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深入地探索东德，他们最多在首都东柏林旅行一日。东德虽然比西德要小，但两者在地域的多样性上却不相上下：从北边波罗的海海岸的沙丘，到梅克伦堡人口稀少的湖区，再到南方多山的地区。其中包括哈雷、莱比锡、埃尔福特、开姆尼茨等工业中心，也有德累斯顿（Dresden）、魏玛这样的文化中心，还有萨克森小瑞士国家公园、图林根森林和哈茨山等旅游景点。所有这些地区，除了纯粹的地形上的不同，比如与河流、海洋或山脉的距离，还存在其他方面的差异。它们在经济上也有不同的开发和利用方式，同时，在更广泛的经济系统中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文化上，宗教改革后，天主教和新教地区的不同在一些经历过信条化的州中延续多年，影响深刻。而政治上，不同的地区则历经了无数的政体，这对喜欢参照历史的政治学家来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实验室。所有这些各种各样的影响，都在今天更加同质化的工业德国中留下了各自的印迹。
对很多1989年之前到过德国的游客来说，很难想象没有那个划分两德最明显的特征，即严防死守的两德边境线。这条边境线从波罗的海延伸到德国南部和捷克的边境，不仅将德国一分为二，更是将欧洲也划分成了东欧与西欧，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民主集中制与自由民主——它象征着20世纪后半叶的国际分歧。用丘吉尔的话说，就是“铁幕”。两德边境不仅用一片无人之地隔开了曾经紧密相连的社会，将他们与自然腹地隔绝，还将先前宏伟的大都市——柏林，历史上既是普鲁士王国和帝国的首都，也是魏玛共和国和纳粹德国的首都，1990年以后是现在德国的首都——从正中心对半分开。当时，全副武装的士兵看守着两德之间有限的过境处，他们控制着交通，全力防范东德居民擅自离开。西柏林是不言而喻的资本主义城市，它在经济上依赖西德政府，并得到西德政府的大量补贴：这里到处是大型的购物商场、繁多的文化演出和国际会议中心，灯红酒绿，繁华热闹，艺术也得到了商业的赞助。这座建于帝国急剧扩张时期的城市，在20世纪初还是一个古老的贫民窟。20世纪80年代，这里不仅住着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工人阶级，还住着大量的外国“客籍工人”（guest workers），另外还有一批想过另一种生活的人群。除此之外，柏林也不可避免地被军事力量所渗透，毕竟它同时受到了四种力量的控制。即使西柏林有美丽的自然湖泊和森林，也同时存在无处不在的柏林墙。因为仅仅几码开外，越过城墙，就来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正如每个路标上都自豪地标示着的：“柏林，民主德国首都。”比起前几个世纪，这里的交通流量小了很多。东柏林将帝国时期古老的首都中心区域收入囊中。在这里，民主德国崭新的政府办公楼和批量建造的住宅楼拔地而起，与曾经辉煌、现今颓败的政治文化中心分庭抗礼。尽管东德努力塑造与西德同样吸引人而又十分不同的形象，但在诸如亚历山大广场这样的现代区域中，其气息大多仍然是单调、灰暗而且过时的。两个柏林形成了两个极端，充分地体现和象征了它们所代表的两套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的优点和缺点。
图1 20世纪80年代，从东柏林看亚历山大广场。远处，高耸的电视塔令圣母教堂显得越发矮小。左边是重建后的大教堂。正对着的是重建后的东德“共和国宫”（Palace of the Republic），原址为柏林城市宫（Royal Palace）。本书作者摄。
1989年11月，柏林墙的倒塌戏剧性地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和东欧的剧变让“铁幕”开始破裂。1990年10月，经济和政治的压力促使两个不同体制的社会加快统一的进程。对于21世纪早期刚统一的德国的观察者来说，历史有了新的意义。正如这几个世纪以来的许多时期一样，德意志的民族特性、政治制度以及它在欧洲和世界的角色再次变得万众瞩目。不过，随着冷战的结束，结盟和对峙的国际环境也发生了改变。伴随着国际恐怖主义和新的冲突的出现，“德国问题”也应当从一个不同的角度重新加以考虑。
