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太太以为丈夫一死，她就会变成有钱人，但是那个老头是个恶棍，清算遗产的时候，他们发现他一个子都没有。他留给她的就是这五十英亩地和一幢房子。但是麦克英特尔太太说起他的时候总是满怀敬意，常常引用他的话，像是“一人受苦，他人获益”，以及“你知道的魔鬼要好过你不知道的魔鬼”。
“但是，”肖特利太太说，“你知道的魔鬼要好过你不知道的魔鬼”。她不得不转过头去，不让麦克英特尔太太看到她在偷笑。她从老头阿斯特那儿打听到了难民在搞什么勾当，除了肖特利先生，她谁都没告诉。肖特利先生听了像爬出坟墓的拉撒路一样，从床上直直跳了起来。
“闭嘴！”他说。
“真的。”她说。
“不可能。”肖特利先生说。
“真的。”她说。
肖特利先生直直地躺回去。
“波兰人什么都不懂。”肖特利太太说，“我觉得都是神父教唆他干的。都怪神父。”
神父不时过来看看古扎克一家，也会顺路拜访麦克英特尔太太，他们会在这儿四处走走，她指给他看改观的地方，听他说个不停。肖特利太太突然意识到，神父是在说服麦克英特尔太太再雇一家波兰人过来。要是有两家人在这儿，他们就只说波兰语了呢！黑人们走了以后，两家人一起对付肖特利先生和她自己！她开始想象一场语言之战，看见波兰词语和英语词语彼此对抗，围追堵截，没有句子，只有词语，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叽里咕噜，破口大骂，尖声尖气，围追堵截，扭成一团。她看见肮脏的、全知的、未经革新的波兰词语往干净的英语词语上扔泥巴，直到每个词语都变得一样脏。她看见所有死去的脏字儿堆在房间里，他们的词语和她的词语像新闻短片里的裸尸一样堆在一起。她无声地哭喊着：“主啊，把我从撒旦的肮脏势力中拯救出来吧！”从那天起，她特别专注地读起了《圣经》。她细读了《启示录》，引用《先知书》里的话，不久，她对自己的人生有了更深沉的思考。她清楚地认识到世界的意义是一个预先计划好的谜。她怀疑自己是这个计划中特殊的一部分，因为她是个强者，对此她一点也不吃惊。她发现全能的主创造出强者，让他们做他们应该做的，她感到自己被召唤的时候会做好准备。此刻她觉得自己的任务是监视神父。
神父的来访愈发激怒她。上次他来的时候，到处拾羽毛。他找到两根孔雀羽毛、四五根火鸡羽毛、一根棕色母鸡的羽毛，像捧着束花似的带走了。这种愚蠢的举动完全没有骗过肖特利太太。他就在这儿：把游荡的外国人带到不属于他们的地方，引起纠纷，驱赶黑人，在正义之士里安插巴比伦大荡妇！不管他什么时候来，她都藏在暗处监视他，直到他离开。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她产生了幻觉。肖特利先生膝盖疼，于是她去替他赶牛，她抱着胳膊慢慢穿过牧场，注视着远处低低的云层，像一排排白色的鱼被冲刷到浩瀚的蓝色沙滩上。走完一个斜坡后她停了停，筋疲力尽地喘着气，因为她太重了，而且也不复年轻。不时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像小孩的拳头似的，在她的胸口一紧一松，这种感觉出现时，她的思绪一下子停滞了，就像一具巨大的躯壳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但是她腿脚抖也不抖地爬上了斜坡，站在坡顶，颇为自得。她正看着的时候，天空突然像舞台帷幕一样从两边合上，一个巨大的身影站立在她面前。像晌午的太阳般泛着白金色的光芒。它没有固定的形状，但是周围飞快转动着火轮，火轮里有凶狠的黑眼睛。她无法判断这个身影是要向前还是向后，因为它光芒万丈。为了看清楚，她闭上眼睛，它变成了血红色，轮子变成了白色。一个非常洪亮的声音说出了那个词：“预言！”
她站在那儿，稍稍蹒跚，却站得笔直，她紧闭双眼，握住拳头，遮阳草帽低低地压在额头上。“邪恶民族的子孙将被屠杀，”她大声说，“腿安在原本胳膊的位置，脚对着脸，耳朵长在手掌里。谁还是完整的？谁还是完整的？谁？”
她立刻睁开眼睛。天空里布满白色的鱼，被看不见的浪头懒懒地托住，远处被淹没的片片阳光不时闪现，像是正被冲刷到彼岸。她木然地把一只脚踏在另一只前面，直到穿过牧场，来到场院。她晕头转向地走过谷仓，没有和肖特利先生说话。她继续沿路往前走，直到看到神父的车停在麦克英特尔太太的屋前。“又来了。”她嘀咕着，“来搞破坏。”
