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早期作品《布登勃洛克一家》（Buddenbrooks）则描写了一个德国北部中产阶级家族几代人的衰落，刻画出了1835年到19世纪70年代德国社会和经济的复杂变化。《布登勃洛克一家》源于19世纪，其文学技巧都是当时小说中常见的，但布登勃洛克家族的最后一位男性——汉诺（Hanno），却逃避、否认现实世界，而这是20世纪小说中相当常见的描写。托马斯·曼的作品跨度一直到第三帝国时期，评述、反思了在德意志帝国和1918年后的德国中充满艺术的灵魂所遭受的压力。豪普特曼（Hauptmann）等艺术家揭示了人类在物质社会中悲惨的一面，即社会从“有机的”、传统的“社区”转向更为疏离、个人主义的“社会”（所谓Gemeinschaft和Gesellschaft的区别）。不光是这些富有想象力的作家，许多社会思想家也开始探索在此期间的个人和家庭生活的改变究竟有怎样的意义。许多学者特别关注在现代城市中漂泊不定的生活的意义。在视觉艺术方面也有重要的发展。“分离派”（secessionist）运动反对官方艺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还发出现了新的创作方式，比如印象主义和表现主义。建筑和室内设计领域也出现了更为雅致的青年艺术风格（Jugendstil），给当时主流的华丽浮夸风格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许多后来被认为是“魏玛文化”的事物，在一战前的德国，尤其是在世纪之交时期的一系列变化中就已经萌发。

业余生活和大众文化也参差多样。一方面，许多中产阶级效仿贵族阶层的一些行为举止和风俗习惯，希望加入预备军官团，甚至希望获得决斗伤疤这一阶级的象征（虽然“中产阶级的封建化”这种说法有点过了）。另一方面，青年运动则要摆脱作为古板的中产阶级所受到的束缚和压抑。漂鸟运动（Wanderv?gel）的成员穿上宽松、舒适的便衣，去乡村郊游、野营、唱歌，想要过上自然的生活。这些团体虽然批评权威政治（establishment politics，尤其对议会的党派政治不屑一顾）及现行的教育体制，但同时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反物质主义、反犹主义倾向，因为犹太人在他们的观念中等同于疯狂的挣钱机器。总体上，漂鸟运动是中产阶级的，也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与工人阶级和社民党的青年文化相冲突。

19世纪中期，人们崇尚实证主义，普遍对科学原理抱有信心，相信社会进步的必然。达尔文的进化论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连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打上了19世纪社会和社会进程历史理论的烙印。到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对不确定性的认识成了新思想的特征。尼采著作的影响深远持久，含义丰富，直接影响了韦伯等学者，也遭到了纳粹主义“理论家”的彻底曲解。理查德·瓦格纳的乐剧复兴了中世纪的题材（如《纽伦堡的名歌手》、《尼伯龙根的指环》），探索了19世纪社会最深刻的矛盾，时至今日，这些19世纪早期的浪漫主义歌剧仍旧余音绕梁。在纳粹德国时期，瓦格纳对中世纪文化遗产的关心自然被利用并重新解释，以适应纳粹德国的新形势。一种新的文化悲观情绪，以及对非理性的、受压抑的潜意识的关注，在世纪之交开始在社会思想中弥漫。当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维也纳研究性格理论和精神分析技巧，并对20世纪欧美人的生活观念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压抑、神经症、弗洛伊德式口误、俄狄浦斯情结等逐渐成为日常用语。在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齐美尔（Simmel）、滕尼斯（T?nnies）、特勒尔奇（Troeltsch）等学者创立了一系列概念和理论，以解释当时社会中发生的巨变。马克斯·韦伯百科全书式的精彩著作将西方与其他地区的社会与文化进行对比，探索、解释了西方历史独特的动态特点。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韦伯试图在科学的实证主义和历史决定论的观念论之间架起桥梁，他详尽阐述了自己的推论，同时也留有人为意义和机动的空间。他的社会学理论比起马克思意义含糊的作品更为现代，而后者并没有解决历史规律和人类行为之间的矛盾。为了囊括并解释世界历史的进程，同时仔细研究德国社会的变化发展，韦伯发展出了一整套社会和政治概念及分析比较的详细方法。尽管后来遭到了一些批评，但其学问之广博、含义之丰富，却是从未被超越的。

