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学校，始称八境神学院，后改称潞河书院、潞河中学。

注5在从通州到京城这条古运粮道上，过去有“五闸二坝十三仓”的说法。明朝正统三年(1439年)在京城东便门外修大通桥，从此这里成为北京通向通州的通惠河的起点，大通桥上的大通闸为头闸，庆丰闸为二闸，高碑店闸为三闸，花儿闸为四闸，普济闸为五闸，就到八里桥了。所谓二坝，都在通州，有石坝、土坝两座，详见刘先生下面的正文。

注6自明朝修通惠河后，粮船不再过闸，漕粮都是由人力搬运到上游停泊的船中，运至上闸。咸丰三年(1853年)九月初十日《实录》：“通州向有游民，专恃漕粮抵通盘坝，负米为生……”刘先生的爷爷从事的就是这个营生。

注7石坝与土坝通称二坝。旧日凡正兑漕粮(运京)都向石坝交兑，改兑漕粮(贮通)都向土坝交兑，有坐粮厅收米。

注8基督教在中国的教派当时有十余个之多，所谓4个，可能是指美国在中国的4个基督教会，即美以美会、长老会、公理会和圣公会。也有说是指美国的美以美会、浸信会，加拿大卫理公会，英国公理会的。

注9潞河医院是美国的教会医院，始建于1878年。

注10庆王府位于定阜街3号，定阜街东起龙头井街，西至德胜门内大街，呈东西走向。庆王府现被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后勤部占用。关于庆王府，可参见拙著《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中对张寿蓉的访谈。

注11《野火春风斗古城》是1963年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根据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一部反映城市武装斗争的电影。通州鼓楼已于1968年10月被砸毁。

注12刘子扬先生这里说的是他自己，清代秘密社会是刘先生主要的研究领域之一，曾参与策划编纂公安部组织撰写的《中国秘密社会》一书的全过程。又与张莉合作著有《清廷查办秘密社会案》(全四十册，包括研究与档案整理，线装书局2006年)出版。

注13通惠河漕粮的最后停运是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

注141886年，美国传教士富善来通州布道传教，他的夫人富善慕柯·撒拉于1904年，在通州新城南门外西侧，护城河南岸建“安士学道院”，专门向妇女传经讲道。1914年“安士学道院”扩建，改名“女蒙馆”，开始招收女童入学。1923年改为六年制小学，同时开设初等中学教育，招收中学生，另有师范一级。1927年正式定名“富育女子中学”，在河北省教育厅备案。1941年日军侵入通州，学校被迫转移西迁，改称“河北省立通县女子中学”。1946年复校原址，1951年改称“河北省通县女子初级中学”。1960年改称“北京通县第二中学”。刘先生解释说：“男校女校，都是教会办的。有的是美以美会的，有的是长老会的，闹不清楚。听我姥姥说，东边是潞河中学，西边稍往北一点顺着城墙就是富育女中，当时教会学校是对等的，潞河—富育，贝满—育英，崇实—崇慈，崇德—笃志，汇文—慕贞，都是对着的(这10所中学都由美国基督教会设立)。”

注15道济医院，最初是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于1885年创办的妇婴专科医院，1912年更名为道济医院，1952年改名为北京市第六医院至今。

注16八里桥距京城20余里，是由通州进入北京的咽喉之地。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英法联军于1860年(咸丰十年)攻陷天津大沽，僧格林沁率领蒙古马队、步军从天津撤防到八里桥，以少有的勇敢迎头痛击联军，但仍遭惨败，结果英法联军攻入北京。

注17这里说法有误，沙窝门指的是广渠门而不是复兴门。老北京人对城门往往用元代的旧称和俗称，将广渠门称为沙窝门就是一例。而复兴门是清亡之后在老城墙上新开辟的通道，所以没有旧称。

注18跨车胡同位于北京市西城区中部，北起太平桥大街，南至辟才胡同。清朝时称为车子胡同，相传是由于胡同中有造车厂而得名。跨车胡同原来的13号是齐白石故居，现在临近辟才胡同的路边。跨车胡同现在是北京最短的胡同，长约40米，只有一个门牌，即齐白石故居。

注19这里说的小西天位于北京海淀区，积水潭与铁狮子坟之间。此地原为旷地，西北有庙名“小西天”，周围的地方就都泛称为小西天。小西天之庙是一个小庙，现已不存。不知刘先生这里提到的是否就是这个庙。

