耻。作家爱憎分明地髙张方家的正气，把做艺和做人都提到一个形而上的层次来对待。这里涉及的是艺术尊严和艺术家的尊严等问题，关于不能让歪门邪道“毁了咱们的玩艺儿”的思想，老舍屡次表露过，例如《茶馆》第三幕。这与老舍早年受京派“尊严”艺术观的影响大概有些关系。
总之老舍后期创作中对人的尊严越来越趋于正面肯定和直接颂扬，这与作家本人社会地位的变迁恐怕也存在着某种呼应。
老舍1949年以后的创作，在总体格调上有了很大变化，他拼命赞美新社会。实际上，老舍之所以觉得这个社会那么值得赞美，就是由于这个社会给了下等人以尊严，给了他笔下那些车夫、巡警、小贩、匠人以尊严。“可怜人”有了尊严，老舍的旋律当然要变奏。“要说修，都得修，为什么先修咱龙须沟？都因为，这儿脏，这儿臭，政府看着心里真难受。”《龙须沟》作为一部纯粹歌功颂德的作品而能够获得成功，基本原因在于作家真实写出了人在获得尊严后所焕发出的精神之光。
《龙须沟》等剧作的名噪京华，“人民艺术家”的美誉，使老舍更加相信改天换地的神功，相信人的屈与尊完全是社会制度和興府的好坏造成的。这种观念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也为日后的悲剧种下了祸根。老舍用一出《茶馆》葬送了三个时代，似乎也想以此结束自己在旧时代里关于人的尊与辱的思考。从该剧以后的一系列创作中，确实可以发现这种迹象。这些作品除了语言外，已经找不到老舍的踪影了，那双饱含血泪的眼睛没有了。而历史恰恰证明，没有悲剧就没有老舍。
但老舍的宝贵和幸运之处在于，他在幕后还留有一个自已。灿烂的阳光照得他一时看不见地上的阴影，但当他逐渐适应了新的环境，台前的那个自己已经能够自由行走时，他开始清醒。他在幕后悄悄写《正红旗下》，他又回到了原先的主旋律上。他用总结和清算的态度，不再写哪一个人的屈与尊，而是写自己在血缘上所归属的那个民族。设身处地想一下，一个人含着调侃的幽默，运用全部的艺术才华，去写自己民族最屈辱的一幕，该是多么悲凉。我觉得，老舍在幕后已经做完了那道尊与辱的代数题，他这是在为自己写挽歌了。
挽歌没有写完，命运敲门了。一顿毒打，打破的不仅是他的肉体，更明确地说，是打破了他的幻境。一个诚心诚意歌功颂德的知识分子，他的地位到底是尊还是辱，老舍对这一问题恐怕早就怀着双重态度了。现实逼着他选择了那个他不愿承认的答案，他的心碎了。
每个人在开始步入独立的人生之旅时，都带着一种“原初意识”。老舍的原初意识可以称做“大杂院意识”。怀有这种意识的老舍，奋斗终生，无非是获得尊严而后快。老舍曾半开玩笑地流露过想当国务总理或部长什么的（《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这不是什么坏事，但这来自于“大杂院意识”则肯定无疑。老舍从尊严的一个石阶跳上另一个石阶，到了“人民艺术家”，可说是登峰造极了。而人民艺术家竟然在圣人庙前被打得跪下了！就好像祥子的钱罐被打碎，祥子卖命换来的车被抢走了一样，老舍的生命意义，被否定了。他眼看着台前的那个自己在几阵满堂彩后忽然被一阵酒瓶和皮鞋打倒在台口。“人”被打碎了，老舍的人之歌，自然就到了尾声。
老舍之所以如此重视尊严与屈辱，仅用一句“大杂院意识”来概括当然过于笼统和偏颇。考虑到文章的结构比例，这里略提几点我所看重的原因。
首先是他早年、尤其是童年的生活经历。“我昔生忧患，愁长记忆新，童年习冻饿，壮年饱酸辛。”（《昔年》）贫穷、借贷、欠赊使一个小孩儿对他人的眼光尤其敏感，他往往从很平常的一瞥中也能体味出屈辱，而当得到别人的夸赞和尊敬时，又会喜出望外。老舍的作品非常注重可读性，注重接受，每个精炼的句子都透出征服读者的强烈欲望，每个幽默的比喻都在暗示你为之鼓掌。这也从另一面说明老舍是非常注重“别人是怎么看我的”，也就是说，“我的价值”是由他人决定的。当他人尊我时，我的存在便有价值，他人尊我为大师、为圣人，我的价值便达到顶峰，否则便无价值。这样，自我就陷入了他人的地狱，命运便也失去了主宰。这既是老舍的悲剧，也是许许多多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依附性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致命弱点。