外交政策与第一次世界大战

关于威廉时代的德国，最广为流传的一个观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在威廉时代德国的鼎盛时期发生的，而德国也因此解体。1919年签订的《凡尔赛条约》用臭名昭著的“战争罪”条款让德国背负了战争的主要责任。后来的几十年内，学者们广泛研究了战前各大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希望找出战争的源头。1928年，埃卡德·克尔（Eckart Kehr）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观点，即在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中的“国内政治优先”（primacy of domestic politics）。20世纪60年代，这个观点被重新拾起，先是弗里茨·费歇尔（Fritz Fischer）在其所著的一本有争议的书中重提了德国的战争罪。后来，汉斯—乌尔里希·韦勒和福尔克尔·贝格哈恩（Volker Berghahn）等学者又从这一观点出发，对德意志帝国的国内政治重新进行了梳理。大多数历史学家现在应该会同意詹姆斯·约尔（James Joll）的结论，即一个因素是不足以解释战争爆发的，应当同时考虑长期和短期因素，并囊括国内的社会政治矛盾、文化取向和成见，再加上国际环境、盟友的变动以及大国之间外交利益的冲突，才算是一个较为完整的角度。

在考虑总体环境的时候，有几点十分重要。首先，俾斯麦下台后，德国的外交政策有所改变。当时观点不一，有人认为德国应当成为欧洲中部的主导力量，也有人野心勃勃地主张德国应当以成为世界强国为目标。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越来越多的人支持后一种观点。这种帝国主义不仅仅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也有经济、文化的多方面因素。经济上，作为快速增长的工业国家，德国需要为工业产品找寻更多的市场和更便宜的原料来源地来与英国竞争。文化上，正如韦伯在1895年弗莱堡就职演说中提出的，德意志文化必须由世界舞台上强大的德意志民族国家来保护。尤其是与海军建设计划联系起来之后，帝国主义更是成为德意志文化理所当然的选择。

其次，必须注意到大国之间的结盟。德意志、奥地利和意大利的三国同盟在俾斯麦执政时期就已经发展起来了（德国和奥地利于1879年签署协议，意大利于1882年加入）。法国、俄罗斯和英国的《三国协约》发展得更慢些。1891—1894年，法国和俄罗斯协商签署了一份协议。英国与法国协商解决了埃及、摩洛哥和远东地区的争议，再加上1904—1905年沙皇俄国在日俄战争中战败，俄国的实力明显衰落；1904年，英国开始加入同盟（1904年与法国签约，1907年与俄国签约）。这些联盟并没有固定下来，各国在特定事务上也倾向于争取自身的利益。例如，1908—1909年，俄罗斯并没有获得英法的支持，共同反对奥地利吞并波斯尼亚（Bosnia）和黑塞哥维那（Herzogovina）的一些地区。但英法俄三国联盟让德国有种“被包围的恐惧”。德意志人担心被敌人的力量包围，因此对德国来说，与奥地利的特殊关系就变得更为重要了。

联盟的发展和第三个要点即军备竞赛紧密相关。当时人们普遍有种战争即将来临的感觉，所有欧洲国家都陷入军备竞赛当中，为可能到来的战争作准备。最典型的就是德国的海军扩充。俄罗斯也在忙着修铁路，加快运输部队的速度，同时生产武器。其他欧洲国家也一样。这不仅加剧了战争必然爆发的恐慌，更促进了对战争何时爆发的战略思考，尤其是在德国。1912年12月8日召开的一次非正式的战争会议起到了关键作用（当时的宰相贝特曼·霍尔维格没有出席）。德意志皇帝声称，战争的爆发“越快越好”，毛奇将军也支持这一观点，而蒂尔皮茨认为德国海军至少需要18个月才能准备完毕。

