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的投降，逃跑的逃跑。

敌人先头部队与我军交战后，日本鬼子队长佐佐木二郎指挥鬼子兵跳下汽车，占领了干河草村东公路两侧壕沟。敌人利用沟边的土坎展开火力，我五连出击受阻，被敌人密集火力压制在干河草村东的开阔地上。时值盛暑，骄阳似火，热浪灼人，子弟兵们在战斗中有的晕倒，有的受了伤，还有的牺牲了。附近各村群众冒着枪林弹雨，从战场上抢救我们的伤员和中暑晕倒的同志。有的群众一口气背了十多次伤员，战士的鲜血渗透了他们的衣裳有的老乡冒着生命危险往阵地上送水、送小米绿豆汤，解救中暑的战士。

情况紧急，团长曾克林命令我二营全营发起冲击。特务连和“潘家峪复仇团”插到敌后，投出一颗颗手榴弹；一排长李学良绕到敌后重机枪的后面，一个箭步上去踢翻敌机枪射手，夺过那挺打得通红的重机枪。我营各连战士一跃而起，端着刺刀冲进敌群，一场短兵相接肉搏战开始了。

“潘家峪复仇团”的战士们，像一只只下山的猛虎，专门找鬼子官拼杀格斗。一个战士摔倒了，鬼子趁机扑过来，那个战士双腿猛地一蹬，鬼子摔了个四脚朝天。战士趁势跨上去，骑在鬼子身上，一手掐住他的脖子，一手握紧铁拳，像捣蒜似的一拳拳打下去。打一拳喊一声“血还血！命还命！”战士们带着满腔仇恨为死难亲人报仇雪恨，祭慰亲人们在天之灵。

战斗结束了，一百多个鬼子全部被消灭。谷子地里传出一阵欢呼声“杀人魔王佐佐木二郎完——蛋——啦——”这喊声震撼了大地，战士们闻声一齐拥向谷子地。佐佐木二郎仰面朝天躺着，他带队血洗潘家峪时获得的那枚六角银质勋章还戴在他罪恶的胸前。

复仇之战，果然酣畅。

根据日方在《晋察冀边区西边肃正作战》中的记载，八路军的战果有所夸大。此战，日军共计阵亡58人，伤百余人。第一机关枪中队被打垮，基本失去了战斗力，只得任由八路军在当地自由发展。

唯一遗憾的是，此战中被打死的日军代理中队长佐佐木高（日方记载中无佐佐木二郎其人）并不是执行潘家峪大屠杀的日酋。这个中队中，有两个叫佐佐木的日军军官。真正的凶手名叫佐佐木信三郎，日军中尉，就在一个月前，被转调回国了，以后去了缅甸，还参加了英帕尔之战。日本战败后此人逃过了盟军的审判，回到故乡青森隐居，一直到1979年10月才悄然死去。

这唯一的遗憾，大概也是此战最大的遗憾了。

附二：把伪军打出后遗症的李运昌

八路军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

虽然黄埔生的牌子国共两边都很硬，但李运昌在抗战期间职位不算高，最初只是晋察冀十三军分区司令员，后期成为冀热辽军区司令员。要放在国民党中，也就是个XX战区第X路游击司令，最多算个少将。然而，李运昌却有一项其他抗战将领没有的骄人战绩——华北伪军被李运昌打得落下了后遗症，出门打仗不敢带军旗。

说到这里，就得说说李运昌的对手。因为日军兵力不足，1940年以后，在冀东和李运昌周旋的伪军比例大大增加，其主力就是齐燮元担任总司令的华北绥靖军。齐燮元，原北洋政府江苏督军，抗战后投靠日本，成为华北重要的大汉奸，1946年被枪毙于雨花台。他在华北依靠多年的关系影响，为日军建立了多达31个团的伪军（29个步兵团，两个炮兵团），就是华北绥靖军，又称治安军。

不过，齐燮元和八路军交手，一直也没占到什么便宜。基本是如果日军来撑腰，仗打得就体面些，日军一走，就让八路追着打。其原因伪军士气不高，战斗力稍弱是其一，齐燮元自己能力有限也是其一。

这是因为齐燮元虽然也打过多年的内战，但其出身却是满清的秀才。这竖版书读多了容易头脑僵化，和多少年仗都打油了，青纱帐、地道战、地雷战一块儿上的八路对上，齐总司令不吃亏才怪。

说到头脑僵化，并不是对齐燮元的诬蔑。举个例子，伪绥靖军成立的时候，齐燮元最重视的一件事情，不是装备，不是训练，却是大修“武庙”，让伪军将领们去参拜，获得“精神上的力量”——自己也从中贪污。

