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沉沉的扶梯走上一条倾向河边的小街时玛利亚就先说话。
“不坏，”季诺说。他这时候觉着听过了方才新来住客那沙劲儿的嗓子再听玛利亚深沉的温存的口音顶舒服的。
“你想她会不会跟你要好，季诺？”
季诺，受了恭维似的伸出他长手指掳着他的头发：“胡说八道！她为什么来？”
“喔，她来得年轻，你长得太好看。”
“这也不够理由，她知道我就快跟你结婚的。”
“她知道吗？”
“当然她知道。”这下玛利亚觉着算稳了。
过了几天她得上街去打些绿绸子配一身衣服，她走过西尼奥利亚廊下的时候她看见阿达与季诺一同坐在一家咖啡馆里。她起初想走上去，跟他们一起坐着谈天，但是不，她走她的，买了她的东西，急急的赶回家去哭了。那晚上她会着季诺，可没有对他提她见着了什么。他还是那老样子，对她顶好的。过了一会儿，她也就忘了她的妒忌与她的疑心，实在她也顶乐意忘了。
又过了六个星期，那晚他俩一起在河边走路，一阵凉风从北面过来吹跑了夏天晚上叫人迷酥那软味儿，季诺忽的把她紧紧的靠身搂着。
“听我话，玛利亚，为了爱我你什么都受过了。假如我可以把文书弄到，你肯不肯立刻结婚——立刻——你来跟我妈我爸同住？”
“阿达不是在那儿吗？”
“我们可以另替她想法子。”
“可还有你的妈。她那脾气不是容易同住的，你的房间两个人住也显得太小。你还上厨房睡去，那算什么结婚。”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你得赶快决定，马上一——今晚——要不然我就说不定没有事情发生。”
但是玛利亚那晚上还是没有决定。
忽然间什么事都松动了下来。兵进罗马以后——季诺就是最先过披亚门一个——国事就显得平静了，人民也安居乐业了。玛利亚的那一班女孩，在一九二○年她们唾骂她，侮辱她，穿着赤绸子衣服，戴着大红花上共产党跳舞会跳舞的一班，这来全变样了，政见变了，她们混着跳舞闹的一群男人们和政见也全变了，剥下了烈焰似的红衣，换上了黑绸的衬衫了。这来玛利亚的地位也变样了，她自己觉得奇怪人家把她看作女英雄似的什么了——她不见得高兴，就觉得奇怪，她对她妈说：“从前她们唾我骂我的时候她们倒是认真的，可是现在她们认真吗？还不就只是一群只知道讨好男子的女人？”
她娘的运气也好些了，盼望在六个月内可以搬进一幢新屋子，腾得出房间来给季诺住，她提另还可以给女儿一间厨房——两家合住就这厨房的有趣。玛利亚这才放宽了一点心，她好容易有希望来过舒服快活的日子了，她还是年轻的，再说呢，十五岁的年纪终究还说不上老，虽则你蹲在十六七妙龄的玫瑰花朵上望到这年纪许觉着过分的恐慌。她还是一样可以向前望，哈哈，幸福，全在前面，还有到手小囝囝的那一天，荒谬绝伦可爱的小囝囝——稀小，干净，闻着香喷喷的。
她这时候正从那铁桥走向阿尔格来齐桥，好容易挣过了那几个难年，往往心坎里老是怀着鬼胎，她的青春都叫毁了，今天才放了心了，什么事都回复平静了。阿诺河的河身也看着宽一点；雪尼奥里亚的高塔，力量与坚定的象征，照旧站着，衬着浅色的早黄昏天。前两天打雷下大雨下了一整天，所以那河虽则时候不对也是满满的。她在河边站了一会儿看街孩们浸在水里泼水闹多快活的小人儿！小囝囝长大了当然就变了这顽皮的小鬼。时候快得很。哪一天她上了年纪，跟前一群年轻人，她小儿子们，就来问她商量他们看中了的女孩子们，那些女孩子们也一定是好脾气顶温柔的，黑头发当中间分开的。
她慢慢地走过去。等到她快走近那桥，她忽然看见季诺在半黑的黄昏里与阿达一起站着，手搂着她的腰，靠着河边的石栏上看河。他们俩一边笑，一边软软的讲着话。
玛利亚停了步，心里一阵子狂跳，撑不住开口问了，声音异样的粗糙，“季诺，这算什么意思？”他转过身来活像一只吃了鞭子的狗。
“你记得有一天我问你赶快决定。我不是石头做的。阿达她爱我。”
玛利亚的声音还是柔和的，但她的话就像一把快刀直斩进了季诺的自大的虚荣心。
“可是我爱你，季诺。我爱你挨过了这不少的难年，这来好容易太平了，你——你——你爱的倒是阿达——不是我。”
