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z Schilling）对利珀（Lippe）和莱姆戈（Lemgo）所做的区域研究表明，邦内恭顺的路德教教会与叛逆的加尔文教派的富裕市民，两者之间的差异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明显，有时候甚至完全相反。实际上，对于自我的界定，以及在依据文化和政治划分阵营上，不同的信仰似乎不如教派的政治形式重要。席林认为，德国宗教改革中教会在各领地内部的政治垄断地位，是后来诺博特·埃利亚斯（Nobert Elias）等学者强调的军事和税收垄断的前提。
对于德国的宗教改革来说，不容置疑的是，它并没有为德国的统一创造任何条件。众所周知，德意志在政治上已经支离破碎，而信仰天主教的国王还必须承认国家在宗教上的分裂。宗教改革在早期的现代德国中，是邦国发展的重要因素。它导致了1555年后领地间的诸多政治和军事冲突，这些冲突导致了军队和官僚的增加。在三十年战争期间，宗教分歧在诸多矛盾冲突中已经显得越来越不重要，1648年后也不再是政治冲突的主要因素。但当宗教分歧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仍然是个政治问题的时候，它主要发生在领地内部，而非领地之间，领地的邦国建设也远远超出了宗教合法化的最初阶段。
[1]慈运理，又译：茨温利（Zwingli）。——译者注
[2]新教徒，字面意思是“反抗者”。——译者注
反宗教改革时期的德国
天主教派对1555年的形势极为不满。在特伦托宗教会议（1545—1563）后，一支革新的天主教教派试图东山再起。这个教派被称为耶稣会，它由西班牙人圣依纳爵·罗耀拉建立，在德意志境内积极传教，开办学校、神学院和大学，还打入各国的宫廷。维也纳的方济嘉布道会也同样积极。奥地利和巴伐利亚是反宗教改革的中心，政府试图压制德国南部和奥地利贵族的新教倾向。同时，新教内部也完全没有统一，在所谓的“第二次宗教改革”中产生了许多分歧。从普法尔茨伯爵和勃兰登堡公园领主、黑森—卡塞尔公国的领主先后改信加尔文教派开始，加尔文教派在16世纪末至17世纪变得尤其重要。在马丁·比塞（Martin Bucer）的影响下，斯特拉斯堡的宗教改革与众不同。而在其他地方，路德教、梅兰希通教派等各种教派的分歧仍持续存在。
16世纪末在所有的领地里，不管其人民的宗教信仰如何，宗教成了与邻区在文化上划清界限的工具。政府对个人行为准则的控制日益增强，同时也采取了很多措施来改善人民的福利，包括改善教育、帮助穷人，逐渐形成社会准则、降低私生率，并对男女关系做出了规定。教会守则和神职人员参与的家庭访问显然是社会管控的有效手段。宗教分歧同时促进了教育的主动性，因此有了建立大学的第二波浪潮。在巴伐利亚首府慕尼黑以北约五十英里处的英格施达特（Ingolstadt）设立了一所重要的耶稣会学校；新教建立了马尔堡大学（1529）、柯尼斯堡大学（1544）等；天主教也不甘示弱地建立了维尔茨堡大学、萨尔茨堡大学等。这些学校不仅为政府的行政机构培养世俗官僚，同时也培养神职人员、神学家和其他领域的学者。当时的教育普遍是死记硬背，虽然宗教改革也促进了基础教育的发展，但对普及读写能力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
16世纪德国经济和社会的改变渗透到了方方面面。总体来说，德国经济处于扩张时期。海外探索，尤其是美洲大陆的开放，不仅意味着大量贵金属的涌入（尤其是银）和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也意味着国际经济关系的改变。欧洲贸易开始转向大西洋沿岸，英国成为海上霸主，西班牙和法国的地位也逐渐上升。欧洲经济越来越多元化，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关系不断变化，中心与边缘也持续改变。德国波罗的海沿岸的一些城市和内陆贸易沿线城市的地位开始下降。16世纪末，中世纪晚期被城墙包围的许多德国城市的面积开始缩小。城市地位的下降一部分是经济原因，一部分是政治原因。谷物价格的上升抬高了土地贵族的地位，同时城市手工业者和商人的地位却下降了。在东部的殖民地区，许多贵族买下农民，甚至村庄，成为拥有大片土地和附属农民的地主。尤其是在德国的西部和西南部地区，城市的地位远远不如封建领主。在经历了中世纪时期经济、政治、文化和知识层面的繁盛之后，16世纪晚期的许多德国城市开始变得陈腐排外。当然也有例外，例如著名的贸易城市汉堡。