麦克英特尔太太和神父在院子里散步。为了不和他们迎面撞上，她左转钻进了饲料屋，这是一个单间的棚屋，一边堆着装饲料的印花麻袋。一个角落里散落着牡蛎壳，墙上贴着几张脏兮兮的旧日历，上面印着牛饲料和各种专利药的广告。有一张画上印着一个穿礼服留胡子的绅士，他握着瓶子，脚下有一行字：“这个神奇的发现治好了我的便秘。”肖特利太太一直感觉和这个男人很亲近，他像是她熟识的一位大人物，但是现在她满脑子都是神父危险的存在。她站在两块木板的缝隙后面向外张望，看到神父和麦克英特尔太太正漫步走向饲料屋旁边的火鸡孵化棚。
“啊！”他们走近孵化棚的时候神父说，“看那些小鸡仔！”他俯身透过铁丝网眯眼往里看。
肖特利太太撇撇嘴。
“你觉得古扎克一家会离开我吗？”麦克英特尔太太问，“你觉得他们会去芝加哥或其他类似的地方吗？”
“他们现在干吗要这么做？”神父用手指逗弄着一只火鸡，大鼻子靠在铁丝网上。
“为了钱。”麦克英特尔太太说。
“啊，那就多给他们一点钱。”他漠不关心地说，“他们也得过日子啊。”
“我也是啊。”麦克英特尔太太嘀咕，“这样的话，我就得撵走其他人。”
“肖特利一家干得还满意吗？”他问，他对火鸡的兴趣明显更大。
“上个月我有五次发现肖特利先生在谷仓里抽烟，”麦克英特尔太太说，“五次。”
“那黑人怎么样？”
“他们撒谎、偷东西，整天都得看着他们。”她说。
“啧啧。”他说，“你打算让谁离开呢？”
“我打算明天通知肖特利先生，让他在一个月内离开。”麦克英特尔太太说。
神父正忙着把手指伸进铁丝网里，像是没听到她说的话。肖特利太太一屁股坐在一袋敞口的产卵鸡饲料上，周围扬起一片饲料粉末。她发现自己正直直盯着对面的墙，日历上的绅士握着神奇的发现，但她却视而不见。她看着前方，似乎什么都没看见。接着她起身跑回了家，脸红得像爆发的火山。
她打开所有的抽屉，从床底下拖出盒子和破旧的行李箱。她不停地把抽屉里的东西统统倒进盒子，都顾不上摘下头上的遮阳帽。她让两个女儿也跟着一起干。肖特利先生进来的时候，她看都不看他，只是用一只胳膊继续打包，一只胳膊指着他说：“把车开到后门，你不想等着被撵走吧。”
肖特利先生这辈子都没有质疑过她的无所不知。他用半秒钟思索了整件事情，便沉着脸退出门去，把车开到了后门。
他们把两个铁床绑上车顶，床里面塞着两把摇椅，又在摇椅间卷了两张床垫。顶上绑了一箱鸡。车里装满旧的行李箱和盒子，留了一小块地方给安妮·莫德和萨拉·梅。他们从下午一直干到半夜，肖特利太太决心已定，他们要在凌晨四点前离开这里，并且认定肖特利先生不应该再在这儿调试挤奶机。她一直在干活，脸色飞快地由红转白，又由白转红。
黎明之前下起毛毛细雨，他们准备上路。一家人挤进车里，蜷在盒子、包袱和一捆捆铺盖中间。方方正正的黑色汽车启动时发出比平常更响的咯吱声，像是在抗议负重。后座上，两个瘦高的金发女孩坐在一叠盒子上，一只比格猎犬和一只带了两只猫仔的猫藏在毯子底下。车子像一辆超载又漏水的方舟，慢慢离开他们的棚屋，经过麦克英特尔太太的白房子，她正在沉沉的睡梦中——根本不知道今天早晨肖特利先生不会帮她的奶牛挤奶了——经过山顶上波兰人的棚屋，沿路往下向大门驶去，两个黑人正一前一后地走去帮忙挤奶。他们直直望着这辆车和车里的人，但即便昏黄的车灯照亮了他们的脸，他们也礼貌地表现得什么都没看到，或者不管怎么说，觉得眼前看到的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超载的车或许只是昏暗的清晨飘过的一团迷雾。他们继续匀速前进，没有回望。
空中升起一轮暗黄色的太阳，天空和公路一样平滑灰暗。崎岖不平、杂草丛生的田野往公路两边延伸出去。“我们去哪儿？”肖特利先生第一次发问。
肖特利太太坐着，一只脚搁在包袱上，膝盖抵着肚子。肖特利先生的胳膊肘几乎戳到她的鼻子底下，萨拉·梅光着的左脚支到前座，碰到她的耳朵。
“我们去哪儿？”肖特利先生又问了一遍，她依然没有回答，于是他转过头来看着她。
燥热慢慢膨胀，蔓延到她的整张脸，像是要涌起来做最后一击。尽管一条腿蜷在身子下面，一个膝盖几乎顶到脖子，她仍然坐得直直的，但是冷冷的蓝眼睛毫无神采。眼睛里的一切景象仿佛都翻了个面，看向她的内心。她突然同时抓住肖特利先生的手肘和萨拉·梅的脚，拉扯起来，像是要把这两截多余的肢体安在自己的身上。