阿达可没有受玛利亚的声音的感动，她也看不出她的情敌有哪一点说得上美或是媚，她那带愁的一双眼，她那惨白的端正的相貌。阿达，有的是卷弯儿的头发，小牛似的脖子。大奶子，坚实的高掬的后部，穿着一身显出她那粗俗的身体的点线曲折的衣服。站在那里正象是一座 “繁殖胜利”的次等石碑，在她的面前玛利亚是“贞女苦难”的真身。她把季诺推在一边。她高声说话时他低着头萎了开去。“季诺得娶我。归根说，年轻的是我，”——她的十六岁的眼对着那年纪大些的女子瞟着一种凶恶的傲慢——“况且这全是他自己不好，就是他妈这时候也说他有立刻与我结婚的义务。”
从小说讲到大事
我是厌怕翻译，尤其是小说，但这篇短篇《生命的报酬》也不知怎的竟集它自己逼着我把它翻了出来。原文载在“London Mereurv”的九月号。我想有几层理由为什么我要翻这篇给你们看：第一，这篇小说本身就写得不坏，紧凑有力；第二，它的背景是我的新宠翡冷翠，文里的河、街道、走廊、钟塔、桥，都是我几月前早晚留恋过来的；第三，这小说里顺便点出的早几年意大利的政情于我们现在的政情很可比较，有心人可以在这里得到历史的教训，单说这末了一点，小说里的玛利亚不仅是代表人民的意志的贞，品格的洁，与灵魂的勇敢，她也代表，我们可以说，意大利或是任何大民族不死的国魂。正如一条大河，风暴时翻着浪，支流会合处湍急，上源暴发时汹涌，阳光照着时闪金，阴云盖着时惨黑，任凭天时怎样的转变，河水还是河水，它的性是不变的，也许经受了风雨以后河身更展宽一些，容量更扩大一些，力量更加厚一些；同样的一个民族在它的沿革里，自然的发展了它的个性，任凭经受多少政治的，甚至于广义的文化的革命，只要它受得住，河道似的不至泛溢不至旁窜改向，他那性还是不变，不但不变，并且表面的扰助归根都是本原的滋补，其的一个个人的灵性里要没有，比喻的说，几座火烧焦的残破的甚至完全倒坍的雷峰古塔，他即使有灵性也只是平庸的，没趣味的，浅薄的；民族也中的，在那一个当得住时间破坏力的民族的灵魂里，就比在它的躯壳里，不是栉比的排列着伟大的古迹？一个人的意志力与思想力不是偶然的事情：远一点说，有他的种族的遗传的来源，近一点说，有他自己一生的经验。造成人格的不是安逸的生活与安逸的环境，是深入骨髓的苦恼，是惨酷的艰难：造成国民性或国魂的是革命。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分明破坏性的事实里，往往涵有真建设的意义。在平常的时候，国民性比较浅薄甚至可厌或可笑的部分，可以在这民族个人里看出；到了非常的时候，它的伟大的不灭的部分，在少数或是甚至一二人的人格里，要求最集中最不可错误的表现。我们是儒教国，这是逃不了的事实。儒教给我们的品性里，有永远可珍贵的两点：一是知耻，一是有节，两样是连着来的，极端是往往碰头的，因此在一个最无耻的时代里，往往诞生出一个两个最知耻的个人，例如宋末有文天祥，明末有黄梨洲一流人。在他们几位先贤，不比当代我们还看得见的那一群遗老与新少，忠君爱国一类的概念脱卸了肤浅的字面的意义，却取得了一种永久的象征的意义，他们拚死保守的不是几套烂墨卷，不是几句口头禅，他们是为他们的民族争人格，争“人之所以为人。”在这块古旧的碑上刻着历代义烈的名字，渍着他们的血，在他们性灵的不朽里呼吸着民族更大的性灵。玛利亚，一个做手工的贱女，在这篇小说里说：“但是我还是照旧戴上我的小国旗，缝在我衣上的，即使因此他们杀了我也是甘心的。”我们可以想像当初文天祥说同样的一句话，我们可以想像当初黄梨洲说同样的一句话，现在呢？我们离着黄梨洲的时代快三百年了，并且非常的时候又在我们的头上盖下来了，儒教的珍品——耻，节——到哪里去了？我们张着眼看看，我们可以寻到一百万个大篓子装得满的懦弱，或是三千部箱车运不完的卑鄙，但是我们却不易寻到头上捻得出或是鼻子里闻得出一点子勇敢，一点子耻心，一点子节！在王府井大街上一晚有一百多的同胞跟在两个行凶的美国兵背后联声喊打，却没有一个人敢走近他们，更别提动手。这事实里另有一个“幽默”，现代评论的记者不曾看出来的，就是我们中国人特有的一种聪明——他们想把懦怯合起来，做成他一个勇敢！而且你们可以相信，这种现象不仅是在王府井大街上看得到！倒好像拼拢一群灰色的耗子来可以变一个猫，或是聚集一百万的虱子可以变一只老虎！玛利亚只靠了她自己不大明白的一个理想：“我是爱我的国”她说。究竟为什么爱，她也不定说得分明，她只觉得这样是对的。是对的！这是力量，这是力量。在这一个小小想像事实的跟前，莫索里尼失去了他的威风，拿破仑的史迹没有了重量；这是人类不灭性本体的表现。多可爱呀，这单纯的信仰！多可亲呀，这精神的勇敢！
