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你们这些小孩怎么回事？”他厉声说，“你们胆子那么小吗？我用铁链拴着他，他不会伤到你们的。”他拉紧铁链，发出刺耳的声响，向他们说明一切尽在掌握。
过了一分钟，一个小女孩从人群里站了出来。她有一头刨花似的长卷发，一张三角形的尖脸。她走到离开猩猩四尺远的地方。
“好啦好啦，”男人把铁链拉得嘎嘎响，“打起精神来。”
猩猩伸出手来，飞快地和她握了握。这会儿又走出来一个小女孩和两个男孩。队伍重新排了起来，并且开始挪动。
大猩猩一直伸着手，转头无聊地看了一眼外面的雨。以诺已经不再害怕，正疯狂地想着用来羞辱他的脏话。通常他才思泉涌，但是此刻头脑一片空白。他的大脑两边空空如也，连每天说的粗话都想不起来。
现在他前面只有两个小孩。第一个握完手闪到了一边。以诺的心脏怦怦直跳。前面的小孩也握完让开了，剩下他和大猩猩面对面，大猩猩机械地握住他的手。
这是以诺来到这个城市以后，向他伸来的第一只手。这只手既温暖又柔软。
一瞬间他只能站在那儿牢牢地握着。接着他磕磕巴巴地说，“我叫以诺·埃莫瑞，”他咕哝着，“我在罗德米尔男子圣经学校念过书，在市动物园工作。我见过你的两张照片。我只有十八岁，但是我为政府工作。我爸爸让我来……”他的声音哑了。
大明星略略俯过身来，眼睛里闪过一丝变化：赛璐珞镜片后面凑过来一双丑陋的人眼，眯瞅着以诺。“你去死吧。”猩猩戏服里冒出一个确凿的声音，低沉但是清晰，手也猛然抽走了。
以诺感受到猛烈而痛苦的羞耻，他晕头转向绕了三圈，才搞清楚方向。接着他飞快地冲进雨里。
以诺不禁感到将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在以诺看来，希望的意义是由两份怀疑和一份欲望组成。接下来的一整天里，这个念头都折磨着他。他只模糊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他不是一个没有抱负的男孩：他希望有所成就。他希望完善自我，希望有一天能看到人们排队和他握手。
整个下午他都在房间里坐立不安地团团转，咬着指甲，撕扯着房东太太那把雨伞上剩下的丝绸伞面。终于他把伞面整个扯了下来，弄折了伞骨。只剩下一根黑色的棍子，一头是锐利的金属尖，另一头是狗脑袋，像是一种过时的专用拷问工具。以诺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把棍子夹在胳膊底下，意识到这样走在路上非常醒目。
晚上七点，他穿上外套，拿着棍子，去两个街区外的小餐馆吃饭。他感觉自己是去讨回一些尊严，却又非常紧张，担心尊严得靠抢夺才能要回来。
不填饱肚子什么都做不了。餐馆名叫巴黎小厨；只有一条六英尺宽的通道在一家擦鞋店和一家干洗店中间。他悄悄走进去，爬上角落里的高脚凳，说他想要一碗干豌豆汤和一杯巧克力麦芽奶昔。
女服务员高高的个子，戴着一副黄色的大牙箍，同样颜色的头发拢在黑色的发网里。一只手始终叉在胯上；她替其他人点完单。尽管以诺每晚都来，她却从没喜欢过他。
她还没有替以诺点单，便开始煎培根；这儿只有一个客人，他吃完了饭，在读报纸；所以培根是做给她自己吃的。以诺越过柜台，用棍子戳了戳女服务员的屁股。“听着，”他说，“我要走了。我赶时间。”
“那就走啊。”她说。她动了动下巴，专心致志地盯着煎锅。
“给我一片那边的蛋糕就行，”他指着圆玻璃台面上半块粉色黄色相间的蛋糕，“我有事要忙。我要走了。就放在他边上吧。”他示意那边看报的客人。他越过几个凳子，开始阅读那人手上的报纸对着外面的一边。
男人放下报纸看看他。以诺笑了笑。男人又举起报纸。“能不能把你不看的报纸借给我看看？”以诺问。男人又放下报纸瞅着他，眼睛浑浊坚定。他飞快地翻了翻报纸，把连环漫画抽出来递给以诺。这是以诺最喜欢的。他每晚都例行公事地读。他吃着女服务员从柜台上为他切下来的蛋糕，一边看漫画，感觉自己充满了仁慈、勇气和力量。
他看完一面，翻过来细看另一面上满满的电影广告。他目光停都不停地掠过三个广告栏，接着扫到了贡伽的广告，伟大的森林之王。广告罗列了贡伽巡演的所有剧场，还有每个剧场的时间。三十分钟后他将出现在五十七大街的胜利剧场，这是他在这座城市的最后一次露面。