最初的印象和观察就到此为止了。比起游客的粗浅印象，对德国历史、社会、文化和政治生活的系统了解，可以使读者收获更多。在接下来的旅途中，也会有许多关于德国历史的方面被忽视、压缩、扭曲，或者干脆故意不提。下面，我们就要开始探索德国历史框架中的跌宕起伏，看它是如何最终成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德国的。
第二章 中世纪的德国
德国史的开端
现今属于德国的地区早在史前就有人居住了。尼安德特人（Nanderthal man）就是其中的一支，他们的发现是人类学史上的著名事件。在欧洲中部地区，遍布着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的遗迹。罗马帝国曾延伸至现今德国的西部和南部，许多德国的城市至今还保存着罗马建筑的地基和废墟，比如特里尔（Trier）、奥格斯堡（Augsburg）、美茵茨（Mainz）、科隆（Cologne）、雷根斯堡（Regensburg）和帕绍（Passau）。至今，我们还能在美茵河和多瑙河间看到作为边界防御工事（实际是深沟与堤坝）的古罗马界墙（limes）。罗马帝国在它占领之处留下了不可估量的影响。界墙之外的部族，罗马人把他们称为“野蛮人（barbarians）”（即外国人）。罗马历史学家塔西陀（公元55—116年）在他的《日耳曼尼亚志》（Germania）中生动描绘了各种各样的日耳曼部族，虽不一定完全可靠，但他描述了他们的社会组织、政治体制、战争形式、刑罚体系、建筑、服饰和发型风格、婚礼、葬礼、农业技术，以及喝酒、宴会、争吵、休息的诸多习惯。除了赞赏日耳曼女子的贞洁以外，塔西陀对日耳曼和日耳曼人并没有一个劲儿地奉承。他说日耳曼人一定是原住民，而不是从别的地方迁徙来的移民，因为“谁会（想）去日耳曼呢？它的风景不美，气候不好，整体感觉又沉闷，除非这里真的是他的故乡”。对于日耳曼民族之间的不同，这本书着墨更多。从发型复杂的施瓦本人，到和罗马人做生意的、较为文明的赫蒙杜利人，再到极度野蛮和贫穷、吃草、穿树皮、分布广泛的芬尼人（Fenni，住在现今的立宛陶），各有特色。
到了公元5世纪，罗马帝国危机深重。虽然它崩溃的原因不止一个，但其西部边界确实早已脆弱不堪、负荷过重，加之西哥特人（Visigoths）、汪达尔人（Vandals）和匈人（Huns）等外来部落的入侵（这些部落已经留名青史），加速了它的衰落。在罗马土地上定居的日耳曼人大多背弃了他们部族的神，转而皈依基督教。至公元6世纪和7世纪，西部出现了新的罗马化的日耳曼社会。
第一支定居的日耳曼人处于法兰克人的统治下：克洛维486年在高卢打败了最后一位罗马统治者，建立了墨洛温王朝（Merovingian monarchy）。这个法兰克王国统一了一些日耳曼部落，后来还战胜了所谓的阿勒曼尼人、萨克森人和巴伐利亚人。王权、贵族与教皇三种势力共同掌握着王国的统治权，他们之间互相勾结、互相争斗。从公元6世纪开始，贵族们纷纷建起了修道院和乡下的教堂，并使之依附于自己。对大多数人而言，土地是他们生存的基础，虽然自由的农民不同于农奴，而西部的庄园也不同于从未被罗马占领的农田。751年，墨洛温人被赶下台，卡洛林国王丕平（Pepin）上台。他同时受到了法兰克主教的任命，用宗教的合法性代替了纯正的皇家血统，开创了君权神授的传统，但丕平的继任者仍然是他的血亲。墨洛温时期伊始，在当今德国境内用于耕种的土地只有2%，剩下的都是茂密的森林和湿软的沼泽。而到了卡洛林时期，由于人口的增长，森林被砍伐，用于建造新的村落。