16世纪中期以后，德国人口的增长陷入了停滞的状态。16世纪90年代出现了经济萧条，接下来的17世纪的前二十年，欧洲经济整体衰退。16世纪晚期，德国内部的社会和经济矛盾不断，再次出现了农民起义和城市动乱，以至于17世纪早期欧洲人普遍认为会有战争爆发，因此他们开始筹备军队，建起坚固的城墙。曼海姆就是在1606年作为选帝侯的军事堡垒而建的。17世纪早期，太阳辐射量减少，地球平均温度也随之降低。在这所谓的“小冰河期”中，粮食的种植季节缩短，农作物产量下降。老彼得·勃鲁盖尔（Pieter Brueghel）画作中冰冷的冬天极好地刻画了这一景象。饥饿、赤贫甚至是杀婴行为都很常见，犹太人也遭到了集体迫害。不管是否还有其他原因，这些社会矛盾可能也导致了16世纪至17世纪早期的猎巫运动。女人成为包括盗窃、作物失收、牲畜和人类疾病等所有问题的替罪羊，同时也是性幻想和性偏见的对象。在精神文化层面上，这个时期有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和约翰内斯·开普勒（Johannes Kepler）在天文学上的巨大成就（他们都在布拉格的帝国法庭任职），还有对炼金术深信不疑。所谓的“现代性”在宗教改革时期并不多见，相反，更多的是对20世纪的人们来说非常陌生的事物。
图7 《犹太狙击手与金融家》。恶性通货膨胀时期，报纸以大幅版面批评犹太人的贪婪。“去掉边角”（Kippen）是当时的惯例，剪下钱币的边缘，用这些边角料制作更多钱币。最后，钱币必须以重量计，而不以数量计。144个正常尺寸的便士重一磅。（Augsburg: Elias Wellhofer, 1654）。沃尔芬比特尔的奥古斯特大公图书馆传单收藏室藏。
三十年战争
历史学家就是否存在“17世纪的普遍危机”，如果存在，又该如何描绘并解释这一问题已经争论了一段时间。值得注意的是，17世纪中期，一波动乱席卷了欧洲数个国家，有起义、革命，还有内战，比如法国的投石党乱[1]和英国内战。贵族和城市起义频繁，来对抗日益严苛的中央权力。对于这些动乱，虽然没有一个普遍认可的解释，但它们都有几个相同的特征。叛乱常常和借发展中央政权干涉地方自治的国家构建的进程相关，同时也伴随着欧洲国家之间的竞争。这就使常备军队成为必要，并提高了直接税收。而对于城市和贵族领主来说，这种需求和榨取越来越严重，于是引发了叛乱。
“普遍危机”的定义很不明确，而在情况复杂的德国，所谓“普遍危机”是以独特杂乱的形式呈现的。1618年到1648年的矛盾产生于神圣罗马帝国内部以及欧洲国家之间，这一时期被称为“三十年战争”。这些矛盾包括帝国内部的宗教纷争、领地人民反抗封建领主的起义、封建诸侯对王权的抵抗，以及那些在德意志土地上作战并卷入这些矛盾中的其他国家之间的争斗。其中有西班牙和荷兰之间的冲突，还有瑞典和波兰、法国和哈布斯堡家族之间的矛盾。三十年的战乱极大地影响了德国的经济与社会，最终在1648年达成的和约更是奠定了德国历史的格局，并对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图8 对驱魔及猎巫（女巫和她的两个助手）方法的详细描绘。沃尔芬比特尔的奥古斯特大公图书馆传单收藏室藏。
