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动。群众开始围拢。有个姑娘到学校那一头去叫舍监了。科拉从人缝里挤过去。那女人语无伦次地哭闹着，后来突然叫道：“我的宝宝们，他们要夺走我的宝宝们呀！”

围观群众听到这熟悉的句子，无不为之叹息。他们在种植园生活时已经听过太多次了，这是母亲哭她受苦的儿女。科拉想起西泽所说，工厂里的男人们仍然受着种植园的折磨，不管有多少里路，他们还是把那段生活背到这儿来了。它就住在他们心里。它仍然住在他们所有人心里，一等到机会出现，便会嘲笑他们，伤害他们。

女人略微平静了一些，便让人领回到紧靠后的宿舍楼里去了。虽然他们决定留下的结果带来了慰藉，但科拉还是熬过了一个长夜，她的思绪飘回去了，那是女人的一声声尖叫，还有她自己召来的一个个幽魂。

“我能道个别吗？跟安德森两口子，还有孩子们？”科拉问。

露西小姐肯定地说，这可以安排。那家人很喜欢她，她说。

“是我工作没做好吗？”科拉自认为有了不少的进步，比较适合家务劳动更为精细的节奏了。她用大拇指滑过指尖的肉垫。它们现在好软呀。

“你工作做得非常出色，贝茜。”露西小姐说，“所以这个新岗位一出现，我们就想到了你。这是我的主意，汉德勒小姐也很赞成。博物馆需要一个特殊类型的姑娘。”她说，“宿舍里像你一样适应得这么好的不是很多。你应该把它当成表扬。”

科拉打消了疑虑，但还是在门口磨磨叽叽。

“还有事吗，贝茜？”露西小姐一边问，一边把文件码放整齐。

联欢会上的事件已经过去了两天，科拉仍然觉得心里堵得慌。她问那个尖叫的女人怎么样了。

露西小姐带着同情点点头。“你是说格特鲁德吧。”她说，“我知道这让人很不舒服。她现在没事了。他们会让她卧床几天，等她完全恢复过来。”露西小姐解释说，有护士在场给她做检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把那幢宿舍楼留下来，用来安置患有焦虑症的住客。他们再和大伙混住就说不过去了。在四十号，他们能得到需要的照料。”

“我都不知道四十号很特殊。”科拉说，“这是你们的伶仃屋。”

“什么？”露西小姐问，但科拉没再往下说。“他们只是短时间待在那里。”女人接着说道，“我们很乐观。”

科拉不知道乐观是什么意思。当天晚上她问别的姑娘熟不熟悉这个字眼儿。她们谁都没听说过。她认定这是尽力的意思。

去博物馆跟她去安德森家是同一条路，一直走到法院才右拐。就要离开那一家人让她觉得伤心。她跟孩子们的父亲没什么交流，因为他总是早早离家出门，他办公室窗子的灯光往往是格里芬大楼里亮到最晚的。棉花把他也变成了奴隶。但安德森太太是个很有耐心的雇主，特别是她的大夫给她开了方子以后；孩子们也讨人喜欢。梅茜现在十岁。在兰德尔种植园，到了这个年龄，一切欢乐都被碾压净尽。前一天还是个快乐的小黑崽子，后一天脸上便没了光彩：在这中间，他们一定见识了新的受人奴役的现实。梅茜无疑受到娇惯，可如果你是有色人，那么比娇惯更糟的事还多着呢。这小女孩让科拉动了心思，她很想知道自己的小孩将来会是什么样。

她闲逛时，已经有很多次看到了自然奇观博物馆，但从来不知道这座又矮又宽的石灰岩大楼用途何在。它占据了一整片街区。狮子雕像守卫着长而平缓的台阶，仿佛饥渴地凝视着大喷泉。一旦科拉走进它的势力范围，溅落的水声便压过街上的噪音，将她纳入博物馆的羽翼之下。

进入大楼之后，有人带她穿过一道谢绝外人入内的大门，门后是走廊连着走廊的迷宫。透过半开半掩的门，科拉瞧见了一些奇特的行为。有个手拿针线的男人正在鼓捣一只死獾。另一个男人举着一块小黄石头，凑近明亮的光线。在一个摆满了木头长桌和各种仪器的房间，她平生第一次看见了显微镜。它们蹲伏在桌子上，活像一只只黑蛤蟆。这时有人把她引见给了菲尔茨先生，生动历史馆的馆长。

“你一定能够胜任。”他边说边审视着她，就像房间里的男人们正在审视自己工作台上的项目一样。不管什么时候开口讲话，他语速都很快，显得精力旺盛，一点儿也没有南方的痕迹。她后来才知道，菲尔茨先生原来在波士顿的一家博物馆工作，此番受雇来提升本地的业务水平。“我看你来了以后吃得不错。”他说，“意料之中的事，但你肯定能胜任。”