注20老虎洞位于海淀区中部，东起娘娘庙，南至果子市、菜库、香厂子，西至西大街，北抵军机处、娘娘庙。因街西口原有两尊石虎而得名。与旧时的燕京大学(今北大)仅隔一条街。自清朝以来，老虎洞街非常繁华，两侧铺面林立，成为北京大学师生经常出入之地。

注21安东在辽宁省，今称丹东市。位于辽宁省东南鸭绿江与黄海交汇处,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新义州市隔江相望。

注22参见下篇《“勤行”的手艺——张强口述》中有关西直门外的“坑口”部分。

注23关于京郊的坟墓和看坟的坟户，已有一些专著与文章发表，可见冯其利：《清代王爷坟》(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版)，重点在实地考察清代诸王坟的地点、规制与变迁。另有金启孮：《北京郊区的满族》第三部分“园寝附近的满族”，重点讨论他们先满化后汉化的民族认同(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81—92页)。其他的则以介绍性为主了，此不赘述。

注24他认为的三个点，一个是外三营，本书后面有专文提到，一个是王公园寝，还有一个是庄头。见《北京郊区的满族》，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1页。

注25戴鑫英先生所述内容与这篇访谈略有出入，可互相参照，不过此篇应该更为准确些。

注26肃武亲王豪格是清太宗皇太极的长子，顺治帝福临的长兄。他的坟俗称老坟，亦称架松坟，位于今劲松三小的位置上。

注27富寿是豪格第四子，顺治八年袭爵，改号肃显亲王。温郡王猛峨是他的弟弟。当地人称富寿为大王，猛峨为二王。故有大王坟、二王坟之称，位于老坟西北。

注28显谨亲王衍璜是第四位肃亲王，他的坟墓称“新坟”，在报觉寺东侧。1965年以前一直是架松小学校址，直到1966年才将学校迁到老坟，新坟的建筑大部分被拆除(见图)。

注29最后一个肃亲王善耆，1922年病故于青岛，灵柩运回架松村，墓地用显谨亲王阳宅改建。因肃王府在这里栽种果木并建花洞子一处，故称花园。以上参见冯其利：《清代王爷坟》，91—95、99—100、105—106页。

注30老北京一般说“内九外七皇城四”，指的是城门。“内九”是指北京内城北面的德胜门、安定门，西面的西直门、阜成门，东面的东直门、朝阳门，南面的宣武门、正阳门、崇文门。“外七”是指北京外城北面的西便门、东便门，西面的广安门，东面的广渠门，南面的右安门、永定门、左安门。“皇城四”是指皇城北面的地安门、西面的西安门、东面的东安门和南面的天安门(见图)。

注31“九门八点一口钟”与“内九外七皇城四”是连在一起说的。过去京城夜间要关城门。关门前都要打“点”，点是一种古代的打击乐器，用铜铸成，类似桃形，呈扁平状，中间隆起，边穿两孔，悬而击之，敲起来声音很响。关城前要敲三遍“点”，第一遍“点”敲过，关上一扇城门，敲第二遍“点”时，另一扇再关上一半，敲第三遍“点”，门关得只留一点儿缝隙。赶城的人从很远处就能听到打点的声音，这时都使足了劲儿奔跑，跑得气喘吁吁，有时跑慢一点就被关在城外进不了城，或关在城内出不了城。在拙著《最后的记忆——十六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中就有鄂凌英女士对打点的叙述。九个城门有八个城门关城时都是打“点”，唯独崇文门关城时敲钟。至于原因，因多涉故事传说，而无准确说解，此处不赘。

注32这里说的运粮河其实不是通惠河，而是萧太后河。

注33杉树树干砍去枝叶后制成的长而直的杆子。建筑施工时用于搭脚手架。

注34李先生是我去拜访白四先生之前，在楼里见到的除程先生之外的又一位老人，详见本篇下文“汉人的坟户”一节中的访谈者按。

注35宪度之即宪容，字度之，肃忠亲王善耆的第十九子。新中国成立后曾在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任教。

注36程老人之妻70岁，据白四说，她并不是架松村的人，这里说的当然是她听来的传说而已。按清朝的确有“选秀女”与“选宫女”之制，所有旗人之女出生之后都要入册，及岁之后需参加阅选，这是有一整套制度维系的，而不像程女士所说见女子便逮。将程妻的话原文附录于此，是因当地百姓有这种说法，是很有趣的现象。

注37滴滴涕(DDT)，是有效的杀虫剂。20世纪上半叶曾普遍用来驱灭蚊蝇。20世纪60年代科学家们发现滴滴涕在环境中非常难降解，70年代后逐渐被世界各国明令禁止生产和使用。白先生这里所说的火绳，是用来蘸滴滴涕药水的，当时家庭多将这种饱蘸滴滴涕药水的火绳悬挂于室内以灭蚊蝇。

