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limg/200412/1-2004120TK4R0.jpg"/>

No.2　马戏团，1920

落难美国的影坛祭酒

四十三岁的柯特兹，不顾朋友的劝告，决定离开巴黎前往美国，去履行当时一个主要的照片经纪公司Keystone的工作合同。八个月后合约终止，却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他回不了法国。更可怕的是他被认为有间谍嫌疑，而留有指纹在案。

柯特兹原只想在美国待上一年，结果他却一直待在自己最痛恨的国度并死在那里。在这个摄影观点和欧洲截然不同的异乡，整整二十年没有人理睬他。而他在欧洲却是这一行的祭酒呢！他曾这么无奈地回忆着：

我在离开法国之际，法国政府颁给我公民身份，那是我所获得的最高荣誉，我觉得法国接受我，因为我不只是艺术家，同时也是国民的一分子。然而美国却不是这么回事，当时美国的摄影界只懂得技巧性地记录照片，而不懂表达性地创作摄影。十多年来连现代美术馆也没有开口请过我举行个展……

虎落平阳的柯特兹，迫于生计到Life求职，没想到Life的编辑认为他的照片“说得太多，反倒使意图不够明显”。柯特兹一气之下，一辈子都不愿把作品登在Life上。

柯特兹当时找到的难得的摄影差事，尽是替一些不是很重要的刊物拍照，甚至得靠替室内设计杂志Town&country拍家具糊口。不过他从未停止自己的创作。

直到美国的摄影日渐成熟，赶上欧洲二十多年前的步调时，大家才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国度里竟然有这么一位重要的人物存在。可是那时的柯特兹已经七十四岁了。如果不是长寿的话，还无缘享受迟来的声名与财富呢！

1964年，纽约的现代美术馆摄影部主管察寇斯基为他举行了个展，一系列的展览就此展开，柯特兹终于被全世界所肯定与接受。

对美国的薄待，柯特兹始终耿耿于怀。每当有人问他：“为什么有些照片因相机的震动而稍微模糊”时，他就这么回答：“以前就常常感到头晕目眩，现在更为严重，我的健康越来越差了，腕力也衰弱到无法拿稳相机了……这都是美国的关系。”

丝毫不差的决定性

布兰·柯依在他的论著——《摄影大师的技巧》中这么分析柯特兹的技巧：

柯特兹有耐心等待照片所有元素聚集时，在“丝毫不差的时刻”按下快门。他的“丝毫不差的时刻”和布列松的“决定性时刻”并不太一样。对柯特兹来说，直觉和情绪永远是首要条件，而布列松则多半仰赖预测和计划。不可否认，布列松深受柯特兹的恩惠，连他自己也承认。

要分别谈论柯特兹与布列松两人是不太可能的，最后总免不了要将他们扯在一起才行。他们两人的照片实在有太多的共同之处。

论及表现手法，尽管布列松的成就要高过柯特兹，但是柯特兹的照片所呈现的人性味道更足，因为他的技巧已不大容易从作品中看出痕迹，对象毫无修饰地显露出来。而布列松的作品则是一张张如果不是在这个角度、这个时间按下快门，则什么都毫无意义可言。他的照片充分显示技巧的炉火纯青，以至于点石成金，张张作品都是影像的精华。

柯特兹的每张照片都是那么不强调自己的手法，他只是丝毫不差地将感受到的事物传达给别人。因此我们是那么完整地接受到一幕幕的生活，就像我们也活在其中一样。

No.3　流浪提琴手，1921

No.4　市集

No.5　默东，1928

No.6　马丁尼克，1972

布列松的作品却让人觉得“只要方法对，我们就能够欣赏人生”。是的，布列松完全抓对了方法，他用这个方法构成了自己的艺术，无懈可击的技巧是他艺术的骨干。而柯特兹则是把技巧的痕迹尽量化在他感受的对象中。就风格而论，布列松是阳刚、外射的，而柯特兹则是阴柔、内敛的。

