。在苏联占领区活跃的党派还有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民主联盟在西部的占领区也同样很活跃，它代表了新的基督教党派，试图团结之前支持中央党的天主教徒以及中产阶级和右翼新教徒。同样活跃的还有德国自由民主党（简称自民党，Liberal Democratic Party of Germany,LDPD）。共产主义者则为后来的两个党派打下了基础，一是德国农民民主党（Peasants’ Party, DBD），二是德国国家民主党（Nationalists,NDPD），两党都努力争取一些可能产生不满的选区的支持，同时分裂选民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