其次，老舍的文化结构也使他注重尊严。他走上社会后，从事了好几年学校教育工作，“师道尊严”，这不必多说。而后，他去英国留学，英国人的讲礼节、讲秩序、讲尊重人格以及英国文学的高贵气派必然对他影响极深。可以说，《二马》就是以英国人的尊严来对照中国人的无尊严，以此来痛贬国民性的作品。还有前面提过的京派艺术观的影响以及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士可杀不可辱”之类的观念，这些奠定了老舍文化结构的基质。
还有一点我拿不准的是，老舍是否有一些“满族意识”。满人由中华民族最尊贵的地位跌落到最屈辱的地位，这是我们中国能产生老舍的必要因素。老舍在晚年精工细作《正红旗下》，说明他没忘了自己是八旗后裔，是最屈辱之列中的一个“小秃儿”，后来变成了最尊严的人民艺术家。没有对这从至辱到至尊人生历程的思考，老舍后来是不会“自绝于人民”的。
所以，最后顺便说一句题外话：老舍的自杀在某种意义上是不能跟屈原、王国维、叶赛宁、海明威等人相提并论的。
（1）克罗齐（1866—1952），意大利哲学家、历史学家。其美学思想主要体现在《美学原理》一书中。——编者注
（2）荣格（1875—1961），瑞士心理学家，分析心理学的创 片立者。——编者注
（3）彼得堡学派：指20世纪初俄国以罗森堡、彻尔巴斯基等人为代表的佛学研究派别。——编者注
（4）耶鲁集团：通常称为耶鲁学派，指20世纪70-80年代在耶鲁水学任教并活跃于文学批评领域的几个有影响的教授，以堡尔?德曼、哈洛德?布洛姆、杰夫里?哈特曼、希利斯_米勒四人为代表。——编者注
（5）《文明与它的不满意》，转引自朱狄《当代西方美学》，第25页。
（6）《关于性理论的三篇论文》，转引自同上书，第23页。
（7）三联书店《文学理论》，第19页。
（8）同上书，第145页。
（9）参见安徽大学中文系《现代西方文艺理论批评文选》前言。
（10）英国莱昂内尔?特里林《弗洛伊德与文学》，《美国文学丛刊》1981年第1期。
（11）《文学中的结构主义》，《国外社会科学》1982年第6期。
（12）见《文学的选择》，浙江文艺出版社。
（13）见《三国演义》第一回。
（14）文学研究会：1921年1月4日成立于北京。——编者注
（15）创造社：1921年7月成立。——编者注
（16）《沉沦》：1921年10月上海泰东书局出版，短篇小说集。——编者注
（17）《女神》：1921年8月出版。——编者注
（18）《阿Q正传》：从1921年12月开始于晨报副刊连载，直至1922年2月才全部发表完。——编者注
（19）罗丹巴尔扎克像：1891年法国文学家协会委托罗丹为巴尔扎克雕像。1898年雕像完成，有许多人认为该塑像“哲理太多，造型不足。"但罗丹认为这是他“毕生的心血，美学的支点”。现在该雕塑收藏于罗丹美术馆中。——编者注
（20）采用陈鼓应译文，见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08页。
（21）司马迁：《报任安书》。
（22）《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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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小说的艺术》。
（24）张绩生：《民国通俗小说论稿》，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
（25）张赣生：《民国通俗小说论稿》，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
（26）米兰·昆德拉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的演讲。
（27）《老子》第二章。
（28）《论语.学而》。
