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他们知道太难为情了。也许只有佐伊这么想。

我的脑子里有个想法挥之不去：如果可以重来，我会有什么不同的做法？如果佐伊回到婴儿时期、回到蹒跚学步的时候，我会有什么不同？佐伊会有什么变化？对朱丽叶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当然，这些问题就像问为什么没有给我和克里斯更多的孩子一样毫无意义。

“你和妈妈一样看过《清秀佳人》吗？”我不知道她是不是会迎合这个涉及隐私的小问题。

犹豫了一下，她说：“马修。”

“马修？”我重复着，担心她就此打住。

出乎意料，她继续讲下去。她透过挡在眼前的刘海儿看着一只知更鸟在地上觅食，这是春天的第一个信息。街道两旁的树木冒出新芽，番红花的嫩枝拱出湿乎乎的泥土。“马修是我……”她吞吞吐吐的，明显犹豫不决，“我哥哥。”我表面上点点头，内心激动不已。找到拼图中的一块，杨柳有一个哥哥叫马修。杨柳有一个哥哥，一个看《清秀佳人》的哥哥。果然如此。

“你哥哥看《清秀佳人》？”这应该是妈妈和女儿一起看的书，杨柳却和她的哥哥一起看，我竭力忽视这一点。我想和她聊聊她妈妈，问她为什么不和妈妈一起看。但是，我什么也没说。

“是。”

我注意到提起哥哥马修的时候，她哀婉地叹息一声，声音里透出一丝伤感和一股悲伤。

我对这个马修充满好奇，他会在哪儿呢？

露比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声突然让我想起退烧药。我慎重地措辞：“我觉得露比发烧了，我在商店买了泰诺，也许有用。”我把药盒递给杨柳看，以此证明确实是泰诺，我没有想要毒害她的孩子。

杨柳看着我，眼睛里全是焦虑，她的声音变得像个孩子一样，问道：“她病了？”显露出她自己的纯真。

“我不知道。”

我看见婴儿在流口水，鼻腔堵满分泌物。杨柳同意给她吃药。我看了说明书。杨柳抱着孩子，我把草莓味的药挤进她的嘴里，看着露比安静下来，闭上嘴。我们等着药效发作，等着露比停止哭泣。我们等待、思考，思考、等待，等待、思考，思考、等待。

露比不哭以后我怎么办？和她们告别然后回家？把杨柳和露比留在这儿，留在雨里？

腹泻导致尿片过度饱和，她的外阴和臀部生出红色肿胀的尿布疹（和我想象的一样，藏在尿片下面）。仅凭这一点，就能让我尖叫出来。

“你们上次看医生是什么时候？”我问。

“我不知道。”杨柳回答。

“你不知道？”我吃惊地问。

“我不记得了。”她更正道。

“我们得带她去医院。”

“不。”

“我付钱。账单，医药费。”

“不。”

“然后去收容所。那里遮风避雨，能睡个好觉。”

“我不去收容所。”她再次重申。昨晚吃饭的时候她也是这样回答的，她的语气强调着这个信息。我不能责备她。我，本人，在调查收容所之前也深思熟虑了很久。收容所本身可能就是一个危险的地方，挤满绝望的男人和女人，由于环境所迫变成了凶残的捕食者。收容所有肺结核、肝炎、艾滋病等传染病。有时候收容所不允许携带个人物品入住。这意味着杨柳必须放弃她的皮箱和里面的珍爱之物。收容所有毒品、吸毒的人和贩毒的人；有虱子和跳蚤侵扰；有人在你睡熟的时候偷走你的鞋。在最冷的月份里，为了收容所里的一张床，他们要排几个小时的队。即使这样，也不一定获得一席之地。

“杨柳，”我有太多话想说。“L”线在我们的头顶呼啸而过，带走了我的声音。我停顿了一下，等着列车开走。“你不能永远住在外面。露比需要很多东西，你需要很多东西。”

她望着我，矢车菊一般的眼睛、浅褐色的皮肤，残余的眼妆更突出了她的眼袋。“你以为我想住在马路上？”她反问道，然后她对我说，“我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去。”

克里斯

房门开了，她们两个像溺水的老鼠一样站在那里。海蒂抱着一个婴儿，女孩身上飘着一股比茴香还刺鼻的气味。我揉揉自己的眼睛，我必须确认这不是幻觉，确认我的海蒂永远不会带一个无家可归的女孩回我们家，回她女儿生活和呼吸的地方。这个女孩衣衫褴褛，就是一个流浪儿。她几乎和佐伊一样大。海蒂向我介绍她的名字和我有气无力地报出自己的名字的时候，她都没有看我。（当记者过来告诉我，我将出现在下一期的《坦率的镜头》7节目上的时候，我不想显得太愚蠢。）