需要注意的是，当时的德国宰相贝特曼·霍尔维格的态度十分温和，他希望用和平的手段来巩固德国在欧洲的地位。但鉴于帝国议会陷入了僵局，他的政府失去了民众的支持，泛德意志联盟和德国工业家中央联盟（Centralverband deutscher Industrieller）等团体对政府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宰相的温和态度遭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反对。再加上英国和俄国即将签订海军协议，德国宰相的和平观点逐渐失去了底气。最后，贝特曼·霍尔维格不得不对欧洲东南部采取新的策略。这是他自身的弱势和德国政治体系的瘫痪所造成的结果。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战争究竟是如何爆发的。许多危机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905年的第一次摩洛哥危机，除了德国和奥地利，几乎所有欧洲大国最终选择支持法国；六年后的第二次摩洛哥危机，德国和奥地利又被孤立。但问题最严重的却是巴尔干地区，这一地区地处欧洲的西南部，民族主义泛滥。当时德意志、奥地利和俄罗斯都与巴尔干地区有利益关联，俄罗斯和奥地利在衰败的奥斯曼帝国中操纵着各种民族主义运动，而德意志则在经济上渗透巴尔干地区，投资银行业和铁路建设。早前，土耳其和奥地利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亚的问题上起过争端。1912—1913年，巴尔干地区爆发了两次战争，局势变得非常不稳定，这也使得大英帝国将政策中心从殖民地转向了欧洲。

最终引发战争的导火索是1914年的一次事件，这次事件本可以随着几次抗议消退，它和随后引发的战争规模完全不相称。1914年6月28日，奥地利王位继承人弗朗茨·费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在因公去往被奥地利吞并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亚首都萨拉热窝的路上，被一个年轻的波斯尼亚人刺杀。这次刺杀背后是一个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组织。奥地利当时正计划吞并塞尔维亚，或让其成为从属奥地利的卫星国。因此，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就与奥地利统治下的波斯尼亚反对派进行了合作。为此，奥地利花了一些时间思考该如何应对这次刺杀。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政治谋杀十分常见，也不一定会引发战争。奥地利请教了德意志，德皇给了奥地利人一张“空头支票”，承诺支持奥地利的行动。由于德皇的承诺，奥地利便以此次事件为由，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并提出了塞尔维亚不可能接受的要求。结果，局势变得越来越紧张。7月31日，俄罗斯调集了军队。这被视作是武力威胁，使奥地利不得不做出回应。而后，德国开始实施所谓的“施里芬计划”（Schlieffen plan）：为了避免两线作战，在与俄国开战前，必须先打败法国；而为了挫败法国，德国军队必须从比利时入侵法国。然而，比利时的中立是由英国保障的。英国也花了些时间思考局势。但到8月4日的时候，已经确定要开战了。因此，在刺杀事件发生的短短几周后，欧洲各国开战。虽然他们一直在等待这场战争，但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德皇和他的军事顾问所采取的政策才决定开战。

然而，他们所参加的战争，却不是他们期望的样子。一开始，很多人欢天喜地，许多奔赴前线的德国人沉浸在民族主义的热忱中，甚至有很多社会主义者至少在投票时支持战争，只有少数帝国议会成员反对给战争拨款提案投票。德皇宣布国内内战结束，“国内和平”（Burgfrieden）开始。德意志精英有意识地将战争视作“前进的逃避”，“对和平时期各种问题的解决方案”，以及转移人们对国内问题注意力的一种方法。德国战士唱着爱国歌曲迈入战场，怀着一种甜蜜的错觉，以为能马上打赢敌人，回家过圣诞。

19世纪的战争通常很短暂，往往有一场决定性的战役，伤亡较少，早早结束。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却不是典型的19世纪的战争。它冗长拖沓，让人筋疲力尽。士兵们被泥土溅污，被炮弹震得肝胆俱裂，躲在战壕里熬过了一天又一天，前线却仍旧没有什么进展。人员伤亡很多，但却对战局没有多大影响。就像1916年的索姆河战役（battle of the Somme）一样，虽然人员伤亡惨重，却还是形成了僵局。德国经济无法维持长时间的战事。眼看着士兵的粮食供应中断，生存条件越来越差，国内的士气越来越低。1915年起，时不时有饥荒发生；1917年4月起，大罢工也时常发生（1917年在俄罗斯成功发动了社会主义革命）。德国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1917年从社民党中分裂出来。1916年战争遭遇了一些挫败，议会对海军和潜艇战都争议不断，蒂尔皮茨被迫辞职。1917年4月，德国潜艇攻击民船后，美国加入了战争。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