（29）《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30）以群：《我所知道的老舍先生》。
（31）罗常培：《我与老舍》。
第二辑 井上黑窟窿
喜被退稿
认识一位某部委老干部，副局级，是我的山东老乡，我叫他邹大爷。退休后闲得难受，便被迫附庸风雅，今天学几笔书法，写个“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明天学几句二黄，唱道：“我好比虎离山受了孤单。”虽然文化不高，只在部队里跟着指导员识了500多个字，可脑子不错，这些他还都能对付，因此颇受老干部局的赏识，一有活动，就请他去露脸。
可是有一年国庆节，老干部局的机关刊物非让他题诗抒怀，邹大爷推脱不掉，便想了个主意，请我替他写一首，说报酬是借给我看一本他珍藏的黄色小说。我心想邹大爷家里还藏书？也许是战争年代从地主小姐的闺房里缴获的吧。我对报刊上那种老干部们常写的歌功颂德、无病呻吟的“台阁体”诗词很熟悉，还曾经撰文予以批评过，我把那些诗词叫做“老干部体”，又叫做“腐败的旧体诗”。不过我批评我的，老干部们还在继续写，踊跃写，蚍蜉岂能撼大树？再说邹大爷是好人，家里一点腐败的气息也没有，除了老两口爱吃点腐乳和臭鱼。于是我就摇头晃脑了半个小时，写了一首七律《国庆抒怀》。诗曰：“金风送爽景宜人，国庆佳节喜降临。白发相逢同祝酒，红颜欢聚畅谈心。江南塞北传捷报，海角天涯唱赞音。万马奔腾齐踊跃，一轮红日照良辰。”一边写，我一边骂：“真他妈无耻，真他妈肉麻。就是实现了共产主义，也不至于这般太平盛世吧？”我当时的感觉就如同贪官污吏一边祸国殃民，一边喊着“真腐败，真腐败”一样。写完交给邹大爷，邹大爷大喜，说写得有部长的水平，他心里也这么想，但就是写不出这些词儿。
第二天，邹大爷告诉我说，那首诗在老干部局引起了轰动，老同志们都说有功夫，有气魄，有风格，当场有两人写了和诗，还有三个要回家去和。邹大爷说：“这下可麻烦了，以后他们要是还拉着我写，可怎么办呢？”我说：“没事，你就说你必须回家慢慢写，回来由我替你写就得了。邹大爷，你不是说要借给我看你珍藏的那个什么黄色小说吗？”邹大爷说：“没错，没错，我给你带来了。你可千万别丢了，也千万别告诉我们家那口子，啊！”说着掏出一本用《人民日报》包着皮儿的发黄的厚书，往我手里一塞，转身就回家了。我翻开一看，不禁气得哭笑不得——《苦菜花》。
《苦菜花》在“文革”时被认为是“黄书”。可我那时在同学家读了，也没觉得有什么黄，反而受到了很健康严肃的教育，认识到革命战争的残酷和胜利果实的来之不易。邹大爷居然一直当做黄书珍藏着，可见他的脑筋之旧，也可见他的性情之淳朴。我把书翻到被认为“黄”的两处，发现那里夹着两张旧电影票，号是挨着的。
从此，逢年过节，我就经常代部大爷捉刀。我本来会写许多种旧诗词，但为了不让邹大爷露馅，我每次都写七律。时间长了，邹大爷也明白了七律就是七言八句，二四六八要押韵，中间四句要好像对联，至于平仄什么的他就听不懂了。几年下来，邹大爷的诗作已有十多首，有四首被报刊转载，一首被收入某工作报告。毛主席说过：“剑英善七律，董老善五律。”（《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老干部局的诗人中间则流传着：“部老善七律，X X善五律。”去年，老干部局编辑出版了一本《夕照集》，收入了邹大爷的全部诗作，虽然按照官职和资历，把邹大爷排得比较靠后，但老同志们一致认为，邹老的作品是这部诗集的“书胆”。
今年是共和国五十周年大庆，老干部局早早就开始排演节目，征集作品，上边还派了一位对文艺很内行的退休老部长专抓此事。邹大爷又来找我，我依照惯例，摇头晃脑了半小时，又给他写了一首七律。诗曰：“雄鸡一唱万民欢，重整河山历苦艰。大树临风何所惧，长城沐雨稳如磐。同心奋斗人十亿，携手进军业百年。且待宏图实现日，神州举酒尽开颜。”没想到过了两天，邹大爷拿着诗来对我说，诗被退稿了，部长还把他批了一通。我心想，这是遇到明眼人了，恐怕不仅看出了这首诗的假大空气息，还可能看出了邹大爷的弄虚作假。于是我问：“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