“我先从这儿开始打扫，对吗，菲尔茨先生？”科拉在来这儿的路上已经下定决心，到了新的工作岗位，她一定要尽己所能，不用种植园的语调说话。

“打扫？噢，不。你知道我们这儿是做什么的……”他停了一下，“你以前来过这儿吗？”他讲解了博物馆的大致功用。这一座则专注于美国历史——作为一个年轻的国家，有太多的东西要拿来教育大众。北美大陆上未经驯服的动物和野生的植物，在他们脚下世界埋藏的矿产和其他的精华。他说，有些人从来没离开过自己出生的县境。博物馆就像铁道，让他们有机会超越自身贫乏的经历，看到我国的其他部分，从佛罗里达到缅因，再到西部边疆。也要看看我国人民。“像你这样的人民。”菲尔茨先生说。

科拉在三个展厅上班。第一天，灰色的帷幕遮住了分隔她们和观众的大玻璃窗。第二天早晨，帷幕已经撤除，群众陆续入场。

第一个展厅是“非洲腹地即景”。一座茅屋占据了展览最显要的位置，墙壁由捆在一起的木杆子构成，支撑着尖尖的茅草屋顶。如果科拉需要休息一下，避开外面的人脸，她便退入茅屋的阴影。有一丛用来做饭的火，用红色的玻璃片代表火苗；一条小小的、制作粗糙的长凳；还有各式各样的工具、葫芦和贝壳。三只大黑鸟用一根铁丝吊在屋顶下。预期效果是成群的鸟儿盘旋在土著人活动的上空。它们让科拉想到秃鹰，在种植园里啄食着用来展览的死人的肉。

在“运奴船上的生活”中，内墙涂成给人慰藉的蓝色，再现了大西洋上的天空。科拉在这儿来回走动的地方，是一艘三帆快速舰的局部，桅杆周围有各种各样的小木桶，盘绕在一起的绳索。她的非洲装束是一块鲜艳的包布；她的水手装扮让她看起来好像街头的流氓：束腰外衣，裤子，皮靴。一个非洲少年先上了船，然后故事由此继续，他在甲板上帮忙，完成各种各样的小任务，算是学徒的一种。科拉把头发盘在红帽子下面。一尊水手的塑像斜倚着船舷的上缘，手里握着小望远镜。他的眼睛、嘴巴和皮肤的颜色，都是在蜡做的脑袋上画出来的，用的是令人头皮发麻的色调。

到了“种植园典型的一天”，她可以坐在纺车前歇歇脚，座位确确实实像极了她的老槭木块。用锯屑装填的小鸡在地上啄食；科拉不时朝它们丢几把想象的种子。对非洲和船上的场景是不是准确，她憋了一肚子的怀疑，可是到了这一间展厅，就有现成的权威了呀：她说出了自己的批评。菲尔茨先生承认纺车的确一般不在户外使用，也不该放到奴隶木屋的外面，但又回嘴说，虽然他们把真实奉为口号，但考虑到展厅的大小，真实也不得不打些折扣。他要是能把一整块棉田搬到展览上来，再有十几个演员的预算就好了。没准哪天能行。

科拉的批评没有进一步涉及“典型的一天”的行头，因为那是用质量粗劣、货真价实的黑鬼布料制成的。由于要脱光衣服，换上戏装，她一天两次受着羞耻的煎熬。

菲尔茨先生的预算可以请三个演员，或是提到她们时所说的三个模特。他也在汉德勒小姐的学校搞了招聘，艾西丝和贝蒂在年龄和体型上都与科拉差不多。她们共用戏装。休息时，三个姑娘讨论了新工作岗位的优点和弊端。经过一两天的适应之后，菲尔茨先生便不再干涉她们了。贝蒂喜欢他从不发脾气，跟她刚伺候完的一家子截然相反，那些人平时都挺和善的，但总有可能出现误解，动不动就拉下脸来，与她的所作所为完全没有关系。艾西丝喜欢的是不必张嘴讲话。她生在一个小农场，不太有人管她，只是有些夜晚主人需要陪伴时，她不得不忍辱负重。科拉思念白人的商店和里面琳琅的货架，但她仍然可以在晚上步行回家，继续玩一玩清点橱窗变动的游戏。

另一方面，对博物馆的参观者视而不见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孩子们捶玻璃，用粗鲁的方式对模特指指戳戳，在她们假装忙乎水手绳结时吓唬她们。大人有时冲着她们表演的哑剧叫嚷，做出评论，姑娘们虽然听不清，但那无论如何都不像好话。每隔一个小时，模特们便轮换一次角色，好让单调有所缓和，省得一个劲儿地假装冲洗甲板，打磨捕猎工具，爱抚木头番薯。如果说菲尔茨先生有什么指示始终不变的话，那就是她们不要老坐着，但他没有太较真。她们站在凳子上摆弄麻索时，就便逗弄一下约翰船长，这是她们给那假水手起的诨名。