要是有人在旁边看着以诺，会发现他脸上清晰的表情变化。起初还喜滋滋地读着连环漫画，现在却完全变了：他看起来很震惊。
女服务员正好转身看他走没走。“你怎么了？”她说，“是不是吞了颗果核？”
“我知道我想要什么。”以诺咕哝着。
“我也知道。”她沉着脸说。
以诺拿起棍子，把零钱放在柜台上。“我要走了。”
“别让我留你。”她说。
“你可能再也见不到我了，”他说，“——这样的我。”
“反正随便怎样都和我没关系。”她说。
以诺走了。这是一个愉快潮湿的夜晚。人行道上的水泥砖闪闪发亮，商店橱窗里满是鲜艳的便宜货。他拐进一条小巷，飞快在城市更黑暗的巷子里穿行，只在巷子尽头停下来一两次，往每个方向扫上一眼，再继续向前跑。胜利剧场很小，坐落在一小片砖墙建筑中，适合家庭活动；他穿过一片亮着灯的街区，又走过更多巷子和后街，来到剧场周围的商业区，然后放慢了脚步。他隔着一个街区便看到了它，在黑暗中闪闪发光。他没有穿过马路走到剧场那边，而是远远地站在另一侧，一边往前走，一边眯眼盯着那片发光的地方。他在剧场正对面停住脚步，躲在大楼中间狭窄的楼梯井后面。
载着贡伽的卡车停在马路对面，大明星站在大棚下面，正和一位老妇握手。老妇走开以后，一位穿着球衫的绅士迈步上前，像运动员似的大力握手。他后面是一个大概三岁的男孩，戴着一顶高高的牛仔帽，帽子差点遮住他的脸；他被队伍里的人推搡着往前走。以诺看了一会儿，满脸嫉妒。小男孩后面是一个穿着短裙的女人，再后面是一个老头，老头不好好走路，却跳起舞步来试图吸引注意力。以诺突然冲过马路，悄悄地躲进打开的卡车后门。
握手一直持续到影片开始。接着大明星回到车厢里，观众涌进剧场。司机和典礼负责人爬进驾驶室，卡车隆隆地开走了。它飞快地穿过城市，继续飞驰在公路上。
车厢里发出撞击声，不是大猩猩平时发出的，却被马达的嗡嗡声和车轮不断轧过地面的声音掩盖了。夜晚暗淡，安静，除了偶尔猫头鹰的呜咽和远处货运车轻柔的声响，一片寂静。卡车开得飞快，直到在一个交叉道口减速，车厢嘎嘎轧过铁轨，一个身影从门里闪出来，差点跌倒，然后一瘸一拐地迅速钻进树林。
他一钻进松树林的蔽荫处，便放下一直抓着的尖棍子，和刚刚夹在胳膊底下的松松垮垮的东西，开始脱衣服。他把每件脱下来的衣服都仔细叠好，放在刚才那件的上面。等到所有的衣服都摆好了，他拿起棍子，开始在地上挖洞。
惨淡的月光照进黑暗的松树林，不时落在那人身上，原来是以诺。他脸上有一道长长的口子，从嘴角一直划到锁骨，眼底的肿块让他显得麻木迟钝。他被强烈的快感点燃，没有什么比这更具有欺骗性了。
他挖得飞快，最后挖出一道长一尺深一尺的沟壑。然后他把衣服放了进去，站在旁边休息了一会儿。埋衣服对他来说并不意味着埋葬过去的自我；他只是觉得自己不再需要它们。等喘过气来，他便立刻把挖出来的泥土填进沟里，用脚踩实。这时他发现自己还穿着鞋子，干完活后，他脱下鞋子，扔在了身后。接着他拾起那件松松垮垮的玩意儿，用力抖了抖。
在飘忽不定的月光下，他的一条白花花的瘦腿消失了，接着是另外一条，然后是一条胳膊，又一条胳膊：一个毛茸茸的黑色身影取代了他。那身影刚刚还有两个脑袋，一个浅色的，一个深色的，转瞬间深色的脑袋盖住了白色的，一切搞定。然后身影忙着摆弄暗扣，稍稍调整兽皮。
一切停当以后，它还是站在那儿，一动不动。接着开始咆哮，捶打自己的胸口；跳上跳下，甩着胳膊，探着脑袋。咆哮声起初还单薄犹豫，转瞬就响亮起来。一会儿低沉恶毒，一会儿高亢嘹亮，然后又低沉恶毒；突然停止了。身影伸出一只手，握住空气，奋力地摇着胳膊；又收回胳膊，再次伸出来，握住空气，继续摇。重复了四五次。接着拾起尖棍，傲慢地夹在胳膊下，离开树林朝公路走去。不管是非洲的、加利福尼亚的，还是纽约的猩猩，没有一只比它更快乐。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挨得紧紧的，坐在公路口的一块石头上，他们越过开阔的山谷，远远地眺望着城市，没有看到那个毛茸茸的身影靠近。大烟囱和楼房的房顶矗起一片参差不齐的黑墙，衬着颜色略浅的天空，不时有一座教堂的尖顶从云层中探出来。年轻男人转过头来正好看到猩猩站在几英尺的远处伸着手，黑不溜秋，面目可憎。年轻男人松开抱着女人的手，无声地消失在树林里。而女人一转过眼来便尖叫着沿着公路跑开了。猩猩吃惊地站着，胳膊垂在身体两侧。它坐在他们刚刚坐过的石头上，越过山谷，眺望着城市起伏的天际线。
