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启蒙运动的中心，但这二者并非和平共处，而是处于激烈的竞争关系中，一方占上风，另一方就处于守势。哈勒的克里斯蒂安·沃尔夫的理性主义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学子，启蒙运动对18世纪教育发展的影响与虔敬主义不相上下。

总体来说，随着18世纪文盲率的下降，新思想开始传播，越来越多人靠自己获得知识，公众讨论也十分热烈。17世纪末，用只有少数人能看懂的拉丁文出版的书籍占了一半，而18世纪末这个比例下降到了5%。尼古拉等出版商则努力尝试通过资助的方式传播启蒙运动思想，扩大影响力。在德国，除了书籍的出版数量呈上升趋势，报纸、杂志和各种期刊发行量也爆炸性增长。许多读者是之前没有读写能力的群体，有些报纸、杂志甚至专门面向这些群体。像许多成长小说中描绘的资产阶级一样，妇女和女童的学识素养也开始提升。成立了诸如科学协会、职业组织、政治协会、共济会成员的地方分会（最初于1737年在汉堡成立）的新组织，以方便成员间互相讨论。这些组织提供图书馆和讨论室，促进了各种消息和观点的传播。一些大学也于18世纪建成，比如1737年建立的哥廷根大学。18世纪末，柏林流行举办沙龙，举办者多为女性，其中大多是犹太人。

参与启蒙运动思想传播和讨论的多是低级公务员和小邦国的官员。他们关心“一个秩序井然的警政国家”（a well-ordered police state）的司法、公正、刑罚、经济、行政和社会关系。一些官员试图将启蒙思想诉诸实践，由此产生的政策改革在不同地区获得的成效不尽相同。例如，1737年约翰·雅各布·莫泽（Johann Jakob Moser）着手出版自己51卷本的德意志法律巨作，并积极推动改革。符腾堡颁布的《虔信派教徒诏令》（Pietistenreskript）受到了启蒙思想家比尔芬格的影响，正式给予了虔敬主义者以宗教宽容。在世俗机构发起改革的同时，许多牧师也认为，宗教的虔诚应当是追求实践的，以帮助世人为目的，而非反对启蒙运动，因此这些牧师也十分支持改革。

史学家们在“开明专制”的概念上争论不休。这个概念在失去了吸引力之后一直在历史书上重复出现。很明显，一些领主是有意识地受到了启蒙运动的影响。比如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他对有关法国的一切都极感兴趣，在他还是王位继承人的时候，就与伏尔泰有书信往来。即位后，腓特烈二世邀请伏尔泰到普鲁士宫廷，自己也被称作是“无忧宫的哲学家”[无忧宫（Sans-Souci）是宫殿的名字，在柏林附近的波茨坦]。奥地利的玛丽亚·特蕾西亚（Maria Theresa）和约瑟夫二世的改革也应当视作启蒙运动的产物。不过，其直接原因的确和哲学思想的影响关系不大，而是来自于更为迫切的经济、社会、军事和政治目的。虽然各种各样的启蒙思想和专制统治（或意图专制的统治）之间的相互作用非常有趣，但两者之间的确没有必然的联系。奇怪的是，对启蒙运动的另一个看法却是，它本质上是无政治倾向的，因为它一边鼓励思想和精神上的自由，一边仍旧服从世俗的权威。这个观点和刚刚提到的政治和社会改革的推动力其实并不冲突。受到启蒙的官僚和牧师并不会质疑君主的权威，因为很多情况下没有这个必要。他们也是在受到启蒙的君主统治下的政府中，努力改进行政工作。虽然并不是所有的君主都能超越狭隘的专制统治，但大多数情况下，在德意志分裂（亦即“小邦主义”）的政治环境中，启蒙运动能够由依赖并支撑邦国发展的官僚阶级完成，而不像法国那样，需要由具有批判精神的独立知识分子来推动。

伟大的德国启蒙思想家伊曼努尔·康德的观点可能是一切关于德国启蒙运动的政治观点中最普遍推论的源头。在《什么是启蒙？》中，康德将启蒙定义为有勇气用理性和批判性的思维进行思考，拒绝服从其他权威。然而，他很清楚，德国正处于一个正在启蒙的“启蒙时代”，而不是一个人人都有能力自治的启蒙后时代。（康德发表了一些言论贬低女性，认为她们缺乏理性。）并且，为了让人们有思考的空间，也需要强大的统治者维持稳定的政局和井然的秩序。在一个共和政体中，质疑未必那么自由，因为当时政局不如腓特烈二世统治下的普鲁士邦国稳定。康德的这篇文章措辞模糊，因此有多种解释，其他思想家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但无论如何，力量和精神的分野，即传统二元论已经广为人知，它是后续的德国思想学说经久不衰的原因之一（最早源于路德教派的神学思想）。