海蒂宣布“她今晚住在咱们家”。就这样，就像那些该死的猫来的时候一样，我目瞪口呆得既不会说可以，也不会说不可以，况且也没人征求我的意见了。海蒂带女孩走进我们的家，让她脱掉湿漉漉的靴子。她照做了，靴子里涌出一加仑的水流到地板上。她光着脚，没穿袜子。她的脚被泡白了，遍布水泡。我龇牙裂嘴的表情让海蒂和女孩同时顺着我的目光看向她的脚丫。我知道海蒂在想治疗的方法，而我只能期盼她没有传染病。

佐伊从房间出来，“这是……”她瞠目结舌。我以为我们的女儿不太习惯说脏话，所以准备替她说出来。你他妈的在想什么，海蒂？我刚要喊出来，海蒂已经请女孩进屋，并且介绍我们的女儿给她认识。佐伊沉默地看了一眼流浪女，然后转向我寻找答案。我能做的只有耸耸肩。

女孩被电视吸引，篮球赛：芝加哥公牛队对底特律活塞队。我听见自己问——没有其他更好的话题——“你喜欢篮球？”她直截了当地说“不”，然后目不转睛地看着电视，好像这辈子没见过电器似的。她说话的时候，我闻到细菌发酵似的口臭。我想知道她上次刷牙是什么时候，她的牙齿也许促进了那些“毛茸茸的东西”生长。难耐她身上的气味，我走到窗户边，推开一条缝隙。海蒂向我投来憎恶的眼神，作为回敬，我说：“怎么了？这儿闷得难受。”真希望雨一直下，带走空气里的恶臭。

女孩像被逮住的猫一样紧张不安，她的眼睛在房间里搜寻着一张她可以躲在下面的床。

我判断不出哪一个更超乎寻常，是陌生的女孩来家里，还是海蒂抱孩子的样子。她像抱自己的孩子一样，用手掌托着婴儿的头，下意识地摇来摇去，深情地注视着婴儿。当电视插播广告、屋子里有几秒钟安静的时候，我听见她轻声地哼唱。

“我回自己房间了。”佐伊穿过大厅，使劲关上屋门。

“别理她，”海蒂对杨柳解释，“她有点儿……她十二岁。”

“她不喜欢我。”杨柳说。是的。我想，她不喜欢。

但是海蒂说：“不会的。她有点儿……”她想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可是无言以对。“她烦所有事。”她说，好像所有事并不包括这个新到我家的陌生人。

“你可以待在这儿。”海蒂带她走进我的办公室，那里有为客人准备的一张上等沙发床。可惜她不是客人。我站在门口看着海蒂把孩子递给女孩，自己整理沙发上我的资料，然后恶狠狠地堆在我的办公桌上。

“海蒂。”我叫她，但是她忙着腾空沙发，把靠垫一个个扔到地上，根本没空搭理我。

“你需要的是，”她对女孩说着，女孩站在旁边，紧搂着婴儿，提着滴水的箱子，和我一样浑身不自在，“一个好觉，一顿美餐。你喜欢鸡肉吗？”女孩迟疑地点点头，几乎看不出来，海蒂接着说：“我们吃焗烤鸡肉意粉怎么样？还是鸡肉馅饼更好？口感好，还能舒缓心情。你喜欢鸡肉馅饼吗？”

我空白的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我以为我们是素食主义者。海蒂把鸡肉藏在哪儿了？

女孩犹豫着。海蒂噼里啪啦地把一沓报表和我昂贵的财务计算器扔到地上。我忍无可忍，挤进屋里，一张一张地捡起来。女孩从地上捡起计算器，抚摸着上面的按键，然后紧张地递给我。我嘟囔地说了一声“谢谢”。接着，我又叫了一声“海蒂”。这次她推开我走出去，留下我和女孩在房间里单独待了足足二十秒，到衣柜里翻出一套带条纹的床上用品。女孩注视着我，我从墙上拔下打印机的插头，拿起笔记本电脑和打印机就往屋外走，力不从心，打印机拖着电线碍事地绊着我的脚。在门口我大声叫海蒂，当她棕色的眼睛对着我的时候，我突然咆哮起来：“我要和你谈谈，马上！”她把床上用品放在支开的床上，跟在我身后走出房间。她怒气冲冲的，好像我是个顽固的莽夫一样。

“你到底在想什么？”我在走廊里盯着她问，“带那个女孩回咱们家。”打印机太重了，我失去平衡，撞在墙上。海蒂视若无睹。

“她没地方可去，克里斯。”她站在我面前，穿着那条恶心的紫色睡袍，头顶贴着沾了雨水的头发。她双眼放光，我想起十二年前我下班回家的那个晚上：餐厅里烛光环绕，她一丝不挂地坐在中间，完美无瑕。她跷着二郎腿，端着一只红酒杯。那只酒杯是我们花了十美元为特别时刻专门手工制作的。桌子上有一瓶红酒，圣皮尔干红。海蒂的眼神竟然见鬼似的和现在如出一辙。

“她要待多久？”我问。

她耸耸肩：“我不知道。”

“一天？一周？是哪个，海蒂？”我的声音越来越大，“是哪个？”