肖特利先生骂骂咧咧地立刻停车，萨拉·梅嚷嚷着要下车，但是肖特利太太似乎打算立刻把整辆车重新布局。她拍拍前面，拍拍后面，抓住一切能抓住的东西，抱在怀里，肖特利先生的头、萨拉·梅的腿、猫、一捆白色的铺盖、自己像大大的满月似的膝盖；接着她脸上的狂怒突然转变成惊愕，抓着东西的手也松开了。一只眼睛向另一只靠拢，她一动不动，仿佛安静地崩溃了。
两个女孩不知道她怎么了，开口说：“我们去哪儿，妈妈？我们去哪儿？”她们以为她是在开玩笑，而父母目不转睛地望着她，似乎正在装死。她们不知道母亲经历了很多，在曾经属于她的世界里再也没有容身之地。她们被眼前平滑灰暗的公路吓到了，不断用越来越尖利的声音一遍遍问：“我们去哪儿，妈妈？我们去哪儿？”而母亲巨大的身躯依然靠在座位上，眼睛像是蓝色的玻璃，仿佛第一次认真凝视着祖国广袤的边境。
2
“好啦，”麦克英特尔太太对老黑人说，“没有他们我们也能行。我们看着他们来了又走——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她站在牛棚里，老黑人正在打扫，而她手里握着个耙子，不时从角落里耙出一根玉米棒子，或者指出一块老黑人没有清扫到的湿湿的地面。发现肖特利一家离开时她很高兴，这样她就不用撵他们走。她雇的人总是离她而去——因为他们就是这种人。她雇过的所有家庭中，除了难民一家，肖特利家是最好的。他们不算是渣滓；肖特利太太是个好女人，她会想念她的，但是法官说过，世事两难全，而且她对难民很满意。“我们看着他们来了又走。”她又满意地说了一遍。
“我和您，”老头弯腰把锄头拖到了饲料架底下，“还在这儿。”
她准确捕捉到了他语气中的意味。一道道阳光透过开裂的天花板照到他的背上，把他分割成三部分。她看着他修长的双手握着锄头，佝偻衰老的身影凑在手上。她对自己说，或许你到这儿的时间比我早，但看来等你走了我还在这儿。“我半辈子都在应付没用的人，”她严肃地说，“现在终于熬到头了。”
“黑人和白人，”他说，“是一样的。”
“我熬到头了。”她又说了一遍，飞快地拉了拉那件深色罩衫的领子，她把罩衫当作斗篷披在肩上。她戴着一顶黑色宽檐儿草帽，是她二十年前花了二十块买的，现在被用作遮阳帽。“钱是罪恶的根源，”她说，“法官每天都这么说。他说他痛恨金钱。他说你们黑人这么傲慢是因为流通的钱太多。”
老黑人认识法官。“法官说他渴望有一天穷得雇不起黑人干活。”他说，“他说到了那一天，世界就再次站起来了。”
她身体前倾，手叉在胯上，伸着脖子说：“哼，那天已经快要到来了，我告诉你们每个人：你们最好放聪明点。我不用再忍受愚蠢了。我现在有干活的人。”
老头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搭话，什么时候不应该。他最后说：“我们看着他们来了又走。”
“但是肖特利家还不是最差劲的。”她说，“我清清楚楚记得加利特家。”
“他们后面是考林斯家。”他说。
“不对，是瑞菲尔德家。”
“主啊，瑞菲尔德家！”他咕哝着。
“他们没一个人想干活。”她说。
“我们看着他们来了又走，”他像是在唱颂，“但是过去从没有过一个人，”他直起身子来和她面对面，“和现在这个人一样。”他肤色发黄，老眼昏花，眼珠像是挂在蛛网背后。
她深深看了他一眼，直到他又俯身握起锄头，把刨花堆到独轮车旁边。她冷冷地说：“就在肖特利先生打定主意要去清扫谷仓的那点时间里，他都已经清扫完了。”
“他是从波兰来的。”老头嘀咕着。
“是从波兰来的。”
“波兰和这儿不一样。”他说，“他们做事的方式不同。”他叽里咕噜不知道在嘟囔些什么。
“你在说什么？”她说，“你对他有什么看法的话，就大声说出来。”
他一言不发，颤颤巍巍地蜷起膝盖，用耙子慢慢清理饲料架底下。
“如果你知道他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情，我希望你向我汇报。”她说。
“不是说他应该不应该做，”他嘀咕着，“而是别人都不那么做。”
“你对他没意见吧。”她简慢地说，“他要在这儿待下去。”
“我们只不过是没见过他这样的人。”他低声说着，露出礼貌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