当然，德国启蒙运动在法学、自然科学等其他领域也成就斐然。例如康德的认识论，深深影响了西方哲学。康德反对经验主义的观点，认为人是通过感觉和外部强加的分类来“认识”现实的。后来的新康德主义学者指出，这些分类并不是人类思想的普世产物，而是有文化差异性的。康德还提出了关于普世道德、和平和世界公民的一些重要思想。黑格尔从观念论的角度提出了有关历史、法律等广泛领域的思想学说。和黑格尔一样，康德是现代德国哲学的奠基人之一。

18世纪下半叶，各种文化运动兴起，有的和启蒙运动相似，有的和它一样，有的受它启发，有的直接反对它。18世纪晚期的德国文学复兴对德国和世界都有着深远的意义。其中最杰出的毫无疑问是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以及同时代的席勒。他们一起反击了德语受到的诋毁，证明德语也能有丰富的表现形式。歌德早期的诗歌包含了对爱情、自然和人类生存的基本问题的思考，他的创作超过了其他任何语言的创作。其风格多种多样，从早期的狂飙突进（Strum und Drang，这个词来自于剧作，其作者不明），到晚期的古典主义，歌德不仅写过诗，还创作了剧本、小说、散文、自传。他的作品类型基本上概括了德国当时的文学发展状况。天才的出现往往让人忽略环境的作用，但还是应当注意到，宫廷中的低级官员以及小邦领主对戏剧和文学作品的赞助是很重要的，尤其是歌德所在的魏玛。这些来自领主的支持促进了18世纪晚期文学的兴盛。

与此同时，所谓“文化民族主义”开始形成，这个词总是与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德联系起来。赫德反对早期对法语和法国文化的崇拜，提出文化区域的概念，德语中称为“Volk”（即民族，和邦国这个政治单元不同）。他认为，每种文化都应当被视为一个有机整体并自成体系。这就使德意志文化中的某种爱国自豪感成为可能。赫德反对启蒙运动对中世纪的憎恶，文化民族主义使人们对历史，尤其是对平民大众的历史，重新产生了兴趣。这就引发了浪漫主义运动以及19世纪人们对民间故事的喜爱，格林兄弟（Brother Grimm）就是受其影响的代表人物。文化民族主义最后提出了一个观念，即文化上的民族（the Volk）和政治上的国家（the state）应该是同义词。然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这个国家花费了太多的时间，甚至为后来更为激进的德国民族主义付出了代价。

在另一个领域，18世纪的德国也诞生了许多不朽的成就。只要把18世纪德国作曲家的名字列出来，就基本概括了这个世纪的古典音乐史，他们是：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巴赫的儿子尤其是卡尔·菲利普·埃马努埃尔·巴赫、约瑟夫·海顿、沃尔夫冈·阿马德乌斯·莫扎特，以及下一个历史时期的路德维希·范·贝多芬。在亨德尔在英国定居（因此把他德语名字中的变音符都去掉了），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主要在天主教的维也纳生活时，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就已经是德国北部新教音乐的代表人物了。1723年起，他在莱比锡的圣多马教堂担任教会音乐指挥，每周为礼拜仪式谱写曲子。这虽是一项乏味的工作，但在这两百多首礼拜式乐曲中，许多曲子的质量如此之高，令人惊叹。不过，巴赫最负盛名的还是以下这些充满数学之美、包含宗教情感的伟大作品：《B小调弥撒》《马太受难曲》《勃兰登堡协奏曲》《圣诞节清唱剧》《复活节清唱剧》、小提琴和大提琴奏鸣曲以及要求技艺精湛的管风琴前奏和赋格。和歌德一样，不管之前的音乐传统和工作环境如何，巴赫的天才让他反对任何简化的方式。

18世纪末，德国成为诗人和哲学家的国度（Land der Dichter und Denker），德国人至今引以为豪。新的文化潮流正在发展，帝国风格取代了巴洛克和洛可可，浪漫主义运动取代了启蒙运动，但即使邦国内的改革如此之多，德意志的政治体系仍然如中世纪时支离破碎。真正的政治变革，其主要推动力并非来自内部，而是来自于外部，来自于法国大革命的影响。

