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既曰“事”，则此句之兵，即可作战争解，顾不曰战而曰兵者，盖兼用兵（即战时运用军队）、制兵（即平时建置军队）二事而言之也。兵之下即直接以国字，则为《孙子》全书精神之所在，而毛奇之力辟个人欲望之说，伯卢麦之一则曰国民，再则曰国家之目的，皆若为其注解矣，岂不异哉。

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案：死生者个人之事，存亡者国家之事，所以表明个人与国家之关系，而即以解释上文之大字。察者，审慎之谓，所以呼起下文种种条件。

第二段

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

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

此段专言内治，即平时建军之原则也。道者，国家之政治。法者，国军之制度，天地人三者，其材料也。中国古义以天为极尊，而冠以道者，重人治也（即可见孙子之所谓天者，决非如寻常谈兵者之神秘说）。法者，军制之根本，后于将者，有治人无治法也。五者为国家（未战之前）平时之事业。经者本也，以此为本，故必探索其情状。

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民不畏危；

毛奇将军《普法战史》第一节，论普法战争之原因，曰：“今日之战争非一君主欲望之所能为也，国民之意志实左右之。顾内治之不修，党争之剧烈，实足以启破坏之端，而陷国家于危亡之域。大凡君主之位置虽高，然欲决心宣战，则其难甚于国民会议，盖一人则独居深念，心气常平，其决断未敢轻率。而群众会议，则不负责任，易于慷慨激昂。所贵乎政府者，非以其能战也，尤贵有至强之力，抑国民之虚矫心，而使之不战。故普法之役，普之军队仅以维持大陆之和平为目的，而懦弱之政府（指法）适足以卷邻国（自指普）于危亡漩涡之内。”

此节毛奇所言，盖指法国内状而言也，拿破仑第三[1]，于俄土奥意之役，虽得胜利，仅足以维持其一时之信用，而美洲外交之失败，国内政治之不修，法国帝政日趋于危险，拿破仑第三欲自固其位，不得不借攻普之说，以博国民之欢心，遂至开战，故毛奇曰“懦弱之政府”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