我们离着意大利有千里路程，你们也许从没有见过一个意大利人；他们近年来国运的转变，战前战后人民遭受的苦痛，我们只看作与长安街上的落叶一般的不关紧要，但在玛利亚口音里，只要你有相当的想像力，你可以听出意大利民族的声音；岂止，人类不灭性在非常的时节最集中最不可错误的声音。我们应当在这里面发现我们自己应有的声音，现在叫重浊的物质生活压在里面，但这时代的紧急正在急迫的要求它再来一次的吐露，我们可以在那位奇奥基太太的描写里，找着我们自己怪寒伧的小影：“她自己逼窄的舒服的生活，新近为了共产党到处的闹，也感觉不安稳与难过，这一比下来显得卑鄙而且庸劣了。”我们每天上街去，也与太太一样聪明，就拣一件“顶克己的衣服穿上为的是要避免人家的注目，”玛丽亚有胆量戴着她信仰的徽章昂昂的上街走去——一个十字架，一块国旗；你自己考查你每天戴着上街去的是什么徽章？这次我碰着不少体面人，有开厂的，有办报的，有开交易所的。他们一听见我批评共产，他们就拍手叫好，说这班人真该死，真该打，存心胡闹，不把他们赶快打下去还成什么世界？唔！好让你们坐汽车的坐汽车，发横财的发横财，娶小老婆的娶小老婆！在他们看来，正如小说里的奇太太看来，“那班人只是野畜牲啃断了铁链乱咬人来了。”单只从为给这班人当头一个教训看法，什么形式的捣乱在上帝跟前都得到了许可。他们颟顸的漆黑的心窝里从没有过一丝思想的光亮，他们每晚只是从自私的里床翻身到自利的外床，再从自利的外床翻到自私的里床！同时这时代是真的危险，所有想像得到与想像不到的灾殃教像烘干了的爆竹似的在庭心里放着，只要一根火纸就够着了。灾难、危险，你们想躲吗？躲是躲不了的；灾难、危险，是要你去挡的，是要你去抗的，是要你去伸手去擒的；你擒不住它，它就带住了你。只有单纯的信仰可以给我们勇敢。只有单纯的理想可以给我们力量。“他们是对的，要不然他们就是错的，”奇太太受了玛利亚的感动第一次坚决的这样想，我们在没有玛利亚这样人格摇醒我们的神志以前，我们至少得凭常识的帮助，认清眼前的事物，彻底的想它一个彻底。这“敢想”是灵性的勇敢的进门，敢反着你自以为见解的见解，想是思想的勇敢的进步。在你不能认真想的时候，你做人还不够资格；在你还不能得到你自己思想的透彻时，你的思想不但没有力量并且没有重量；是你的分；——等到你发现了一个理想在你心身的后背作无形的动力时，你不向前也得向前，不搏斗也得搏斗，到那时候事实上的胜利与失败反失却了任何的重要。就只那一点灵性的勇敢永远不灭的留着，像是天上的明星。
玛利亚是个极寻常的女子，她没有受过高深教育，她只是个工女；但一个单纯理想的灵感就使她的声音超越的代表意大利民族的声音，高傲的，清越的，不可错误的，墨索里尼法西斯的成功，不是因为他有兵力，不是因为法西斯主义本体有什么优殊，也不完全因为他个人非常的人格；归根说成功的政治家多少只是个投机事业家。他就是一个。我们不必到马契亚梵立（Machiaveli）的政论里去探讨法西斯主义的远源，不必问海格尔或是尼采或是甚至马志尼的学说里去追寻“神异的”墨索里尼的先路；他的成功的整个的秘密，我们可以说，我们可以在这想像的工女玛利亚的声音里会悟到。你们要知道大战后几年在意大利共产与反共产的斗争不只是偶尔的爆发，报纸上的宣传，像我们今天在中国开始经尝的；至少在那边东北部几个大城子里这斗争简直把街坊划成了对垒的战壕，把父子、兄弟、朋友逼成了扼咽的死仇——这情形我怕我们不久也见得着，虽则我们中国人的根性似乎比西方人多少缓和些（但这有时是我们的贼不是我们的德）其实你只要此刻亲自到广东去就可以知道人类热情压住理智时的可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