“德国史”的开端是什么时候呢？历史学家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他们有些将德国历史看作是欧洲历史的一部分，认为历史起源不是固定的。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德国史是从查理曼在西方重建“罗马”帝国开始的。查理曼在771年登基，为了扩大帝国的权力范围，他吞并了伦巴德（Lombardy）、巴伐利亚、萨克森，并建立了东南的边疆领地“马克”（marches，后来发展为奥地利）。早在公元800年的圣诞节被正式加冕为“罗马人的皇帝”前，他就行使了一些帝国统治者的权力，比如铸币。当皇帝和当国王完全不同，王权可能会被继承者瓜分，而皇权一般是不可分割的。然而，到9世纪时，不管统一还是分裂，帝国的命运都充满了重重障碍。843年签订的《凡尔登条约》给出了一个清晰的解决方案。争吵不断的继承者们达成了协议，停止战争并将帝国分为东法兰克王国、西法兰克王国和中法兰克王国三块，为未来法国和德国土地的分割打下了基础。但随着进一步的分裂，非卡洛林的贵族也想得到王冠，这使得帝国看起来摇摇欲坠。因此，在9世纪末出现了五个独立的王国：西法兰克王国、东法兰克王国、上勃艮第、下勃艮第和意大利，其中只有东法兰克王国是由卡洛林人统治的。但即便是在东法兰克，中央权力也在瓦解。王国内部发生内战几乎已成事实，而外部又面临着被北边的维京人、南边的阿拉伯人和东边的马札尔人侵略的危险。内忧外患促生了新的政治团体。在东法兰克王国，所谓的五大“部落公国”（stem duchies）逐渐壮大[包括法兰克尼亚、萨克森、巴伐利亚、施瓦本和洛林（或洛林王国）],这些公国拥有强悍的首领，他能够高效地将部落成员聚集起来，抵御入侵的敌人。比起弱小的国王，这些首领的作用越来越重要。911年，东法兰克国王的最后一位卡洛林继承者也去世了。对于一些历史学家来说，第一位日耳曼国王，即法兰克公爵康拉德一世的登基，标志着德国史的真正开端。康拉德一世即位后，极力压制拥护他上台的部落公国，但这个不友好的算盘最终落了空。918年，康拉德一世驾崩，萨克森公爵亨利被推举上台，暗示了选举优先于血统的皇位继承原则。后来，他指定他的二儿子为继承人，这一做法打破了选举与血统分离的皇位继承传统，这也是日耳曼政权发展中的一大重要特征。
地图2.1 根据843年《凡尔登条约》分割的查理曼帝国
一些历史学家对“德意志王国”在这个时期是否存在持怀疑的态度。正如吉林汉姆（Gillingham）所指出的那样，亨利一世在其统治时期所取得的成效，仅限于萨克森和法兰克尼亚公国，他在其他公国并没有多少威望。直到11世纪，“东法兰克王国”（regnum Teutonicum）这个词才开始出现。而其他的一些历史学家，比如弗莱肯施泰因（Fleckenstein）则认为，尽管如此，“日耳曼人”的认同感其实在这个标签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亨利一世和他的儿子奥托一世的统治对正在形成的王国特征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然而，即便是到了中世纪晚期，人们还是有理由怀疑这些说德语的地方是否真的构成了一个独立的政权。14世纪中期，复数名词deutsche Lande（德意志领土）比单数形式的Deutchland常用得多。中世纪时期，有关名词的使用总是反复无常、来回变化，不同时期都有包括regnum Alamannae、regnum Germaniae、Teutonicae或Romanorum这些词的出现。更为复杂的是日耳曼王权和皇权之间的关系，这一点将在下节详细阐述。另外，日耳曼这个名字并非来自部落名或领地名，而是从语言而来，这可能是在现代欧洲国家中独一无二的。
这些关于术语和“德国历史”开端的争论，本质上是由于复杂的政治因素所造成的。故事应该从哪里开始，哪一部分应当被视作“背景”而非“历史”，无论读者持何种看法，本书能做的，只是将德国历史详尽地展示在读者面前。
中世纪早期及昌盛期的德国
中世纪的德国处于萨克森（或奥托）王朝和萨利安王朝的统治之下，从919年萨克森公爵亨利即位，到1056年亨利三世驾崩。其主要特征是处于封建社会的组织形式和政治形态，贵族佣兵的军事制度，以及相对和谐的教皇与王权的关系，直至发展为后来的“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在记述上等阶层的政治和宗教体系的同时，我们也应当时刻想起大多数平民的生活状态。在这个时段的晚期，也就是11世纪中叶时，德意志土地上的总人口数大概是五六百万人。（前现代时期的人口估算肯定是不准确的。）大多数人生活在小村落、村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