武庙，历代都有供奉，以鼓励武将勇往直前，精忠报国，明初一度废弃，清代重建。武庙在北京德胜门内西大街，又名关岳祠，清代供奉关羽、岳飞。齐燮元开武庙，地方没变。然而，关羽忠烈千秋，岳飞专杀鞑子，这两位显然日本人都不能认可。理由很简单，影响不好嘛。于是齐总司令灵机一动，庙没变，神仙改了——主祀老武神姜子牙（老姜道：我何辜……），从祀挑了诸葛亮、张良（这二位：……），还有两个新增加的，一个是岳忠祺、一个是施琅，都是为满清效力的汉族将领。嘿嘿，这二位在满清都没有这样风光过。

不过，这样一堆大杂烩式的神主，对这帮有奶就是娘的伪军将领来说，如此的武庙能带来多少“精神的力量”，可想而知。齐总司令的迂阔也可见一斑。

更热闹的是，齐燮元还在武庙亲自担任授旗官，为每个伪军团授予了军旗。仪式十分隆重，每次冈村宁次都来参加。

就是这个仪式给伪军带来了想不到的烦恼。

1942年，因为李运昌部在卢龙、遵化等地活动频繁，威胁“满洲国”和关内的联络地带，齐燮元指挥所部伪军16个步兵团、两个炮兵团对李运昌部进行清剿。

不幸的是，八路是狡猾狡猾的，双方在迁安、丰润、玉田连续发生战斗，齐总司令却一直损兵折将，进展甚微。

1月3日，伪治安军第十团冒进至遵化刘备寨，和李运昌所部两天之内接连交火三次。第一次被歼灭一个营，第二次被打死了日本教官，第三次又被歼灭一个营，第十团几乎全军覆没。

歼灭就够糟糕的了，更糟糕的是打这个仗的是李运昌。

草木皆兵的日军“讨伐部队”

李运昌何许人也？狡猾狡猾的八路里面他也要算最“狡猾狡猾的”了。历数此人战绩，马家峪抢关东军的掷弹筒，进军东北出关抢好衣服好枪好炮无数，这份“贼胆”让林总都眼红——这是个打仗从来捎带抢东西，不肯吃亏的主儿啊。

于是，这一仗齐总司令的装备让李运昌弄去不少，更惨的是连第十团的军旗都让李运昌拿去了——换李云龙这号土八路恐怕根本就不会把这个花里胡哨的玩意儿当回事，当包袱皮就给扔了。李运昌可是正牌子的黄埔军校毕业生，知道这玩意儿是干什么用的，当然不会放过。

事情捅到日本人那儿，第十团的这位崔团长可就倒了霉。

日军是非常重视军旗的。哪个部队被歼灭，旗手最后的举动总是焚毁军旗，不让它落入敌军手中，所以整个太平洋战争中，日军被缴获的军旗极少。日军认为那是军队的魂魄。

然而，对伪军来说就完全不把这个东西看的如此重要了。您想啊，这汉奸什么素质，又讲的哪门子魂魄呢？

但是，日本人却按照武士道来要求齐燮元了——也可能是死掉了日本顾问，心里气不顺，找不着李运昌找治安军来撒气。结果，这位崔团长被军法审判，按照丢失军旗的责任予以处决。

丢个旗子还要偿命啊。伪军各部不及震惊，第二个打击又来了。

1月13日，玉田县燕山口一战。这次齐燮元吸取教训，集中部队，不再分散攻击了，第三团、第四团，及炮兵第一团一部齐头并进，以为这次土八路没机会捣乱了。谁知此战碰上的偏偏是李运昌部的一位天杀星，冀东军区副司令员包森。这位以悍勇著称的学生将军，指挥八路军十三团利用治安军在果河沿渡河之机，强行分割包围打头的治安军第四团和炮兵第一团机炮营，一个回合就消灭了机炮营。包森的凶猛攻击吓住了断后的第三团。第四团只好和包森单挑，一场激战，第四团中校副团长蒋群和日军顾问阵亡，第四团团长汪古岳只身逃跑。

