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恶心’并不在我身上,我觉得它在那边,在墙上,在吊带上,在我身边的一切事物上。它和咖啡馆已经合成一体,我是在它的里面。”恶心如何产生?人们之所以会感到恶心,是因为人们意识到了自己没有生存的理由,意识到了荒诞。
《恶心》揭示了存在,存在纯粹是偶然的,如果我们跟存在不保持一定的距离,不从意义上超越它,便会被吞没。《恶心》对生活的荒诞和丑恶的揭示,在萨特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和时代中,带有极强的现实性,具有进步意义。
《恶心》还揭示了在苦恼中我们有选择的自由,我们由于苦恼才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才能够把事物变成我们创造未来的工具,赋予事物以一种意义。个体的人必须在荒诞和丑恶的生活中作出自由选择。人既已被判决为自由,那么人就应该行使自由,而不应该逃避自由。意识到自己自由却又逃避自由,就是自欺。要想不自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自我选择。人正是通过自我选择才得到拯救。
《恶心》中所谈的生活的荒诞和丑恶,所谈的自由及自由选择,都不和美学直接相关,但它们对进行美学研究很有启发。第一,《恶心》把荒诞、丑恶引入文学中,可起到开拓美学研究领域的作用。既然美学可研究优美、壮美,那么为什么就不能对丑恶、荒诞作些研究呢?丑恶、荒诞引入到美学中,就可深化对美学基本理论的探讨。第二,《恶心》中所涉及的自由思想对美学研究很有启发。应该注意一点,萨特此时所谈的自由概念还非常抽象,仅限用于个体,因而它的美学内涵还未能充分显露。
以上我们从现实的角度谈了《恶心》与美学相关的一些问题。现在我们从想象的角度再讲一讲《恶心》和美学相关的问题。想象问题是萨特早期研究的一个重点。人们应该记得,1935年2月,萨特为了对想象作进一步的研究,他让别人给自己注射麦斯卡林。结果便产生一种伴随着幻觉的忧郁症,这种幻觉在数月中一直缠绕着,以至于他觉得自己疯了。人们也应该记得他的第一本著作就叫《想象》。萨特对想象问题和想象物的世界是不陌生的。我们不妨可以说《恶心》就是洛根丁做的一场古怪的梦,现实和想象仿佛像两个幽灵似的纠缠了萨特一生。
洛根丁为了躲避研究历史时产生的恶心感,他来到了咖啡馆,但是恶心如影随形,随即在咖啡馆中又抓住了他。他感到疲劳、软弱,于是他请求侍女玛德兰纳放一放《在这些日子里》那张唱片。唱机转动了,音乐声弥漫在洛根丁的心中,弥漫在整个咖啡馆里。随着音乐的进行,洛根丁的躯体发生了变化,他的躯体不再疲软,变得坚硬起来。“恶心”溜了,走得无影无踪。现实世界是荒诞的、丑陋的,于是他感到恶心,想象世界(审美的世界)是非现实的,美好的,于是他的恶心随即消除。从现实的态度移到想象的态度,实际上就是一种否定,否定现实世界,肯定未来世界。从此我们不难发现,萨特对想象世界问题的重视,是与他思想根底中那种深沉的理想主义密切相连的。萨特在《恶心》的最后让洛根丁放弃研究历史,让他写小说,这个态度是乐观的,也许他正想借此来拯救他的洛根丁。洛根丁不应该在现实世界中毁灭,而应该为未来世界献身。
纵观萨特的早期著作,我们觉得他关注的重点问题是想象问题和自我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探讨他是围绕着拯救自我这个宗旨进行的。萨特此时所谈的自我,还是一个抽象的自我、封闭的自我。自我是一个个体,他与自己生活在其中的社会之间没有什么联系。
既然拯救自我是萨特早期创作与研究的宗旨,那么我们也就必须在这个宗旨的指导下去研究他的美学思想。我们发现了他的若干生活的荒诞和丑恶的观点和个体必须自由选择的观点与美学密切相关。
三、介入他人
1939年,德国法西斯入侵波兰,于是萨特手持应征人伍令,前去南锡兵营报到。“我突然明白,自己是一个社会动物:从原先所在的地方,在亲友熟人之间,给强行拉走,火车把我载到我并不想去的地方,周围的伙伴并不比我更想去,也跟我一样在纳闷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我在营房里团团转,不知道该做什么,不时与他们交臂而过。……在这以前,我以为自己是至高无上的,只有等到我通过应征令遇到对我自身的自由的否定,我才意识到世界的重量以及我与所有别的人和所有别的人与我的联系的重量。”萨特后来回忆说。