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主导并排除了哈布斯堡奥地利。关税同盟的起源是1818年普鲁士颁布的《关税法令》。这个法令取消了省际和城市间的复杂税收，创建了没有内部关税壁垒的统一市场。紧接着，普鲁士人就注意到，普鲁士西部和东部省之间的原料和货物运输相当艰难，因为要穿过其他的德意志邦国和不属于普鲁士的一些飞地[1]。在接下来的几年内，一些邦国陆续加入普鲁士主导的关税同盟，而巴伐利亚和符腾堡则在1828年组成了自己的关税同盟，萨克森、汉诺威和不伦瑞克等其他邦国也组成了中德商业同盟（mid-German Commercial Union）。商业同盟的协约较为消极，规定对所有经由这些领土的货物都不征税。于是，1834年，德意志关税同盟（Deutscher Zollverein）成立了，18个邦国，2300万人口从中受益。奥地利选择不加入这个组织，而是在德意志联邦外的哈布斯堡领地上建立了自己的关税同盟。因此，虽然梅特涅保守主义统治下的奥地利在邦联内仍然拥有主导的政治力量，但普鲁士却逐渐在经济上占了上风，其货币泰勒（Thaler）也成了关税同盟中的通用货币。经济上的统一也预示了今后政治统一的方向。

同时，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变化引发了更加直接的政治动荡。18世纪中叶开始，欧洲人口整体上呈增长趋势。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欧洲人口大约翻了一倍。德意志则主要是农村人口的增长，但工业化前的经济生产却无法满足这么多人的粮食供应。于是，饥荒和农村失业现象十分常见，许多人逃向城镇，甚至跨越大西洋移民到了充满机会、边疆未定的美国。贫困人口增加，极度贫穷泛滥，同时中产阶级又自给自足，秉持着毕德麦雅的生活方式，仅从基督教会的慈善活动中就可以看出，这些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穷人也时不时地想要拥有决定权。1844年，受日益先进的英国纺织业和国内引入的新生产方式所带来的不利影响，西里西亚的织布工发起了抗议。1846—1847年，一种土豆枯萎病肆虐，导致成千上万人营养不良、饱受饥饿之苦，贫困和饥饿引发的疾病，带走了千千万万个生命。社会的动荡不安让知识分子对梅特涅日益过时的保守主义政策感到忧虑，并开始对专制的政治环境产生不满。不过，最终引发1848年革命的火花却并非来自于内部，而是又一次来自于法国的另一场革命。

地图5.3 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关税同盟的发展

[1]飞地， 即隶属某一行政区管辖但并不与本区相毗连的土地。如美国的阿拉斯加州。——译者注

1848年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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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对欧洲来说是个革命之年。法国的二月革命使国王路易·腓力（Louis Philippe）倒台了，德意志领主们惊慌失措，各方趁此机会扩大自己的影响，由此导致了德意志境内叛乱四起。但各方的呼声并不相同：普通民众由于社会的动荡，本质上对批评十分敏感，同时又极端保守，要求恢复所有旧的规章制度；自由主义者要求宪政和某些经济上的自由权利；民族主义者则希望德国的统一。至于工人阶级的抗议，虽然有，但大多仍局限于要求提高工资并改善工作环境。因此，1848年绝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由于此前为德国统一所做的所有努力最终都失败了，1848—1849年自由主义者的支持并没能换来德国的统一，而1871年的统一也并非自由主义的，因此，借用艾伦·约翰·珀西瓦尔·泰勒（A. J. P. Taylor）的话，1848年常常被称作是“德国没能成功转折的转折点”。然而，这个看法还是太过一概而论，太过片面了。1848—1849年的动荡的确使德国发生了不少变化，相比1848年，19世纪50年代的德国有了很大的改变。先预设更为“正常”的发展模式，再严厉地批评德国历史不符合正常的发展轨迹，这种做法是毫无意义的。而试着澄清真正发生的事实，并理清其原因和结果，才更有意义。