“婴儿在发烧。”

“那就去看医生。”我生硬地说。

海蒂摇头：“她不想去。”

我蹒跚地走进厨房，把我的移动办公室设在餐桌上。我摊开双手，恼火地举在半空中。“谁在乎她想不想，海蒂？她就是一个小女孩。也许是离家出走。我们在收留一个离家出走的孩子。你知道这会带来什么麻烦吗？”我一边说，一边在厨房的抽屉里找出电话簿，在检索里翻找非紧急救援的电话号码。难道这不算紧急情况吗？一个陌生的女孩在我家里，对我而言和非法入侵差不多。

“她十八岁。”海蒂强调。

“你怎么知道她十八岁？”

“她说的。”她可笑地回答。

“她没有十八岁，”我对我的妻子保证，“你必须向当局报告！”我要求。

“我们不能那么做，克里斯。”从我手里抢走厚厚的电话簿，啪的一声合上，书页折在里面。“你怎么确认她没有受到虐待？没有被强奸？即使她是离家出走，也应该有足够的理由。”

“那就打电话给‘儿童与家庭服务部’，让他们解决。这不是你该操心的事。”

但是，这当然是她的事。凡是在绿色地球上被忽视的、被虐待的、被遗忘的、被抛弃的、被忘记的、挨饿的、挨打的、挨骂的人就是海蒂操心的人。

我对此毫无疑问，我永远也赢不了这场争论。

“你怎么知道她不会杀了我们？”我认为这是一个好问题。我仿佛在早间新闻上看到了关于我们的报道：林肯公园公寓全家被杀。

那个女孩，她站在我办公室的门口看着我们。她的眼睛是变化无常的蓝色，带着血丝，透着疲惫。她的头发挡在脸前，她的嘴上没有笑容。她的额头上有一块瘀青，似乎要证明海蒂的话是对的。“我也有同样的问题。”她嘟囔着。她的目光顺着淡褐色的墙壁上移，停在屋顶上，然后说：“我害怕的时候，信任你。”我的下巴快要落到地上了。我百分之一百地确信当我愚蠢地问一句“信任我？”时，彼得·丰特将带着相机从前门闯进来。

“上帝。”女孩说。海蒂看我的表情好像我是无神论的野蛮人。

海蒂愤怒地瞪着我，然后起身，飞快地走出去，大声地说：“我怎么没让你洗个热水澡呢，杨柳？你可以多泡一会儿，我带露比。换上干净衣服感觉好极了。我打赌你和佐伊一个尺码。我保证她乐意给你衣服穿。”

胡说八道，我知道佐伊连氧气都不愿意和这个女孩分享，更别提衣服了。佐伊开着卧室的环绕立体声，男孩乐队的演奏声回荡在整个房间。

我看着海蒂从杨柳的手里抱走婴儿，带杨柳走进浴室。

当浴室的门关上以后，我一头扎进橱柜，寻找消毒水。

71948年开始在ABC电视网络开播的“真实的电视节目”。

杨 柳

这些日子，我对妈妈仅有的记忆也不见了。没有照片留下她乌黑的长发、黝黑的皮肤和漂亮的蓝眼睛。约瑟夫确认过了。他站在我的卧室里说我不能总是生活在过去。在我曾经的卧室里，床上的被子是用碎布拼的，窗户总是漏风，所以冬天从来没有暖和过，但是夏天总是很热。墙上金色的鲜花壁纸从接缝处掀起来，满屋的壁纸都这样悬在墙上。但是妈妈不时地在我的脑海里闪现：她在浴室里给达尔夫人剪头发时映在镜子上的影子，她看电视时的咯咯笑声。我看见她在被太阳晒得发烫的草地上支起一张破旧的塑料睡椅，躺在里面享受日光浴，而我就在旁边，把手指伸进脏兮兮的土里挖虫子玩。我们照着从图书馆借回来的朱莉娅·查尔德8的烹饪书做饭，妈妈站在厨房里，举着芥末酱，有半瓶芥末正顺着她的白衬衫流淌。我们笑作一团。

我眼看着约瑟夫当着我的面把妈妈的照片撕成两半，接着撕成千万块碎片，碎到我无论如何再也拼不起来。然后，他强迫我从地上捡起这些纸屑，监督我走下台阶，把它们扔进如山的垃圾堆里，再押我回房间。男孩们则在一旁观赏，好像是我撕的似的。“我不想听见你提一个字。你听见了吗？”约瑟夫命令我。他有两米多高，长着金黄色的络腮胡子，眼神像鹰一样严厉。后来他又补充道：“乞求上帝宽恕。”

好像爱妈妈是罪过。

从那以后，我对妈妈的记忆开始变得支离破碎，我甚至不知道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我翻来覆去地想，比如，她笑的声音，她用手指梳理我染过的头发的感觉。我躺在自己的床上，蒙着被子，绞尽脑汁地拼凑有关妈妈的小碎片，以此度过漫漫长夜。她的鼻子是什么形状？她有没有