正是从这一天起,萨特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根本性的变化,他的创作和研究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1940年6月21日,是萨特的35岁生日,就是在这一天,马其诺防线被德军攻破,萨特稀里糊涂地当了俘虏。而他的好友保尔_尼赞则在此前数天阵亡了。过了10个月的战俘生活,萨特诡称自己是文职人员,凭借视力欠佳,侥幸获释。他一回到巴黎就立刻投身到抵抗运动的洪流中。他与梅劳-庞蒂、波伏瓦等一起组织了一个“社会主义和自由”的团体。后来因种种原因使得这个团体流产之后,他又加入了全国作家委员会,这是全国阵线的一个外围组织,并为法国共产党领导的地下刊物《法兰西文学报》撰稿。二次大战以后,面对经济萧条、社会动荡的现实,萨特与梅劳-庞蒂和雷蒙?阿隆等人又共同创办《现代》杂志,试图用存在主义观点研究社会、政治和文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萨特反抗法西斯占领最有力的武器就是写作。他还在集中营里的时候,就曾编写排演了一出《巴理奥纳或雷神之子》,隐含进行抵抗的意义,号召教徒和非教徒团结起来。1943年他出版了《苍蝇》和《存在与虚无》。《存在与虚无》是对他早期思想的一个系统完整的整理,虽然其中谈论的是存在(自在的存在、自为的存在),自由选择等问题,但可以明显地看出,这部著作中有抵抗运动的痕迹。至于《苍蝇》,则和他翌年出版的《间隔》一起,以一种象征、暗示的手法,对抵抗运动进行支持。《苍蝇》和《存在与虚无》给萨特带来了极大的声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的一段时间里,萨特的创作和研究处于巅峰时期,他给别人的影响也最大。他发表的重要剧本还有《死无葬身之地》、《毕恭毕敬的妓女》、《肮脏的手》等,他出版了文学批评著作《波德莱尔》、小说《自由之路》三部曲;此外,还出版了许多文集,如《境况种种》、《犹太问题随想录》等。
在此值得强调的是,正是在萨特创作和研究的最高峰期间他写出了存在主义美学的重要代表作《什么是文学》,这本书出版于1947年,与他前一年出版的哲学著作《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遥相呼应。《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是一本简明通俗的哲学著作,它以最通俗明晰的语言解释了存在主义的含义及存在主义哲学的目的。在这本书中,萨特对自我、他人都重新予以确定。萨特写道,“存在主义的第一个效果就是它使每个人成为自己现实的主人,把每个人的存在的全部责任完全放在他自己的肩上。但当我们说人是对自己负责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说人只对他的个体负责,而是说他对全人类负责。”《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是《什么是文学》的哲学基础,《什么是文学》则是《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文学理论方面的表述。
现以《什么是文学》为主纲,结合《关于想象的现象学的心理学》和一些剧本、小说,来研究萨特美学思想。
(一)他人
他人既是萨特哲学的一个基本概念,也是萨特美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它还作为文学作品的主题之一而经常出现在萨特的文学作品中。他人,在萨特的整个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按照我们的理解,萨特思想中的他人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自我与他人互相排斥,或他人就是冲突;第二阶段,我的确依赖于他人,他人对我的存在、对我认识我自己必不可少;第三阶段,自我介入他人,组成团体。在团体内,我所发现的不是他人、外人,而是我们。萨特的他人由于自我排斥而发展成为与自我融为一体,看起来不可理解,但这又确实是事实。对萨特的他人的理解必须与他的生活经历结合起来。萨特自己认为战前只是把自己看做一个个体,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拯救自我,还认为正是战争使他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于是他投入抵抗运动,企求着全人类的自由。但由于冷战、朝鲜战争、阿尔及利亚战争、越南战争等事件,他不得不放弃了全人类自由的理想,投人到马克思主义运动之中。萨特的个人经历最好地说明了萨特的他人的含义。