正如前文所述，19世纪40年代中晚期的德意志社会动荡不安。不过，比起短期的经济萧条，经济危机的长期影响（比如债务高攀、贸易危机）更为重要。经历了1846—1847年的饥荒和萧条后，1848年的德国经济实际上已有所恢复。再者，对于自由派来说，大众的贫困并不是他们主要的担忧。随着1848—1849年社会的持续动荡，农民和手工业者与自由派所关注的议题的鸿沟越来越明显。在1848年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自由主义者的目标逐渐变得越来越清晰。在普鲁士，1840年腓特烈·威廉四世（Frederick William IV）的即位短暂地点燃了自由主义者的希望，而1847年4月召开的普鲁士联合议会，更让自由主义者充满了希望。然而，还没谈及拨款，议会就在宪法改革的问题上陷入了僵局，最终，议会解散了。同时，人们还发现，腓特烈·威廉四世并非自由主义的卫士，而是个精神错乱、反复无常之人，他好像在演戏，后来竟真的患上了精神病。其他邦国的自由主义者也在讨论和组织改革。自由派也不是铁板一块，黑克尔（Hecker）和斯特鲁韦（Struve）的奥芬堡计划（Offenburg programme）代表的是较为激进的一派，而温和的自由派则支持黑彭海姆计划（Heppenheim programme）。但仅凭这些来自于自由主义者的压力以及19世纪40年代的贫困状况，根本不足以导致一场革命。直到法国国王的倒台，才在德意志全境引发了大规模的起义。面对四面八方的农民叛乱、工匠起义和自由派的压力，德意志的所有领主惊慌失措，他们迅速做出了让步，以期避免更为严重的骚乱。自由派则迅速利用不稳定的局势，试图在全国范围内发动变革，通过选举全国议会来讨论宪法改革和德国统一。

如此一来，革命力量在德意志的弱点从一开始就显而易见了：革命由外部的导火索引发；各方势力的目的各不相同；当局几乎不做任何抵抗就迅速投降。但保守派却没有被打败，他们从争斗中撤了出来，采取了隔岸观火的策略，然后返回，用完好无损的兵力控制了全局，甚至由于其对农民的要求进行了妥协而势力大增。

农民叛乱和工人起义也遍布奥地利的哈布斯堡领地。梅特涅于1848年3月13日辞职，并逃到了被流放的反动派和革命派的避风港—大英帝国。3月15日，奥地利皇帝承诺宪政，并召集议会。在德意志的南部和西部邦国，许多领主让保守派的官僚卸任，换上了自由派，并许诺进行改革。而普鲁士则上演了一出令人啼笑皆非的喜剧。刚听说奥地利的革命发展，腓特烈·威廉四世就召集了全国议会。但士兵却在与柏林群众的冲突中误解了国王的命令。国王下令停止射击，士兵却以为要继续射击，结果战斗就打响了。国王不知所措，只能下令军队撤退，由此避免了内战的爆发。国王动摇了。他怀揣着浪漫主义的思想，希望和自己的民众站在一边，如果他无法打败革命派，最好的方法就是成为他们之中的一员。于是，3月21日，国王身披革命的黑、红、金三色旗，骑马走在柏林的街道上。很快，柏林就有了一个自由主义的政权。

在法兰克福召集的被称为“预备议会”的全国性议会上，获选的大多是温和的自由派，少数是激进的自由派。议会负责全德国民议会的选举事宜。但这个德意志国民议会的投票率极低，无论如何，它只是一个有限的选举（每个邦国的情况各不相同），最终，议会定于5月18日在法兰克福的圣保罗教堂召开。从议员的组成来看，中产阶级和职业人士占了压倒性的大多数，其中律师、大学教授、老师和官员较多，也有一些作家、记者和神职人员，只有4个手工艺人和1个农民，并且这个农民还因是西里西亚来的波兰人而被进一步孤立。代表们是作为个人前来参加议会的，他们并不属于任何党派，也不代表任何政治倾向，虽然大约1/2到2/3的人总体上倾向自由主义，只有一小部分人（约15%）是极端右翼或左翼分子。慢慢地，松散的小团体开始出现了，他们在小酒馆进行非正式的讨论，并常常以这些小酒馆来命名。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威严的国民议会仔细讨论了一些关键议题，其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包括德国统一后未来的宪法形式、个人的基本权利和国家的经济秩序等。议员的观点不仅随着每个论点所涉及的原则，同时也随着1848—1849年的政治局势而发生着变化。议会一致认为，统一后的德国应当是个邦联国家，由皇帝、选民选出的议会和负责的内阁组成。温和的自由派主张由普鲁士取得帝王的头衔，并获得了激进派的支持，而作为交换，温和派也要同意建立一个更为民主的选举机制，经过激烈的商讨，于1849年4月29日举行了由全国成年男性参加的公投，并意外获得了极高的投票率。但在一些重大议题上，却仍有许多问题无法克服。