柯特兹使用相机的态度，并不在于对艺术的追求，他的一句话被苏珊·桑塔格收录在名著On Photography的最后一章“摄影隽语”上：

相机是我的工具，经由它，我给予我周遭所有事物一个理由。

这个理由正是他为什么一直拍了七十年照片的缘故。

这个理由正是他为什么能够成为大师们的老师的原因。

这个理由也正是他的照片为什么那么温暖感人的道理。

柯特兹给自己活下去、创作下去的理由，也给别人一个珍惜人生的理由：无论欢笑或哀伤，都要懂得珍惜。

André Kertész，小狗，1928

André Kertész，嘲讽的舞者，1926

罗曼·维希尼克

Roman Vishniac

1897—1990

摄影为人间目击者，是一种报告性、记录性的工作，

它要传达人性的课题，了解和关心是照片所要表现的重点。

Roman Vishniac罗曼·维希尼克1897—1990

世界顶尖的显微摄影专家

罗曼·维希尼克该是有史以来学历最丰的一位摄影家了。他精通八国语言，拥有三个博士学位（动物学、医学、东方艺术），且是当今生物学界数一数二的权威学者（曾发表《新的生命起源假说》），也是哲学界的活跃人士（发表过《理性主义哲学的原则》），同时也是卓越的自然科学、教育专家，另外还是业余的钱币学研究者……

维希尼克不仅兴趣广泛，而且凡是感兴趣的事，都会逐步钻研至触及该门学问的核心，而成为那一行的佼佼者。

这位活了九十三岁的博学者，仅就其摄影地位而言，毫无疑问是目前最顶尖的显微摄影家。维希尼克之所以算得上顶尖的缘故是：他专门发明那些用老方法无法拍出来的新的显微摄影术。换句话说，他的显微摄影工作一直在替生物研究开路。他最著名的发明就是：

以其精深的医学技术解剖苍蝇的视网膜，而用苍蝇的视觉来拍出苍蝇所看到的世界，也就是他把苍蝇的眼睛当成镜头来拍。

维希尼克的这门独步当今的显微摄影技术，使世界上著名的医学、自然科学、生物学等研究机构，都经常委托他来拍摄人类还不了解的“存在物的结构”，以供新的实验研究之用。他所接受别人委托的差事，往往已排到两三年后之久。

维希尼克的显微摄影在艺术的表现手法上，远不及其科学成就来得重要，而他在摄影史上所奠定的特殊地位，也并不是靠这门顶尖的技术，而是另一项他一生中最重要、最有意义的工作——为几乎已经被从这世界上彻底消灭的东欧犹太民族留下记录。这是维希尼克所从事过的唯一的“报道摄影”差事。他并不是受了别人的委托，也不是为了任何形式的发表，而纯粹是因为他自己体内流的也是犹太民族的血。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察觉到，只要希特勒一当权，就有可能把犹太人赶尽杀绝，所以他要尽自己所能，把即将被毁灭的同胞记录下来。

维希尼克在前后四年间（1936—1939）在东欧国家走了五千英里（1英里1.609344公里）所拍的五千多张照片，现在变成最珍贵的历史文献。尽管他此后就不再涉及“报道摄影”的范围，但光是这项成绩就使他永远在摄影史上留下不朽的记号。

从显微镜下开始热爱生命

要谈维希尼克的摄影完全不能从创作的表现问题着手，他的显微摄影是如此，报道摄影也是如此。摄影对他来说是生命的记录（微生物和人类都是）。因此要介绍他的摄影，就得从他一生的经历来看。他活在一个特别的年代中，因此他的摄影也同样特别。

维希尼克出生于沙皇时代的俄国（1897）。他的家境十分富有，外婆是大钻石商的妻子，父亲是全俄最大的雨伞及阳伞工厂的老板。他们的家族是第一批被允许在莫斯科定居及工作的犹太人。当时的沙俄根本不准犹太人跨入莫斯科一步，他们的特殊待遇与同胞形成尖锐的对比。