法国大革命的影响

18世纪，德国的一些邦国发生了改革运动。在腓特烈二世统治下的普鲁士和约瑟夫二世统治下的奥地利，制订了许多方案，试图将行政体系现代化并改善当地经济。专制主义和启蒙运动的关系不断变化，可能与改革并不相关，不过领主和官僚都在审查并实施各种方案，来改善当地政府的运行。例如，普鲁士于1763年颁布了《乡村学校规程》（Generallandschulreglement），将初等教育义务化，1766年又进行了区划改革（Landratsreform），1770年实施行政改革，1766年关税和消费税改革，1765—1770年农业改革，以及1780年重新编撰、1794年出版普鲁士法典。普鲁士法典的出版确立了普鲁士法治国家（Rechtsstaat）的性质。1763年后，只有军队未进行改革。约瑟夫二世统治下的奥地利的改革，尤其是在约瑟夫二世特别关心的教会和农业改革，也毫不逊色。不论是普鲁士还是奥地利，在改革的过程中都遇到了严重的问题，主要是因为领主没有意识到改革需要各方的支持。于是，比领主更了解社会现实的官僚们，只得绕过甚至哄骗领主，使其他措施得以实施。不管腓特烈二世和约瑟夫二世的政绩如何，由于他们的半集权、半官僚、半专制、半启蒙的统治性质，邦国中留下了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在一些小邦国中，领主与社会的脱节可能没有那么严重，其统治的领地更小、更集中，人口的民族和语言组成也较为单一（不像哈布斯堡的领地，以及程度稍轻的勃兰登堡—普鲁士地区），因此民众更为同质，更好管理。小邦国关乎军事力量和国家建设的改革较少，而针对民众生活水平的改革则更多。

人们也尝试着改革帝国本身。由于普鲁士对《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包含的一些帝国宪法的规定并不理会，许多人因此认为，帝国本身需要改革。同时，普鲁士的崛起对奥地利造成了一定的威胁，普鲁士和奥地利都有可能和欧洲其他国家结盟。因此，一些中小规模的邦国打算联合起来，形成第三股势力，以实现权力的平衡。18世纪80年代，各方积极改革帝国。然而，这些措施在90年代初大部分都失败了。因普鲁士主导了诸侯联盟并将自身的政治计谋置于帝国利益之上（如在比利时的问题上），小邦国联合为“第三个德意志”（后来的称呼）的行动受挫，而教会的改革也与约瑟夫二世的宗教改革冲突，并在罗马教廷中激起众怒。18世纪90年代初的德意志帝国虽不是无可救药的一潭死水，但确实陷入了某种混乱之中。

不过，18世纪90年代初的帝国完全跟革命不沾边。社会上的确有一些矛盾，这些矛盾虽和往常一样，但形式有些变化，也预示了19世纪初期的一些问题。由于农业改革等因素，人口开始增长，同时伴随着穷人和乞丐数量的增长，引发了周期性的社会动荡。知识分子有些不满，18世纪80年代有了点政治自由主义的苗头。不过总的来说，当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时候，大多数德国人起初抱着隔岸观火的态度，尤其是西部地区，还有一种优越感，觉得德国不需要革命就能够改革。1792年起，当正在革命的法国和普鲁士、奥地利开战时，这种带着点同情的远观却很难继续维持下去了。因为法国大革命从挥舞着理想主义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变成了恐怖的政权，带着侵略性和帝国主义的独裁统治。德国受到了全方位的影响，被攻击、肆虐、占领、整顿、剥削、挑衅，整个德国都受到了震惊。1815年，德国已经面目全非。而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松松垮垮的神圣罗马帝国彻底解体。1814—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诞生了欧洲的新条约，用来代替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开启了德国历史的新时期。

1792年，法国入侵神圣罗马帝国。在法国顺利取得几次胜利后，1794年赢得了莱茵河以西的土地，并一直统治到1814年。虽然有些历史学家（尤其是东德历史学家）一直在查询档案，试图找到雅各宾派留在德国的证据，而其他历史学家（主要是西德的）则一直在搜寻早期民主派或德国民族主义者的证据。总体上，大多数德意志臣民似乎毫不抵抗，直接服从新政权的统治。这些新政权还包括格奥尔格·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