从理论上讲，渴望德国的统一是很简单的，但要在实际上划出这个德国的边界，却是一件难上加难的事情。国籍上，要解决三个困难重重的问题。第一当然是奥地利。主要的问题在于，是要建立一个“大德意志”（Grossdeutschland），使其包含现在属于德意志邦联的哈布斯堡帝国的部分领地（之前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还是把所有奥地利的领地都排除在外，让普鲁士主导一个“小德意志”（Kleindeutschland）。因为奥地利的皇帝不愿意将自己的领地撕成两半，因此要解决奥地利的归属问题，就只能采取激进的方式了。在激烈的争论之后，由温和派海因里希·冯·加格恩（Heinrich von Gagern）主导的“小德意志”方案占了上风。第二，普鲁士波森省（Posen）的波兰人是否应当被归入德意志的民族国家中。第三，石勒苏益格（Schleswig）和荷尔斯泰因（Holstein）公国的情况一直很复杂，公国中混杂着丹麦的采邑，并涉及国际政治、王朝权力和现代民族主义，矛盾很可能一触即发。它不是一个原则性问题，其背后是强权政治。最后，虽然法兰克福议会决定对丹麦发动战争，但实际上，最终还是取决于不同德意志邦国的军队。1848年8月，当军事上最为重要的普鲁士决定退出战争并签署休战协议的时候，法兰克福议会就只能傻傻地看着了。这就可以看出，法兰克福议会在根本上是缺乏实权的。

议会的讨论延长到了1849年春，最后决定将小德意志的皇冠颁给普鲁士国王。这时，普鲁士国王大可不屑一顾地拒绝，因为议会召开的同时，各个邦国内的保守派正进行重组，并重新获得了实权，领主们再没有必要向知识分子们做出任何让步或妥协了。1848年夏，激进的社会动乱仍在持续。但这并不是马克思理论中预测的由工人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工人的抗议很温和，比如斯特凡·博恩（Stephan Born）领导的柏林社会主义者，要求建立工会、提高工资、改善工作环境并制定工厂的规章制度。此时，手工业者和工匠感觉受到了自由派的威胁，因为自由派反对协会的限制，并且支持自由的市场。于是，工匠们在1848年7月中旬至8月中旬期间，在法兰克福召开了自己的全国议会。议会的议员也没有任何权力为农民发声，或对他们做出任何补偿。不同邦国中的自由派或改革派政权甚至越来越害怕群众的抗议，暴民统治如幽灵般缠绕着他们的内心。因此，这些政权根本无法控制1848年夏季的政治走势。经过重新部署，保守派和他们毫发无伤的军队趁势发动了一场反击革命。在哈布斯堡帝国，保守派的军队于1848年夏镇压了发生在波希米亚、匈牙利和意大利南部的叛乱，并于10月重新获得了对维也纳的控制权。而在普鲁士，激进的议会和夏季的群众起义刺激了保守派，保守派于秋季成功进行了反击。而自由派从未拥有过任何军事实权，现在也已经失去了之前拥有的群众支持，尤其是农民，本来是征兵中的中坚力量，现在却由于保守派的让步而被收买了。1848—1849年，德意志全境摇摇欲坠的统治者们逐渐拾起了信心，重新取得了控制权，一些邦国在普鲁士军队的帮助下，重新建立了秩序（比如巴登）。

1849年5月，自由派乱作一团，普鲁士国王拒绝登上帝位，法兰克福议会的成员开始踏上返家的路程。剩下的议员将议会挪到了斯图加特，并于1849年遭到了军队的驱散。法兰克福议会原本通过决议，在巴登和普法尔茨领地内执行新的宪法，但它却被普鲁士军队易如反掌地镇压了。革命似乎行将结束。

分析起来，这是一场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