展览和医院在同一天开幕，照样是为了宣扬本城最近取得的成就。新市长是靠着一揽子进步政纲而当选的，很想让市民把他和前任富于远见的进取精神联系在一起，因为他还在格里芬大楼当产权律师的时候，市里的这些项目就已经上马了。科拉没有参加庆典，不过当天晚上，她从宿舍窗口看到了绚丽的烟花，轮到她做体检时，她也得以近距离地见识了医院。随着有色人居民逐渐适应了南卡罗来纳的生活，医生们也开始密切关注他们的身体健康，用心之专，恰如舍监不放过他们的情绪调节。一天下午，在草地上散步时，露西小姐告诉科拉，总有一天，这些数字啦，图表啦，记录啦，会大大地增加他们对有色人生活的理解。

从正面看，医院是一座整洁的、趴在地上的单层建筑，长度似乎跟格里芬大楼的高度一样。它光秃秃的，不加装饰，科拉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的建筑，仿佛每一面墙都写满了效率二字。有色人的大门开在侧面，但除此之外，跟白人的大门没什么两样，这是指最初的设计，而不是后来的做法，差不多回回如此。

在有色人区，这是个忙碌的早晨，科拉向接待员报上自己的名字。一群男人挤在相邻的房间等着抽血，其中一些人她在联欢会和下午的草地上见过。到南卡罗来纳之前，她没听说过血液上的问题，但宿舍里有非常多的男人受着这种病的折磨，城里的医生们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专科医生好像有自己的区域，叫到名字的病人都消失在长长的走廊里了。

这一次，她见到了另一个内科医生，比坎贝尔大夫更和蔼可亲。他姓史蒂文斯。他是个北方人，留着一头黑色鬈发，颇有几分女人的味道，但细心打理的胡子又把这种感觉减去了两分。史蒂文斯大夫似乎还没到做大夫的年纪。科拉认为，这种早熟不啻对他才华的褒扬。随着检查的进行，科拉感到自己正在传送带上移动，像西泽的一件产品，在一丝不苟的照料下向前行进。

这一次体检不像头一次那样全面。他看了科拉上一次就医时留下的记录，并在蓝纸上加添了自己的附言。其间他还问起科拉在宿舍的生活。“听起来很有效。”史蒂文斯大夫说。他断言，博物馆的工作是“一项非常有意思的公共服务”。

等她穿好衣服，史蒂文斯大夫拉过一个木头凳子。他说话时口气仍然非常柔和：“你已经发生过男女关系了。有没有考虑过节育？”

史蒂文斯大夫微笑着解释道，南卡罗来纳正在开展一项大规模的公共卫生项目，向老百姓普及新的手术方法，通过切断妇女体内的管道来阻止胎儿生成。这个过程很简单，一劳永逸，而且没有风险。新医院是专门为此配备的，史蒂文斯大夫本人曾经跟着这项技术的发明人学习，它已经在波士顿一家收容所的有色人病患身上得到了完善。人家之所以请他来这儿，部分原因就是要他教会本地医生做这种手术，从而造福广大的有色人民。

“如果我不想做呢？”

“这当然由你决定。”医生说，“从这个星期开始，它对本州有些人就是强制的了。已经生了两个以上小孩的有色妇女，是以人口控制的名义。弱智者和其他方面精神不健全的人，是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还有罪犯中的惯犯。但这不是针对你的，贝茜。那些女人的负担已经够多了。对你来说呢，这只是一个机会，让你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她并不是头一个不听话的病人。史蒂文斯大夫没有收起亲切的态度，便把这件事放到了一边，他告诉科拉，对这项计划，她的舍监那儿有更详细的信息，有什么不放心的，都可以谈嘛。

她快步穿过医院的走廊，渴望着新鲜的空气。遭遇白人老爷，还得毫发无伤地逃离，这种情况现在对科拉来说，真是成了家常便饭。他问得那么直接，随后又讲解得那么细致，一时让她发蒙。把熏肉房那天晚上发生的事，跟一个男人和妻子相爱时两情相悦的行为相提并论。按照史蒂文斯大夫的那番话，它们都是一回事。一想到这儿，她五脏六腑就蛮不是滋味。还有“强制”那档子事。听上去好像女人们——换了面孔的伶仃屋的女人们——没有发言权一样。好像她们是财产，由着医生随心所欲。安德森太太苦于情绪低落，难道她也因此成了不健全的人？难道她的医生也会对她提出同样的建议？不。

她一遍又一遍这样想着，不知不觉走到了安德森家的门口。两只脚机械地前行，思绪却在别处。也许在心底，科拉想到的是两个孩子。梅茜应该正在上学，但雷蒙德可能在家。她过去两个星期太忙了，都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