但人们为什么还会对萨特的他人产生误解和偏见呢?按照我们的见解,一方面要归咎于读者和评论家,另一方面则是萨特本人的错误。萨特有一种使自己著作“最出色”的喜好,于是他把本应该写得很紧凑、简洁的著作,写得相当冗长,这样,读者和评论家们就很难发现萨特所要揭示的内容。
读者和评论家们对萨特的他人的误解主要来源于萨特的文学作品和他的《存在与虚无》这部哲学著作。
《恶心》的故事在多方面都可说是一种悲剧性孤独的经历。主角洛根丁觉得孤独,他不同任何人交谈,不接受任何东西,也不给予任何东西。他与咖啡馆老板娘弗朗索瓦兹只是生活在一种爱的滑稽模拟中,与自修者也只是在表面上从来不是俩人。当他想到将同刚给他写过信的从前的情妇安妮见面时,十分高兴,他甚至希望能真正地重新见到她,能同她交谈。但他完全失望了,他们俩都发生了变化,没什么可说的。从这样的经历中,很容易对萨特在《恶心》中完全悲观的意图作出结论。但是,洛根丁所以感到孤独,正因为他害怕自己要面临和正视的某种责任。现在必须在孤独和清晰之间作出选择,任何逃避都是不可能的;他人不能成为一种躲避的机会。在这部小说的最后一页,当洛根丁决定离开布维尔市时,他不是隐约感到这种成为自己,接受自己,从零开始的可能性吗?小说结束语相当明显地具有积极的含义,而匆匆浏览的读者总没能理解。(68)
《自由之路》的第一卷《理智之年》是这样一部小说:从最阴暗的角度展现同他人的相遇,这部作品是由五次相继出现的失败的相遇构成。如果说《理智之年》是完全的失望,不应忘却这部作品是三部曲之一,第四部虽已宣布,但一直没有发表。第一部中所描写的关系是处在一种虚假和欺骗的气氛之中;最后一部谈到了自由的实际可能,应当纠正这种气氛;《延缓》和《心灵之死》虽然称不上乐观,但已经纠正了萨特思想中的表面的虚无主义,赋予介人和团结的概念以一个重要地位。这两个概念假设一种与他人相遇的无比积极的观点。
《间隔》是萨特的一个著名剧本,它也是与他人相遇的某种观念的典范证明。应当注意的是《间隔》最初在《弩》杂志上发表时的题目为《他人》。《间隔》中的三个主要人物——伊奈司、埃司泰乐和加尔森被毫无道理地无目的地关在唯一的一间房里,这房间象征着永恒的地狱。不管表象如何,从这个剧中是不会得出根本的悲观的结论,如果读者还记得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剧中人物是些死人,他们并不能代表真正的关系,而是体现了一种蜕化了的相遇,以一种异常的方式象征着一些肤浅的、畏首畏尾的、从来只是些半死半活的人的极其经常的存在方式。不可否认,萨特想要指出的揭示的正是这些。(69)
《存在与虚无》对他人的问题给予了极大关注。人们一谈到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对他人问题的论述,就很自然地会想起书中的命题:爱便是冲突。这大大误解了萨特。实际上,他在《存在与虚无》中提出了f与他人相遇的十分积极的观点。这本书中对“为他的存在”的说明正是对他人问题的论述。只是因为他人遇见我,我才发现我的自由的个性,我才发现我,我才因此把握住这个基本现象:他人是我全部存在的必不可少的基础;我必须通过他人才知道我是谁,甚至才意识到寧存在,我活着。(70)
我们使用了如此多的笔墨,无非是要辨明萨特的他人的真正意思。萨特对他人的承认、关注,不仅从哲学角度考察有很大的意义,从美学角度来看其意义也不小。承认他人,关注他人,他的美学体系因此也就是开放的。只是因为萨特对他人的关注,萨特的最基本的美学主张“介入”才得以诞生。他人在萨特美学体系中的重要性也正是由此而得到证实。
(二)介入
介入,作为萨特的基本美学主张,是他在1947年出版的《什么是文学》的一个最主要的提法。下面我们就来对《什么是文学》作一分析。
《什么是文学》一书既是萨特的艺术哲学理论,又是他的文学的最高创作纲领。从此,我们可以看到萨特作为美学理论家所具有的像康德、黑格尔美学论著中的那种深邃。他把常见的文艺现象阐述得透辟至极,显示了非凡的思辨力。在艺术的本质等一系列美学基本问题上,萨特一方面从他的哲学出发,坚持以个体为中心;另一方面也实事求是,严肃地对待艺术真理问题。他始终抓住根本的哲理,从作者与读者、创作与阅读、美与审美各对关系,阐明了个体人的创作活动的社会性和严肃性。萨特说:“各有各的理由:对于这个人来说,艺术是一种逃避;对于那个人来说,是一种征服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