三十年战争的爆发部分源于《奥格斯堡和约》留下的一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如没有承认加尔文教派、教产留置的问题，部分源于和约达成后的发展。矛盾继续爆发，比如1583—1588年的科隆战争，成功叫停了天主教领地改信新教的进程。这次战争非常重要，因为它阻止了科隆成为一个拥有投票权的新教领地，让新教皇帝的继任成为可能。这一时期，宗教政治党派形成了。虽然选帝侯在一些特定的议题上会搁置宗教的争议，比如在反抗土耳其人入侵的威胁上，但总体来说，帝国的各项机构还是逐渐分崩离析。在查理五世驾崩后，哈布斯堡王朝的帝王更加狭隘地关注自己国家和家族内部的事务，而对帝国事务则渐渐失去了控制。1608年，帝国议会土崩瓦解，既未对土耳其战争的收税进行表决，也未解决任何宗教议题。新教信徒离开议会，成立了新教联盟（the Protestant Union）。第二年，天主教联盟（the Catholic League）也成立了，由耶稣会出身的、巴伐利亚的马西米利安（Maximilian）领导。于是，这两个宗教军事力量的介入让地方冲突转化为大范围的矛盾。于利希—克里维斯继承战争（the War of the Jülich-Cleves Succession，1609—1614）就体现了这一点。当争议解决后，其中一位获得了天主教联盟的支持，另一位勃兰登堡的约翰·西吉斯蒙德（John Sigismund）于1613年改信了加尔文教派，得到荷兰和英格兰宫廷的支持。
1618年5月的“布拉格掷出窗外事件”（defenestration of Prague，刻意模仿两个世纪前导致胡斯战争的掷出窗外事件）一般被认为是三十年战争的导火索。哈布斯堡皇帝鲁道夫二世为争取贵族支持以对抗他的弟弟马蒂亚斯（Matthias），于1609年签署了《大诏书》（Letter of Majesty），波希米亚的新教贵族从此享有一定的宗教和政治自由。马蒂亚斯在1612年继任成为皇帝，但一直无子嗣，于是下一任皇帝的继任便引起了争议。1617年，奥地利的斐迪南大公成为波希米亚国王。他是耶稣会出身的狂热天主教徒，因波希米亚国王手握一张选票而让他梦寐以求。他还渴望成为皇帝，虽然西班牙人并不同意。斐迪南当上波希米亚国王后，削减了波希米亚贵族的政治和宗教特权。在布拉格的大型抗议会上，人们指派代表到王宫递交请愿书。然而，由于谈判激烈，斐迪南的帝国大臣马丁尼茨（Martinitz）和斯洛瓦塔（Slovata）与他们的书记官一起被愤怒的波希米亚人扔出了窗外，因此这次事件被称为“掷出窗外事件”。天主教的记录写道，圣母玛利亚为马丁尼茨说情，用她的披风将他轻轻地放在了地上，让他免除了“所有伤害，虽然他的身体已经发福了”；而新教的版本则更平实地写道，最终他们都落到了粪堆上。波希米亚各地区于是呼吁其他地区的新教徒加入，开始了三十年战争的第一场冲突，即波希米亚起义。加尔文教派的普法尔茨选帝侯腓特烈五世（Frederick V）加入了他们的阵营（与英格兰的詹姆斯一世的女儿成婚），波希米亚人将他选为国王。他只当了一个季度的国王，因此被叫做“冬王”。1619年，费迪南不出预料地被选为皇帝，即费迪南二世。他集结了一个强大的天主教联盟，包括巴伐利亚的马西米利安以及西班牙和波兰。天主教联盟的军事领袖蒂利将军（General Tilly）在1620年的白山战役（白山在布拉格以西）中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腓特烈五世匆忙逃跑。波希米亚的新教徒反抗者于是被没收了领地，许多人不仅失去了财产，还失去了性命。哈布斯堡重新任命了大量效忠于王朝的贵族，而一些贵族则被命令改信天主教，虽然这一过程十分艰难。后来的几十年内，新教转为地下活动，让农民偷偷改信，这些农民又成为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耶稣会运动的主要宣传对象。
在这场实质上的德意志内战中，斗争渐渐北移。期间发生了普法尔茨战争、下萨克森战争，然后北上至波罗的海。17世纪20年代末期，在天主教的几场胜利之后，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控制了波罗的海沿岸，并威胁称要独立。由于为天主教一方赢得了重要的战役，波希米亚将军华伦斯坦（General Wallenstein）突然被提拔至帝国选帝侯的位阶，封为梅克伦堡公爵，在布拉格也有一座府邸相赠。
日渐强大的皇帝开始力求扭转德意志的局面并使宗教改革倒退。1629年，费迪南二世颁布归还教产敕令（The Edict of Restitution），试图与已经改信新教的大主教、主教和城市相抗衡，并归还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