注38日本亡国的说法当然不准确，这里指的是日本投降。

注39全聚德，指的是全聚德烤鸭店。该烤鸭店的创始人确实姓杨，名寿山，字全仁，河北冀州市杨家寨人。十多岁进京谋生，1864年(同治三年)创建全聚德。杨寿山也确如李先生所说有三子，长子名杨庆长，继承父业继续经营全聚德，三子在天津南市开了全聚德分店。

注40对于架松的包衣和坟户，橘玄雅先生在读过这篇口述之后，有一些重要的补充，兹引录于下：首先如口述中所说，“哈一党，夏一窝”，哈家和夏家都是肃王府里重要的包衣。先代肃亲王的侧福晋里，有不少是他们两家出的。如肃良亲王隆懃的三侧福晋哈佳氏，在宗人府《红名档》里写的就是“镶白旗包衣人，哈二保之女”。再往上，显密亲王丹臻有庶福晋夏佳氏(夏成格之女)，肃恪亲王华丰有侧福晋夏佳氏(三保之女)，她们应该都是王府包衣出身的，但是否是架松的，就不得而知了。至于关家，记录并不算多，有可能属于人口多但是并不太得势的。除去哈家和夏家外，我所了解的主要是佟家和唐家。佟家是架松包衣，其家的姑娘入府里伺候，被肃忠亲王收了房，后来请封了二侧福晋。这位二侧福晋是肃忠亲王一辈人里最后去世的，同时也是最后一位葬在架松坟地的肃王府的人。至于唐家，也是架松的包衣。他们家与肃王府的管事处人事有关。1922年，肃忠亲王家眷大半随灵柩回京，这时期肃王府的“大管事”即由唐家出任。最开始，唐家只是坟上的普通包衣人，因其家里的姑娘被肃忠亲王的长子宪章收了房，而老王爷去世后，长子宪章袭了爵位，宪章之嫡福晋又早已病故，这位唐侧福晋的叔父便成了肃王府的“大管事”。结果，宪章与唐姓人不能服众，家内矛盾很大，以至于1925年时唐家便失了势，其后肃王府的后裔便逐步前往东北，北京肃王府的管事处便仅存虚名了。在日本东洋文库存有肃王府在昭和五年(1930年)时东北的一些财务记录，其中记有两位家臣，以嵩泰居首，傅宽居次，有专门给这两位的工资，并写嵩泰为“第一家臣”，应该即是当时东北肃王府的“大管事”。可惜这两位的姓氏并没有记录。个人推算，嵩泰和傅宽的年纪应该相当大，因为老人说过，傅宽是随着肃忠亲王在庚子护过驾的。肃忠亲王在1912年年初前往东北，数日后家眷便都随往，到肃忠亲王1922年病故于旅顺的10年间，北京的肃王府是一座“空府”。即便如此，依然需要人来打理、看守，于是管事处也随之分为东北和北京两部分。口述中提到的“哈奉迁”，大概是1912—1922年期间肃王府留京的大管事，二管事则是高姓。同时，在东北肃王府还有另外一套管事机构。因为“主子”们都在东北，所以留京的管事官大概都是“等而下之”了。

注41拜唐阿为满语bɑitɑnggɑ,意为服役者、执事人。

注42本段内容部分引用了刘小萌《爱新觉罗家族史》第六章“宗族制度”的内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271—273页。

注43关俊民先生在博客中提到，他的伯父关宗典，是冯其利先生有关肃王坟的资料提供人。

注441901年善耆随慈禧皇太后回到北京时，肃亲王府已经被八国联军烧毁，只存垣墙。肃亲王不得不在东城北新桥南船板胡同内(今东四十四条西头路北)重新建造王府。据《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载，新府原为道光年间大学士兼四川总督宝兴宅，后由荣禄所得，荣禄复卖给(或云赠给)肃王善耆。新府规模不大，仅由几个大的四合院组成。新肃亲王府在日伪时期由日本人占用。1947年被善耆十九子宪容和善耆长子宪章一起出面卖给了法国天主教作为神学院使用。1949年，新肃亲王府被政府没收，一部分被某公司改造后用来制造袜子，一部分成为居民住宅。

注45肃亲王府位于东城区正义路东侧。顺治年间建，历代袭王俱以此为邸，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沦为日本使馆，只存垣墙。其地现为北京市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