这一仗齐燮元亏大发了，不但损失了一个半团，装备损失也很大，丢了两门山炮、四门迫击炮、轻重机枪二十多挺、十万发子弹，都装备了八路军冀东军区，典型的李运昌风格。

而且，又把第四团的军旗给丢了。于是……汪团长也脑袋上挨了一枪，黄泉路上追崔团长去也。

这两仗打过之后，伪军算让李运昌打出了后遗症，从此出发打仗，都要把军旗留在家里，崔、汪两位团长用血的教训证明——这个累赘玩意儿整个就是催命符。

其实，或许并不是所有的八路都像李司令这样“贪得无厌”的……

困城之谜 ——八路军围攻深泽之战

一、围攻

伊藤桂一《北支战线》一书中提到华北八路军与日军之间一场很有特色的战斗，那就是发生在昭和16年秋（1941年）的深泽围城之战。

根据《北支战线》记载，1941年秋，华北的日军独立第八混成旅团所部，与八路军为争夺石德公路的控制权，进行了一系列激烈的战斗。石德公路，是沧石公路向南新铺设的辅线，因为横断当地的八路军根据地而引发双方激烈争夺。从9月到10月，一个月间独立混成第八旅团与八路军发生的中队以上战斗就达42次，“旅团半数以上军官死伤，部队损失以此类推（原文如此）”。这一系列战斗让该旅团元气大伤，不得不推迟“扫清”石德线的计划。

深泽围城战就是在这时发生的一起典型战斗。根据《北支战线》记录，八路军三千余人围攻位于滹沱河畔，只有一个中队和若干伪军据守的深泽县城。双方都打出了极高的勇气，仅仅为了攻击日军据守的城门碉堡，八路军就牺牲了28人。为了争夺这28位牺牲者的遗体，双方又开始了新一轮近乎疯狂的战斗。直到夜间，八路军才将战友的遗体收走。

日军据城死守（战后拍的作秀照片），如果不是情报不佳，八路军提前撤退，剩下的六个日军断难生还。

激战持续了三天，县城化为一片焦土，结果日军守备队基本全军覆没，等到救援部队赶到，活着的日军只剩6人。

此战又有多个吸引人的独特之处，使其过程扑朔迷离。

首先是攻城的八路军火力十分凶猛，按照日军的描述动用了大炮，猛烈的炮火将深泽城区完全“烧土化”。要知道八路军装备简陋，哪里来的大炮？这支八路为何有这样好的武器？莫非是日军误认？

其次是八路军对日军援军的阻击，在日军渡河中半渡而击，摧毁日军利用“铁舟”构造的浮桥，显示了八路军“围点打援”的传统战术。

最后，伊藤还特别提到斗到酣处，运送补给的日军飞机也被八路军击落。考虑到八路军缺少防空武器的情况，这就更是罕见的战果了。

有这三点，这一战无疑有着相当的历史价值。

此战，在《兵队的陆军史》中也有一笔提到，不过时间写的是昭和15年（1940年），与伊藤记载的不同。

日本使用铁舟架设浮桥，在深泽战斗中被中国军队击毁。

因为最初所见此战所有资料只有日方的记载，参战的八路军是哪支部队、战绩和损失如何、整个作战的计划和组织是怎样做的、指挥员是谁，不得而知。这使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如果找到中方对此战的资料，将双方对此战的记载进行对比，则无疑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搜寻的结果令人意外，此战中八路军使用火炮的记录、日军轰炸机损失的情况，都如愿以偿地浮出了水面。甚至，资料显示，开炮轰击日军的，居然还是个“日本八路”。

这个“日本八路”，就是侵华日军第三十二师团山口联队长田大队上等兵水野靖夫。他是在1939年8月许世友指挥的梁山之战中俘虏的6个日本兵之一。此战击毙日军少佐大队长长田敏江，是八路军一一五师进入山东后打的第一场漂亮的歼灭战。虽然中间一度试图逃跑，最终他还是为八路军所感化，成为了从日军中走出的反战士兵。战后，水野靖夫写了回忆录《反战士兵手记》。在这本回忆录中，水野靖夫谈到了他参加的深泽之战。

水野靖夫回忆说：“这一战中八路军的打法是，先利用夜暗靠近到离城墙一公里左右的地点，然后进行土工作业，挖几条壕沟通向城墙。壕沟上盖上门板，部队从壕沟中接近攻击出发地。”

冲锋发起前，水野靖夫发射了4发炮弹（估计也就这么多了），八路军随即发起全面攻击。但是炮弹并没有击毁城墙（4发92步兵炮弹恐怕很难击毁城墙）。激烈的攻防战进行了3天，最后八路军用搭在城墙上的绳梯拥进了城里。

水野靖夫还回忆说，战斗中有日军飞机前来侦察助战，但没有更详细的描述。有趣的是，八路军临时给了他一个上尉军衔，并发给他一把护身的手枪。水野靖夫很高兴。他觉得，能从一个上等兵一跃而为上尉，确实很不错！而最初八路军也没有告诉他是去打日本兵，而是说去打孙殿英，请他作炮兵教练。只是因为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教练”才变成了炮手。由于当时，八路军是不允许被俘日军参加打日军的战斗的，哪怕是已经参加了反战同盟的“日本八路”也不行。他们只能对日军展开宣传，到炮楼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