好人难寻
老太太不想去佛罗里达。她想去东田纳西走亲戚，于是抓紧每个机会让巴里改变主意。巴里和她住在一起，是她的独生子，正挨着桌子坐在椅子边上，俯身读着报纸上橘红版面的体育专栏。“看看这儿，巴里，”她说，“看看这儿，读读这个，”她站起来，一只手放在干瘦的屁股上，另一只手把报纸在巴里的秃头上晃得哗啦作响，“这儿有个自称‘不和谐分子’的人从监狱里逃出来了，正往佛罗里达去呢，你读这儿，看他对那些人做了什么好事。你快读读。我才不会带着我的孩子去罪犯出没的地方呢。要不然怎么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巴里头都不抬地继续看报，于是她扭头去找孩子妈，这位年轻女人穿着便裤，脸蛋像卷心菜一样，宽宽的透着天真，头上还扎着块绿色的头巾，头顶系了个结，像兔耳朵似的。她正坐在沙发上，从罐子里挖杏酱来喂宝宝。“孩子们以前去过佛罗里达了，”老太太说，“你们应该带他们去去其他地方，让他们看看不一样的世界，长点见识。他们从没去过东田纳西呢。”
孩子妈充耳不闻，但是八岁的约翰·韦斯利说：“你要是不想去佛罗里达，干吗不在家里待着？”他戴着眼镜，身子结实，正和小妹妹琼·斯塔坐在地上读滑稽小报。
“她可不高兴待在家里，哪怕让她当女王，也不愿意待一天。”琼·斯塔一头黄毛，头也不抬。
“是啊，要是那家伙，那个不和谐分子，抓住了你们怎么办？”老太太问。
“我会打烂他的脸。”约翰·韦斯利说。
“给她一百万她也不会待在家里，”琼·斯塔说，“她就怕错过了什么。我们去哪儿她都要跟着。”
“好吧。小姐，”老太太说，“下次你想要我帮你卷头发的时候可得记着你说过的话。”
琼·斯塔说她的头发是天然卷。
第二天早晨，老太太第一个坐上了车，准备出发。她把硕大的黑色旅行袋放在角落里，看起来像只河马的脑袋，底下的篮子里还藏着她的猫——皮迪·西恩。她可不想让猫独自在家待上三天，猫会想死她的，她还担心猫会碰开煤气，不小心窒息而死。她儿子巴里当然不愿意带着一只猫住旅馆。
她坐在后排中间，两边是约翰·韦斯利和琼·斯塔。巴里和孩子妈带着小宝宝坐在前排，早晨八点四十五分从亚特兰大出发，汽车的里程表显示55890。老太太把数字记下来了，因为觉得回来的时候能知道他们开了多少路很有趣。二十分钟以后他们驶入市郊。
老太太脱下白色棉手套，和钱包一起放在车后窗的架子上，舒舒服服地坐着。孩子妈还是穿着便裤，头上也依然绑着绿色头巾，但是老太太戴着一顶海军蓝的水手草帽，帽檐儿上插着一束白色紫罗兰，身上穿着一条白色圆点印花的海军蓝裙子。她的衣领和袖口都镶着蕾丝薄纱，领口上别着一株带香囊的布制紫罗兰。万一发生意外，她死在公路上，任何人都能一眼看出她是位淑女。
她说早料到今天是驾车出游的好日子，既不太热，也不太冷，她提醒巴里这儿限速五十五英里，巡警藏在广告牌或树丛后面，趁你还没来得及减速便逮住你。她饶有兴趣地对沿途风景指指点点：矿石山；时而出现在公路两旁的蓝色花岗岩；壮丽的红色黏土河滩，隐隐镶嵌着紫色纹路；还有各种各样的农作物，给大地铺上绿色网格；树上洒满银白色的日光，即便是最难看的也闪闪发光。孩子们在看漫画书，孩子妈睡起了回笼觉。
“我们快点开过乔治亚州，省得多看它几眼。”约翰·韦斯利说。
“如果我是个小男孩，”老太太说，“就不会这么说自己的家乡。田纳西有山脉，乔治亚有山丘。”
“田纳西穷乡僻壤。”约翰·韦斯利说，“乔治亚也很讨厌。”
“说得对。”琼·斯塔说。
“我们那会儿，”老太太握起布满青筋的干枯手指，“孩子们对自己的家乡、父母，还有其他一切都比现在恭敬。人人都很善良。哦，看那个可爱的小黑孩！”她指着一个站在棚屋前的黑人小孩。“那不是一幅画吗？”她问他们，他们都转身从后窗看着那个小黑人。小黑人挥了挥手。
“他没有穿裤子。”琼·斯塔说。
“他可能根本没有裤子，”老太太解释，“乡下的小黑人不像我们一样不愁吃穿。如果我会画画，我就要画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