维希尼克豪华舒适的家（一排四层楼的大宅第）有着中央暖气系统，后来被改为K.G.B（克格勃——苏联之情报机构）监狱的一部分。幼时的维希尼克快乐无忧地生活着，对什么有兴趣的事都能随心所欲地投入：他很早就拥有那时要花昂贵代价才能买到的相机。

在八岁那年（1905），外婆送了他一架一百五十倍的显微放大镜，而他那架相机的镜头刚好可以套上去，就这样维希尼克在八岁的小小年纪就拍下了他的第一张显微照片（蟑螂的一条腿）。那时的维希尼克并不晓得，从1843年起就有人开始拍摄显微照片。他只觉得自己像是新大陆的发现者，不小心地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狂喜而全神投入。

从此以后，维希尼克把所有他能找到的东西：死昆虫、宠物的毛发皮屑、树叶、树茎、花朵和植物的花粉……都要放在显微镜下观看一番。就这样，他那小小的心灵萌发了一股对自然、对生命无穷尽的热爱。而随着年岁增长，他的热爱变成尊敬，生命本身对他来说就是信仰。他有一段著名的话，完全解释了这种虔诚的信念：

透过显微镜，“自然”“神”或者任何名称的创造者都显得清晰有力。任何由人类双手制造出来的东西在放大后都显得糟透了——粗糙、不规则、不匀称。然而在大自然里，每一小块的生命都是可贵的，而且放大的倍数越大，引出的细节也越多，完美无瑕地构成了一个宇宙，像永无止境的连环套。

流着犹太人的血就注定命运悲惨

尽管俄国法令严苛，一些犹太人为了生存，还是偷偷地溜进莫斯科打工求生。因为维希尼克的父亲很爱自己的同胞，且又有特别的权势，所以他们家就经常收容这些非法的居留者。

当地警察也晓得这回事，但都被维希尼克的父亲用红包收买了，也就睁只眼闭只眼不去干涉。

维希尼克从小就看到自己的同胞整天躲躲藏藏，过着病态的生活。这些人要是在街上被抓到，会立刻被押回难民村，在这些地方犹太人不许有和俄国人一样的平等。维希尼克回忆往事时说：

No.1　在都柏林找工作的四十二岁妇人，1937

No.2　犹太老街

No.3　用清水冲洗有煤气味的面包，1938

他们有一副自己地方——贫瘠小村的特别脸孔。在他们的生活圈里，犹太人有着一种特别的耳语和特别的脚步声，就像被围捕的野兽一样。这是一种可怕的身份，我永远也忘不了他们。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维希尼克进入莫斯科Shanyarsky大学，在此他花了六年攻读生物学，并获得动物学博士学位。由于他太优异了，这所大学在他未满二十岁时就请他当起助教。后来维希尼克又进入莫斯科大学攻读医学和动物学，但是不久，俄国大革命就爆发了。

起初维希尼克一家人都过得挺好，在克伦斯基3当权时，他们家族的一些亲戚还在政府身居要职。可是当布尔什维克推翻此政府，且逼得克伦斯基流亡时，维希尼克家族就惨了。

1918年，也就是维希尼克二十一岁时，他们一家人决定趁早离开俄国，维希尼克的生活也就从富裕无忧变成艰辛难度。

维希尼克把自己打扮成典型的非正规布尔什维克军，假装是押着犯人（他的父母及妹妹），混进基辅的CHEKA总部（也就是后来的K.G.B.），骗了通行证把父母和妹妹先送出境（签发许可证的人，还是俄国共产党的创始者之一、十月革命的领导人托洛茨基）。由于维希尼克没有像他长辈一样的大资本家身份，因此危险度没那么高，就留在莫斯科大学把动物学博士拿到手之后，等到随时都有被拘押起来的紧张情况时，才逼得偷渡出境。在边界的枪林弹雨中差点丧生。他回忆那时的情形说：

在探照灯与子弹都朝我射来时，我喃喃地念着犹太人在死前的祷告词：“听着，啊！以色列。神，我们的主，我们的主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